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一解放军师政委发现张老照片，奇怪的问：和我合影的大娘是谁|华野|炮兵|纵队

1975年深冬的一个黄昏，兰州军区某师机关的灯光一点点亮起来，值班室里却突然安静下来。有人从桌上拿起一本略显陈旧的《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集》，随手翻动，又悄悄停住脚步，把书推到了师政委施夫俊面前：“首长，您看看，这人是不是有点眼熟？”

照片上，一位身着解放军军装的年轻军官正凝神看着地图，一位头发花白、衣着朴素的老大娘伸手指向远方，那种专注的神情仿佛要穿透纸面。施夫俊愣了半晌，缓缓说出一句话：“这不是眼熟，这是我。”

那是三十年前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硝烟正浓，他还只是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某部的炮兵连连长。可有意思的是，他清清楚楚记得那天炮火隆隆、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山村，却怎么也说不出，这位冒着危险为他指示目标的沂蒙大娘，到底叫什么名字。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人是不是还在？家境如何？子女有没有回过这个故事？这些问题突然像压在心口的石头，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政委有些坐立不安。那天夜里，他几乎没怎么合眼，第二天提笔写下《从一张历史照片想到的》，寄往报社，希望能借社会的力量，找回这段欠下多年的“人情账”。

一、从“耍灯笼”到“猛虎掏心”：一场险棋怎么落子

镜头往回拨，要看懂那张照片背后的意义，绕不开1947年的华东战场。

1947年年初，鲁南战役结束后，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纵和一个特种兵纵队，主力基本集结在山东临沂一带。表面看，这是力量汇合，实际上，战后减员严重，部队疲劳，给养紧张，处境并不宽裕。

国民党方面的判断却完全相反。蒋介石认为，共军经过宿北、鲁南连战，伤亡惨重，是“强弩之末”，于是调集二十多个整编师，准备发起所谓“鲁南会战”，想借机一举解决华野。莱芜战役的出现，狠狠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李仙洲部五万多人被华野主力全歼，这才让蒋介石意识到，华野并未元气大伤。

有意思的是，即便损失惨重，蒋介石的基本思路仍没有变。从1947年3月起，他把“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把矛头对准陕北和山东两个方向，山东战场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集结了24个整编师，编成3个机动兵团，自南向北稳步推向鲁中山区，图谋迫使华野决战。

密集编组、稳步推进，对防守一方来说固然沉重，对反击一方来说，却是难以下手的“铁板一块”。陈毅、粟裕商量后，决定在大范围内拉开空间，打运动战，用不断变换的行动引诱敌人暴露薄弱环节。陈毅戏称这种打法是“耍灯笼”——让敌人被牵着鼻子到处跑。

在今天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入口处，可以看到那段顺口溜式的概括：“耍龙灯，战法好，指挥敌人跟我跑……”这是当年指战员们对那段艰难机动作战的形象记忆。但不得不说，几个月下来，敌人吸取了教训，编组越收越紧，阵形迟迟不肯拉开，华野虽然在泰安全歼整编72师，却始终没等到更大的战机。

长期奔波之下，前线情绪开始出现波动，战士们边走边编打趣：“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板扑扑扑。”带着一点累、带着几分不理解，却没有怨言。粟裕多年后回忆，仍感叹战士们那种既憨厚又执拗的可爱劲儿。中央方面对这种状况其实十分清楚，多次电示华野，要“忍耐待机”，千万别躁动，只要熬得住，总会有破局的一刻。

局面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947年5月。华野主力在莱芜、新泰以东地区大踏步后撤，蒋介石误以为这是“无力再战”的表现，指示顾祝同放胆追击。5月10日，顾祝同命令三个兵团向博山、沂水方向猛插。此时，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为了争功，没有等其他兵团配合，就急不可耐地让整编七十四师为尖刀，在整编二十五师、八十三师配合下，由垛庄、桃墟之间向坦埠挺进。

