编者按：“ 中国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巴甫洛夫式的训练’，就是要明确地告诉美国：只要你敢对中国采取行动，就一定会遭到中国的反制。 ”1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接受新西兰Channel33中文电视台专访时强调，中国在对美斗争中所展现的立场，对其他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现将专访全文整理发布如下： （全文约9800字，预计阅读时间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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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西兰创造了多个对华“第一”
窦蓉：今年是新西兰的大选年，拉克森总理曾担任企业CEO，尤其重视经济发展。谈及经济，新西兰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很深——中国已连续十多年成为新西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对于新西兰这样一个经济体量较小、以农业出口为主的国家而言，您认为我们需要采取哪些举措，才能真正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或促进中国与新西兰的经济合作，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呢？
王文：其实新西兰，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个小型经济体。
窦蓉：不是小型经济体吗？
王文：对中国而言，我认为新西兰整体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个极为安全、宁静的国家。尽管距离有些遥远，但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因此，我们并不觉得新西兰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经济体，相反，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体。而且，从双边关系的一些重大事件来看，新西兰创造了诸多对华“第一”。
新西兰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MOU）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国家。从这些方面足以看出，双方彼此尊重，相互认可对方的优势。在中国看来，新西兰无疑是发达国家，而中新关系正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双边关系的典范。
所以我认为，新西兰是发达国家中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之一。这些年来，中国和美国、G7国家的关系都非常微妙，甚至有很多斗争，但是中国和新西兰之间，我们很难听到负面消息，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我认为整体上都是正面的。
02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下的韧性透视
郑经纬：3月初，中国两会就要召开，大家都很关注中国经济。在今年的两会，中国政府会不会有一些“灵丹妙药”，能够让中国经济变得更好？
王文：我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像一些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糟糕。大概过去的两三年，在整个西方媒体圈里面流行的一个论调，叫Peak China，即“中国见顶论”。这种论调，我认为和现实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中国经济最大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 房地产行业 相对比较低迷。低迷到什么程度呢？从2021年到现在，差不多四年左右时间，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大概都跌了30%、40%，甚至50%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第二个方面，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比如少子化问题。所谓少子化，我们可以通过一组简单的数据来直观理解：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十五六年间，即1962年到1978年，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之间，这意味着大约每三年新增人口就超过1亿。正是基于这样的人口增长态势，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到2010年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开始逐渐放缓。到了2023年，也就是三年前，人口数量达到了顶峰，为14.2亿，此后便不再增长。在过去三年里，中国人口呈净减少状态，每年减少约100万到200万人口。
30%的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而年轻人数量较少。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产力和劳动力方面的问题。当然，生产力和劳动力并非最关键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消费能力下降。因为可以让机器人进入工厂，机器人不会进行消费，却能持续工作。劳动力并非最为关键，正如你刚才所提及的，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已实现自动化。最为重要的还是消费能力的下滑。
这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压力。因此，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便是刺激消费。2025年，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约为65%，整体表现良好，稳住了经济基本盘。由此可见，尽管房价下跌了40%—50%，中国经济整体仍保持相对稳定。若换成西方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房价若下跌50%，恐怕早已引发金融危机。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人储蓄率较高。所以，全球恐怕只有中国，政府会呼吁大家减少储蓄。
当前刺激消费的核心在于创造新需求。例如，我们推行以旧换新政策，涵盖汽车领域，尤其是新能源车；再如城市老旧房屋改造——许多家庭居住的是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购置的老房子，通过对这些旧房进行整体拆除与重新改造，能够有效拉动全链条消费。基于此，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广阔。
