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祥龙 文：风中赏叶
体检单上“左肾占位”四个字，是我24岁生日后收到的第一份“礼物”。那年我刚开始工作，连续加了三个月班，以为腰酸是久坐的正常代价。直到体检中心打来电话，语气温和却不容商量：“B超发现有个东西，需要马上去大医院复查。”
增强CT的影像清晰得残忍：左肾中部，一个4.3cm的类圆形肿块，像一颗不该发芽的种子，稳稳扎根在器官里。泌尿外科的主任盯着屏幕看了很久，转身问我：“这么年轻，最近有没有无痛血尿？”我摇头，身体像被浸在冰水里——我甚至没有症状。
穿刺病理证实了最坏的猜测：肾透明细胞癌。医生指着三维重建图像解释：“位置靠近肾门，血管丰富。保肾手术风险很高，如果术中发现侵犯，可能要做全切。”母亲当场就哭了，父亲一支接一支抽烟。我反而异常平静：“切干净要紧。”
手术定在一周后。进手术室前，我握着手机，屏幕上是刚爬完泰山的照片，那时我以为24岁的人生该像山路一样向上延伸。麻药推进静脉时，我数到三就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腹部缠着厚厚的绷带，左侧腰部多了一条15厘米的疤痕。引流管里的液体从鲜红变成淡黄。术后病理是pT1b期，切缘干净，未见脉管癌栓。肿瘤科的会诊医生拿着报告说：“分期较早，全切后复发概率不高，可以不做辅助治疗，但必须严格随访。”
这个“可以不做”让我失眠了好几夜。网上查到的资料五花八门，有的说早期肾癌手术就是治愈，有的说年轻患者复发风险高。主治医生的话最终说服了我：“过度治疗可能带来的肾损伤和生活质量下降，对现在的你来说，可能比那百分之几的潜在复发风险更值得警惕。”
我带着少了一个肾的身体出院了。第一个月，不敢弯腰，不敢咳嗽，走路像踩着棉花。第二个月回去上班，同事习惯性要拍我肩膀，手伸到一半突然停住。最难受的是心理关——总感觉身体缺了一块重要的零件，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复查成了生活的新坐标。头一年每三个月一次，CT、抽血、尿检。每次等报告的那几天，我都会梦见那个白色的CT机变成巨兽。但每一次“未见复发转移”的结论，都像一次缓刑宣告。
我开始学习与单肾共存。戒了熬夜，酒精彻底告别，每天喝够两升水。健身房不能再碰大重量，转而练习游泳。伤口从刺痛到发痒，最后变成一道平滑的浅白色印记。一年半的时候，复查周期延长到半年。那天我拿着报告走出医院，在初春的阳光下站了很久，突然想起手术前医生说的话：“肾癌是‘沉默的肿瘤’，很多人发现时已晚期。你算幸运的。”
如今两年整。最新的增强CT显示：右肾代偿性增大，功能完全正常，腹腔干干净净。我依然每月会下意识摸摸左腰，那里空荡荡的，却也安全了。
这场病偷走了我24岁的无畏，却塞给我一份过于早熟的小心。我开始认真阅读食品成分表，学会在饭局上坦然地以茶代酒，十一点前睡觉不再需要闹钟提醒。朋友们说我变得“养生”，只有我知道，这不是选择，是单肾生活必须的纪律。
上周去爬山，到半山腰时喘得厉害，休息了很久。同行的年轻人轻松超越了我，但我不急。两年前躺在手术台上时，我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再看到山上的树。现在树就在眼前，绿得生机勃勃。
如果当初选择了预防性化疗，现在的我会不会在脱发、恶心中后悔？没人知道答案。医学总有不确定性，每个决定都是赌注。我很庆幸，在24岁那个惊慌失措的春天，我和医生一起，把赌注押在了生命自身的修复力上。
少了一个肾，人生并没有残缺一半。相反，它让我看清了：真正的完整不是器官的数目，而是每一个清晨醒来，能自主呼吸、能感受阳光、能继续向前走的日子。这些平凡的日子，如今都是我用一道疤换来的勋章，我戴着它，走得慢，但走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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