坦埠，是华野当时的指挥中枢所在。汤恩伯这一手，既冒险，又确实凶险。如果让七十四师先行扑到坦埠附近，一旦华野指挥中枢受挫，后果不堪设想。粟裕并非神仙，不可能一开始就把敌人的每一步都算得分毫不差。华野原先的打算，是集中力量解决桂系的整编四十八师和第七军，结果在行军途中，从俘虏口中得知张灵甫率领整编七十四师正剑指坦埠，才意识到这步棋的杀机。

情报摆在桌面上，必须立刻抉择。是继续执行原定方案，吃掉桂系部队，还是冒风险“猛虎掏心”，直取七十四师？粟裕最后下定决心，集中华野主力，以五个纵队外加特种兵纵队，穿插到整编二十五师、八十三师之间，把七十四师牢牢钉死在孟良崮周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一场豪赌。张灵甫并非盲目冒进，他行军过程中一直设法依托二十五师、八十三师的侧翼，保持联系。华野部队要钻到三个整编师之间，形成合围，就意味着外线阻援部队必须以相对有限的兵力，挡住第五军、第七军、整编二十师、六十五师、十一师、四十八师等多路援军。如果外线稍有闪失，里面围攻七十四师的部队就可能瞬间陷入被围之危。

从战役全局来看，孟良崮之战，华野其实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在棋盘上走了一步极险却又极准的棋。也正因为如此，前线每一门火炮、每一挺机枪该指向哪里，就不只是战术问题，更是关乎全局的命门。

二、刘家河疃的方向：一位大娘与一门炮

1947年5月16日上午，孟良崮战役已经打到第三天。外围阵地基本被华野攻克，七十四师的主力被压缩在狭小的地域里顽抗，战局已经明显倾斜，但战斗远未到松口气的时候。

外线援军对孟良崮的压力始终很大，尤其整编二十五师、八十三师一再向战场方向靠拢，用密集的炮火压制华野部队的阵地。战壕里的人都很清楚，只要援军拔开一点口子，七十四师就有可能趁机突围，战役结局就要打上问号。

就在这个关头，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炮兵连连长施夫俊接到上级命令：根据侦察情报，敌整编八十三师某团团部设在刘家河疃村的一家商店，必须用炮火准确打击，迟滞乃至破坏这一路援军的指挥。命令清晰，任务紧急。

问题在于，当施夫俊摊开地图，心里“咯噔”一下——地图上压根儿找不到“刘家河疃”这四个字。战时地图本就有限，许多小村落没有标注，这在山区作战并不罕见。没有坐标，没有参照物，炮兵就像摸黑开枪，哪怕有一腔热血，也难免有力使不上。

就在他拧眉盯着地图的当口，一位沂蒙老大娘挤到了前面。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手上还带着干活留下的裂口，一边喘着气，一边朝地图探身看去。“这儿，这一块就是刘家河疃。”她用手指着地图边缘的位置，又抬手指了指远处的山势，“你从这道岭往前数第二个沟，那下面就是村。商店在村东头，一进村就能看见。”

施夫俊愣了一下，下意识问了一句：“准不准？”

老大娘把手在衣襟上抹了抹，语气很干脆：“敌人就在那里。”

几十年后，他给人讲起这句话，仍记得那种斩钉截铁的神情。那一刻，谁都知道，这不是随便指一指，而是把自己的性命和村庄的安危，和前线的战局绑在了一起。

当时在一旁的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记者邹健东，敏锐地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把这一瞬间永远定格。这张照片后来成了孟良崮战役、乃至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军民关系的一张标志性影像。妙就妙在，没有摆拍，没有煽情，只是一位战地指挥员和一位普通乡村老人的对视，却让无数后来者看到了那种彼此信任的力量。

确定方位之后，施夫俊果断调整火力，指挥全连对准刘家河疃方向持续射击。从上午到深夜，炮阵地一再前移，一步步顶到距离敌阵地七十米左右的近距离。炮弹一轮轮打下去，敌方的火力点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八十三师的推进节奏被打乱，为整个战役的最后胜利清出了宝贵时间。