郑经纬：我观察中国的情况，发现央行目前也在实施货币政策。当下处于货币宽松阶段，资金正逐步释放，不过释放的节奏较为保守，但已经呈现出一定的态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存在货币宽松的趋向呢？
王文：刺激消费的方式和手段其实非常多样。比如，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政府财政补贴，鼓励民众购买更多日常消费品。就像去年，我把家里用了十年的洗衣机换了，随后也更换了电视。如今，更换这些家电花费并不高，只需两三千元人民币就能搞定。我还换了新款华为手机。
2025年末全国住户存款余额达167.04万亿元，人均存款约为11.89万元。这些储蓄自疫情后开始大幅增长，大家不禁会想，是不是因为疫情带来了不安全感？然而，即便疫情结束，储蓄仍在持续增加。所以，倘若能让民众将这储蓄中的一半用于消费，那会是怎样的概念呢？这意味着中国当下的GDP将增长50%。2025年中国GDP为140万亿，若能额外消费75万亿，就相当于GDP增加了超过50%。由此可见，从这个层面而言，刺激消费至关重要。
第二点，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于过去有所放缓，目前只到5%，但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这一增速仍较为可观。
另一方面，中国整体的生活水平在过去实现了显著的高质量提升。
比如说郑经纬老师，不知道您有多少年没回中国了？现在，我们的城市治安整体上非常安全，就像奥克兰、像新西兰一样安全。北京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如今也像奥克兰那般蓝天白云常驻，生活更为舒适，食品也更有安全保障。更重要的是，我们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营商环境因此变得越来越好。
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一点被西方低估了。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物价水平保持稳定，通胀率始终处于低位。这一点大家感受最直观——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本维持在1%左右。1%的通胀水平是非常低的，这一水平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中国的日常消费为例，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收入虽不高，但日常消费成本却很低。比如公共交通方面，乘坐公交车有政府补贴，票价仅需一元；地铁的价格也十分便宜。再如蔬菜、肉类等普通生活物资，价格同样保持在低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低收入者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整体上我认为是相对可承受的。
美国华文媒体里最近几个月流行一个说法，叫“斩杀线”。中国没有所谓的“斩杀线”，反而有保障底线。比如过去十几年，中国通过扶贫让一亿多人脱贫；如今，政府对这些相对中低收入群体也建立了监测机制。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又有趣的例子。因为孩子上学，我搬到了学校附近的学区住，但我自己另有一套房子，只有周末才回去，那套房子比学区房大一些。刚开始的时候，居委会给我打电话问：“家里的水电都没在用，是不是出什么状况了？”他们是出于关心，担心我可能有健康问题，或者财务上遇到了困难——毕竟水电表都没有走字。
所以在中国，其实有这样一套监测机制：如果你遇到困难，从小区居委会到当地政府，都会主动提供帮助。我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好。西方现在经济状况混乱，应该学习中国的宏观调控模式，而不是过去那种计划经济了，现在的宏观调控和当年的计划经济已经不一样了。
窦蓉：其实说到消费问题，我有个疑问想请教王教授。作为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普通民众，我想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是陕西西安人，上个月刚回国回老家。在这时，西方媒体常报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时我也了解到不少政策，比如大宗商品以旧换新、各类补贴和国补等。这让我联想到新西兰New Market那边的景象——所有店面都空着，格外冷清萧条，实体经济状况很差。所以我原本以为，如果中国经济真的不景气，大概也会是这般模样。
但是我回去后实际感受到的并非如此，整个社会的繁荣度和欣欣向荣的氛围，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样。我想请教王教授，为什么我们一边在讨论经济发展似乎没有那么理想，而民众实际看到的却是国内旅游市场火热、高铁上座率很高的景象，这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
王文：我觉得这就需要我们的媒体人，需要我们学者更多地反映实情。
一方面要承认自身存在的不足，当前的经济增长确实低于过去10%、12%乃至最高13%的年度GDP增速，我们不得不正视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经济增速的放缓恰恰换来的是高质量的发展，是更可持续的稳健发展。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推动民众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看清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刻意打压背后的用意。他们持续唱衰中国经济预期，试图以此遏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不希望中国实现崛起，这种企图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们当然需要更加客观地去讲，一方面我们要正视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郑经纬：我想今年中国的两会应该还是会着重经济刺激，尤其是刺激消费。到时候大家可别错过我们的报道。当然，整体来看，中国经济目前确实存在不少刚才提到的短板，该如何弥补这些短板？又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王文：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2035年经济总量要在2020年基础上实现翻一番。若能达成这一目标，中国经济总量大概率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若按15年翻一番来计算，从复利角度推导，对应的年均增长率为4.7%，即年均GDP增速需达4.7%。对发达国家而言，4.7%的增速已相当可观。未来十年，只要经济增速能保持在4.6%，就已属理想状态，足以达成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完全可能的，因为2025年我们又实现了5%的增长，所以在未来，我认为4.6%的经济增速是完全没问题的。
“十五五”规划是在两个月前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其中明确了一个重要目标：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水平大致相当于新西兰目前的发展程度。
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基数庞大，要达到新西兰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未来我国经济将持续增长。正如刚才郑经纬老师提到的，两会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人民能够享受到更高品质的产品，以及更多自然、文旅等生活体验和服务；高水平开放，则意味着我们要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其中也包括新西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机遇。
郑经纬：这个想法真不错，因为中产阶级群体扩大后，新兴城市会随之崛起，原本的五线城市说不定能发展成一线城市呢。
王文：所以房地产行业其实仍有机会，不一定局限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应该说，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高度依赖房地产。过去，中国经济约30%到35%的增长依靠房地产，因为它的拉动效应显著。但现在，若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率降至10%以下，那么剩下的90%要靠什么支撑呢？靠其他消费领域，靠高科技产业，还有出口、投资等其他经济驱动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这些年，已经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型，这个转型很多国家都没有实现，就是我们去房地产化的转型。即使没有房地产，但中国经济还能非常好。
03
双向奔赴：中国反围堵与西方对华务实回归
郑经纬：下一个话题，英国首相斯塔默1月28日到访中国，此前韩国总统李在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相继来访，接下来还有德国的相关人士，各方似乎正排着队前来。他们纷纷来到中国，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仅仅是出于经济考量吗？
王文：其实当下，整个西方世界正面临一个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新契机。过去这些年，人们总在说“中国已达巅峰”，但最终却突然发现中国依旧实力强劲。二十多年前，“中国崩溃论”的论调也曾甚嚣尘上，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稳步发展至今。
所以现在，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优势。比如斯塔默，以及前几天的卡尼，再往前推两个月，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然，这段时间还有你刚才提到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以及芬兰总理、爱尔兰总理也都纷纷来访。由此可见，我认为各方正在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此聪慧的人民、如此丰富的新兴科技，以及如此稳定的政策环境。
中国的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不会朝令夕改。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确定性的国家，我们的政策规划已清晰延伸至2035年——不仅明确告知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而且五年规划的执行率一直处于极高水平。如今，2030年乃至2035年中国将发生的变化，我们都已做好周密规划。这种确定性为世界带来了希望，让各国坚信：投资中国是可靠的，与中国交往是稳定的，同中国成为朋友、建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更是值得信赖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整个西方世界正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这也意味着，大约八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行的所谓对华封锁或脱钩战略，已经彻底失败了。过去常被提及的“decoupling”（脱钩）政策，如今看来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郑经纬：来的都是美国的盟友。
王文：是的，他们都要跟中国打交道。加拿大总理也是时隔八年首次访华，在特鲁多政府时期，发生了孟晚舟被非法拘押事件，自那时起，中加关系便开始下滑。同样是八年前，英国的特雷莎·梅政府结束后，几任英国首相都表现出亲美倾向，因此也一直没有访华。如今，斯塔默来访，同样是时隔八年后的再次互动，我们将其视为务实外交与理性外交的回归。
郑经纬：西方领导人都有选举压力，会不会是国内经济形势逼着他们要到中国来？
王文：无论是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还是企业CEO，都相信与中国合作一定能为本国经济发展带来助力。
比如说英国，他们既需要中国的大量投资和商品，也希望中国进口英国的各类服务。目前，中英服务贸易规模已达300亿，英国在金融领域优势显著，我们对其金融服务的进口需求，也将为英国经济复苏提供助力。因此可以说，与中国合作无疑是机遇，而非挑战。
窦蓉：说到这里，我想请教教授一个问题：自去年特朗普开启“2.0时代”以来，各国在关税压力与美方强迫性举措下，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需拓展更多可能性，因此愈发重视与中国的深化合作。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国家只是将中国视为可权衡的筹码？比如像印度，当察觉到特朗普政府对其缺乏友好态度、未展现盟友姿态时，便向中国释放部分合作热情；可一旦美国转而拉拢或施加压力，这些国家是否又会倒向美国阵营？
王文：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的关税压力，无法对冲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利好。事实上，关税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美国仗着自己尚存的几分余威，对他国加征关税，却给自己造成了巨大损失。加征关税会加剧本国通胀，而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本就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所谓的关税，实际上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过去几个月，我接触了好几位欧洲的学者，包括其他国家的学者他们最爱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怎么样在关税问题上让美国人怕的？”