不得不说，这里有战争艺术的一面，也有极简单朴的一面。地图上没有的小村子，被一个熟悉山川沟坎的老大娘“补”了上去；高仰角的炮火，最终落实在一道道具体的山梁和屋舍上。历史书在这里变得有血有肉。

遗憾的是，当时战况紧张，一炮接一炮地调整，谁也顾不上多问一句“您贵姓”“家住哪庄”。一阵匆忙过后，战役继续推进，部队跟着总攻部队转移，这位老大娘就这样消失在人海，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三、沂蒙山里的人情账：几十年也难还清

要理解施夫俊后来为什么执拗地要寻找这位大娘，得把视线再拉开一些，看到整个沂蒙山区在那场大战中的付出。

孟良崮战役打响之前，中共中央华东局就对支前工作作了详细安排，在鲁中、鲁南、滨海等解放区进行动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民兵队等群众队伍。号召一出，沂蒙山几十万群众投入了空前规模的支前行动。

沂蒙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重要老区之一，与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齐名。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并不是夸张，而是很多普通农户当时真实的选择。

战役期间，国民党军沿途推进，沂蒙老区普遍采取“空舍清野”的办法，房子可以撤空，粮食可以藏起来，宁可挨饿，也不让对方就地取粮。可对解放军，态度完全相反：只要部队一到，烧火做饭、送水打井，几乎成了自觉行动。许多地方刚刚被战火扫过，村民一听说是“自己人”，立刻把柜底的粮食翻出来，推到前线去。

战斗打得激烈，伤员源源不断往后送。沂蒙山区的妇女、老人，既要扛伤员，又得准备草鞋、干粮、柴火。一些名字留在史料上的人，比如“沂蒙六姐妹”——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只是广大群众中的代表。她们一身湿衣裳站在冰凉的河水里，为部队搭人桥；战役期间，白天当向导、送弹药、送粮食，晚上烙煎饼、缝军鞋、洗军衣。统计资料显示，仅她们带领村里人烙出的煎饼就有十五万斤，军鞋五百多双，洗军衣八千多件，运草料万斤以上，而她们每天只吃一顿饭，却要走二十多里山路。

多年以后，张玉梅回忆那段经历，只说了一句：“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谁叫咱支（前），咱愿意支（前）。”这话听着朴素，实际上透露出一种很直白的价值判断——自己跟前线的这些兵，是站在一起的。

从数字看，这场战役支前的规模颇为惊人。战役期间的随军民工有七万六千人，常备民工十五万四千人，临时民工超过六十万人。外线民工把物资一担一担送上前线，内线的老人、妇女、儿童则留在村里，负责加工军需、照料伤员、看护转移来的物资。

在这些庞大的数字背后，是一户户具体的家庭。蒙阴县黄家峪村村长李在修，发现部队做饭缺少柴草，索性把自家“团瓢”拆了当柴烧。所谓“团瓢”，是用石头垒起来、上盖苇草的圆形小屋，在当地既是劳作工具的存放处，也是家里重要的附属建筑，说拆就拆，可见态度。

还有一个叫杨化彩的老大娘，听说部队缺军鞋，一口气送去了四双。战后部队给她拍照时，四岁的儿子光着脚躲在她背后。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家里极其拮据，孩子从小到大连双像样的鞋都没穿过。说白了，把四双鞋送出去，等于把自家的生活底子又挪出一块。

当年已经担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救护队教导员的蒋玉棠，晚年回忆孟良崮战役时，提到一段细节：冬天随部队行军，连日大雨，鞋子磨破了，就有人干脆光着脚走山路，西北风呼啸，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他带着火线救护队上前线，自己抢救伤员，还要叮嘱队员动作轻一点，“别让战士更疼了”，那次他们一口气救下三百多名伤员，后来被授予二等功。