我认为中国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巴甫洛夫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让狗坐下，只要我扔块肉，它就会听话照做。那为什么也要对美国开展这样的训练？就是要明确地告诉美国：只要你敢对中国采取行动，就一定会遭到中国的反制，而且我们的反制是对等的，也就是reciprocal countermeasures，最后美国被迫跟中国来谈判。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已开始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正因如此，我们并不惧怕美国——当美国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出手后也会遭到反击，并且切实感受到了疼痛，其国内的选民，尤其是农产品从业者，很快就会面临产品滞销、积压成山的困境。由此可见，在对美斗争中，中国既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充分展现了大国应有的威严。
去年开始就非常明显了。所以到了去年10月底，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面以后，中美贸易战就暂时休战了。这是美国首次在对外贸易战中休战。
从某种层面来讲，在中美关系中，我们对美国的态度始终保持着确定性——相互尊重、以礼相待、合作共赢。你对我友好，我便以友好回应；你愿意合作，我就积极开展合作；你若执意对抗，我也必定奉陪到底，绝不畏惧。正因如此，中国在对美斗争中所展现的立场，对其他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
郑经纬：所以加拿大就开始“站起来了”。他们也看懂了。
王文：对美国，我常说，合作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斗出来的。你若跪下恳求“我们合作吧”，他只会变本加厉地打压你；但你若明确告诉他“我们合作吧，可你要是不合作、想打我，我一定奉陪到底”，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合作。
窦蓉：说到这我想到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展开畅想：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若以竞争的方式争取更多发展空间，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美国当初提出“去中国化”，正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让它感到了威胁。那么现在，如果其他国家逐渐认识到与中国开展外交或进行更务实的交往所能带来的好处，未来是否有一天我们也能实现“去美国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又能否因此改变呢？
王文：我觉得所谓“去中国化”，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不再只是一个国家，中国现在已经化身成为某种生活方式和某种文明。你怎么能跟这种生活方式和习惯做切割呢？你会突然发现，所谓的“去中国化”，就等同于将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从生活中彻底剥离；这就像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最终只能赤身裸体。由此可见，“去中国化”完全是一个谎言，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关于“去美国化”，虽然我但从某种层面来看，“去美国化”或许难以完全实现，不过至少可以推进“减美国化”。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过高，这种依赖体现在贸易、货币乃至科技等多个领域。因此，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对我们而言可能更有利于保障自身安全。比如在货币领域，若过于依赖美元，美国就可能借此对我们实施制裁；而一旦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其制裁的威力自然会有所减弱。
所以我说De-Americanization，“去美国化”，其实就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回归到本国。那么那些刚才郑经纬老师讲的，为什么西方领导人都要到中国来，其实就是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更多地跟中国搞好关系。某种层面上也是一种diversity，一种多元化。这对他们本国的利益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中国也并不害怕，即便你把我当作与美国博弈的筹码，那也欢迎——欢迎把我当筹码，这恰恰说明我是有价值的，我也愿意与你交往。这样对你有利，对我也有好处。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更广泛的交换，只要这种交换是透明、平等且相互尊重的，更多的交换与互动就是如此，外交本就是基于交换与互动展开的。
04
减持美债与资产多元化：
以确定性应对世界不确定性
郑经纬：另外我们注意到，鲍威尔在1月28日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眼下他即将卸任，通胀问题仍未缓解，而特朗普又面临巨大压力，一直在呼吁降息。你认为维持利率不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多大影响？这一举措究竟是利是弊？
王文：我感觉这些年中国人对美国利率的关注不像过去那么密切了。实际上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比中国更为严峻，通胀就是个棘手的难题。如今关税与利率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局面。站在特朗普的立场，他必须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可一旦降息，通胀又会加剧，因此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鲍威尔在下台前宣称利率不变，某种程度上是对特朗普的又一次“将军”——我搞不定你，但可以用政策不变来表达反抗，这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种体现。
郑经纬：如果鲍威尔下台后，美国真的走低利率，对中国经济有没有影响？
王文：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维持相对低利率的可能性本就不大。若利率过低，大量对美投资与美元将逃离美国，转向其他更具吸引力的市场，这显然对美国不利。假设利率降至1%，巨量美元甚至会涌入中国——毕竟中国一年期利率仍有1%以上，投资年化收益率可达3%—5%。因此，对于美国利率下降的可能性，我们不妨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中国利率现在跟美国没有挂钩，是看自己的需求。中美利差在减少，中国利率目前保持较好弹性，不过未来也不排除为刺激经济而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中美经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美国的投资与股市相对活跃，但泡沫成分较大；中国则是泡沫挤压过度，反而希望适度提升市场热度。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已达到100甚至1000的高位，而中国企业的市盈率大多仅在10至20之间。美国的房价与物价水平居高不下，中国则相对处于低位。由此可见，中美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在同一层面，中国针对美国的相关政策也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郑经纬：我注意到近期抛售美国国债的力度相当大。此前曾有传言称特朗普计划发行百年期国债，这种债券本质上类似于“打白条”且不支付利息，还要求其他国家用手中有息的美国国债进行置换，以此作为“忠诚”的表现。尽管这一计划尚未付诸实施，但今年仍存在推进的可能性。中国大规模地减持美国国债，是否属于“去美元化”进程中的一环呢？