可以说，沂蒙山群众在那几年和部队结下的是“生死账”。施夫俊个人的经历，就是其中一个缩影。他在沂蒙作战时前后负伤两次，都是靠当地群众掩护、抬送、照料，才得以保住性命再回到连队。他后来回忆，当炮兵连长的那些年，部队还远谈不上机械化，大炮转移、弹药搬运全靠人力，南方打仗时要架浮桥、拉火炮，北上山东后，因公路、铁路被国民党控制，炮兵只能走崎岖山路，为了减少拖累，他们连只保留两门炮、几百发炮弹，但即便如此，每门炮也需要三十多人轮替肩扛。很多支前民工是沂蒙妇女，一人肩挑两枚炮弹跟着部队走。

这种“你抬我一程，我护你一程”的关系，并不是一句“军民鱼水情”就能说完的。对许多参加过那一仗的人来说，这些经历成了此后几十年夜深人静时常常会回想起的一部分。

也正因为如此，当施夫俊在1975年无意间在书中看到那张照片，发现自己和那位大娘隔着时间再次“相遇”时，那些压在心里的记忆一起涌了上来。他很清楚，自己当年从战场活下来，身后站着的，是一大群像那位大娘一样的人。

于是，寻找这位大娘，不只是为了还一个个人情，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责任感——至少要弄清楚，曾经在那么关键的时刻站出来指路的人，到底是谁。

四、一张照片，两代人的寻找

施夫俊写的那篇《从一张历史照片想到的》见报后，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不小反响。蒙阴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作义注意到了这件事，他常年走村串户，收集战时口述资料，对孟良崮战役的旧事格外敏感。

“老大娘给炮兵指路”的故事，很快被他列入重点核实对象。他多次进山访谈，请当地老人回忆：1947年孟良崮战役时，有没有哪个村的老人跟部队炮兵打过交道？有没有人记得当年有记者拍过照片？不过，问来问去，大多数人都是摇头，零散的记忆很难跟照片上的具体人物对应起来。

2002年5月，为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55周年，蒙阴县在当地筹建国防公园，按照党史部门的建议，邀请已经在兰州军区合肥干休所休养的施夫俊前来参加活动。仪式上，他再一次讲起那张照片的故事，说到老大娘时，声音有些发颤。台下不少当地群众静静听着，有人眼圈悄悄红了，却仍然没有人能站起来说：“那是我家谁谁谁。”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蒙阴方面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查户籍档案，翻当年的支前花名册，甚至试图通过老照片比对来寻找蛛丝马迹，但线索始终断断续续，难以成线索链。战争年代的许多记录，本来就不完备，更不要说某些村庄在战火中遭受破坏，人口流动频繁，想要在几十年后准确锁定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农妇，难度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施夫俊并不是到了晚年才突然起意。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陆续在各种场合提到这位大娘，希望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寻找，只不过信息传递范围有限，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对他来说，只要照片还在，事情就没算完。

记者在采访他时，曾问过一个直白的问题：“您这么执着地找她，是不是担心欠着什么？”施夫俊沉默了一会儿，说出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欠是一定欠的，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让人家白冒这个险。”

这种说法，其实和他早年接受的教育一脉相承。刚入伍那会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每个战士都必须烂熟于心的内容，不光战斗时要会打仗，平时住老乡家，还要讲“三不走”：水没挑满缸不走，地没扫干净不走，东西没还清不走。讲得朴素，却把“人民军队”的定位牢牢钉在每个人心里——和老百姓是一家的。

在另一条线索上，拍摄这张照片的邹健东，也曾试图为照片中的人物寻找“下落”。他作为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的战地记者，记录了大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影像资料，其中许多后来成为经典战地照片。和平年代，他多次回访当年拍摄对象，已经成功找到诸如渡江战役中送解放军过江的少女颜红英等人。但在他有生之年，这位沂蒙大娘始终没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