王文：对。我认为中国对美元风险和美债崩盘是有预案的。美元债务已到38万亿，我觉得不超过三年很可能到50万亿，美元崩盘已进入倒计时。过去一年黄金价格这么高，就是明显的信号。
过去一年，黄金价格涨幅达30%至40%。一年多前，每盎司黄金价格约为3600美元，如今已突破5000美元。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投资者的避险需求。手中持有闲置资金时，常见的资产配置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存入银行。目前中国的存款利率仅约1%，而美国的存款收益与通胀水平基本抵消，显然并非理想选择；其二，购置房产。当前房地产市场不仅涨价空间有限，还面临房产税的压力，时机尚未成熟，只能暂作观望；过去投资者还会考虑配置美国国债，10年期美债曾有4%至5%的收益率，尚且可观，但随着美债违约风险上升，资金纷纷转向黄金避险。大量游资涌入黄金市场，推动其价格持续走高。尽管当前金价已处于高位，但市场普遍认为短期内仍有上涨空间。
郑经纬：就像避险操作一样。中国将持有的1.3万亿美元美债减持至目前的6000多亿美元，持续抛售的过程中，是否会转向购买黄金？政府的这一系列动作本质上也是出于避险考量。
王文：中国避险当然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国际债务多元化，不能只是买美元，还可以持有其他国家债务，分散风险，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郑经纬：“一带一路”是否也是一种方式？
王文：当然。外汇储备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成果，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
郑经纬：这个数字保持当前水平比较合适，还是需要再提高一些或降低一些呢？
王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应予以保持，这一水平大致是适宜的。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总量背景下，多年来维持这一规模的外汇储备，属于较为理想的状态。未来中国将有大量投资流向海外，过去十年间，中国每年的对外投资约为1500亿美元，其中进入新西兰的投资占比极低，大概不足1%，金额约在14亿至15亿美元之间。若这一占比提升至2%，投资规模将实现翻倍，这完全具备可行性。新西兰市场具有较大潜力，更多中国投资及人员的进入，对新西兰而言将是非常有益的。
郑经纬：如今中国各行业企业普遍制定了“走出去”的战略规划。那么，有哪些更有效的方式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不仅是销售中国产品，更要实现从“卖中国货”到“卖世界货”的跨越？
王文：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已进入第三阶段，即深度本地化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改革开放后，以零星出海为主，业态相对低端，多为开设小店售卖小商品、义乌货，从业者被称为“倒爷”，商品质量普遍不高。第二阶段则是成规模出海，企业开始在海外建厂，过去十年，纺织、服装、鞋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迁移。如今已进入高质量出海阶段，中国高科技产品成为出海主力，例如新能源汽车领域，比亚迪已在巴西等多个国家布局建厂。
新西兰其实可以考虑引进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以芯片产业为例，中国芯片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出口额已连续两三年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这类高科技产业不仅绿色环保，且新西兰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教育水平，具备承接条件。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将进一步聚焦品牌出海，尤其是高端品牌的全球化布局，通过深度服务当地市场，真正融入当地生活。
郑经纬：这有点像比亚迪在欧洲设研发中心，找一群欧洲人制造汽车卖给欧洲人。
王文：华为也是如此，还有中远海运，它在全球控股或管理着七八十个港口，并协助当地开展运营管理。这些港口不仅分布在非洲、拉美地区，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更是典型案例——该港曾濒临崩溃，自中远海运收购后，经过十年的精心运营，如今已成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也是服务当地、造福下一代的过程。
郑经纬：新西兰市场上也有不少像斐雪派克这样的家电、医疗器械产品，但更希望这些品牌能是中国的——比如美的，它就是近年来广为人知的中国品牌。
王文：所以新西兰应该是中国投资非常好的目的地，很有潜力。
郑经纬：时间过得很快，2026年已经开始。先和大家聊聊对中国2026年经济的展望，最后再和大家分享？
王文：2026年非常关键，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的一年。无论对中国人还是新西兰，都是重要机遇年。中国以确定性对抗世界不确定性，以高水平开放对抗某些国家保护主义，中国的确是机遇。希望通过新西兰中文电视台33台跟中国市场更多链接，通过更多节目推介新西兰，促进中新关系，彼此获得更多利益。
窦蓉：一听就是金马奔腾，马年以不变稳定和开放姿态，让更多人通过窗口或学术、市场环境了解中国。时间关系，今天一小时节目到此结束。感谢王文教授带来的精彩对话，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和您交流，无论线上连线还是您到新西兰来。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是中国高校第一所全球领导力学院。学院以“面向全球”“面向一流”“面向未来”为发展定位，以中外学生为培养对象，旨在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求、世界需求、中国需求的全球未来领导人和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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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重阳
RDCY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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