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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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上，中国日本商会会长本间哲朗的忧思与期许，如同一个精密的双面镜，映照出当前中日关系中最真实也最复杂的图景。一方面，他直言对两国政府间“失去充分对话”的深切忧虑，慨叹“如果没有政治层面的理解，新的投资就无法推进”；另一方面，商会同期调查却显示，日企对自身在华短期景气认知竟然呈现“改善”迹象，对未来投资持稳或增倾向的企业也略见回升。这种政治寒流与经济暖流并存的“温差现象”，不仅揭示了跨国资本在不确定性中的务实算计，更以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拷问着一个长期游荡于东亚上空的幽灵式命题：政治与经济，果真能如部分企业所愿，“分开”处理吗？

从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视角审视，所谓“政经分离”从来只是一种策略性表述或美好愿景，而非稳固的现实。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深嵌于由政治决策、法律制度、国际协议乃至地缘格局所共同编织的制度网络之中。航线班次的缩减、政府间会晤的阻滞、出口管制政策的收紧，这些具体而微的“不便”与“不确定性”，无一不是政治关系风向在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投射。松下公司副社长出身的本间会长所担忧的“投资不安”，其根源恰在于政治互信的流失开始侵蚀商业环境的可预期性——这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历史反复证明，当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出现严重裂隙时，作为“基础”的经济交往难以独善其身，所谓“冰封的政治，火热的经济”难以持久。

然而，日企调查中那微弱的“改善”百分比，以及近六成企业表示将维持或增加投资的意向，同样值得深读。这并非企业对政治风险的无视，而是其在全球产业链深度互嵌时代的一种理性生存策略。中国市场庞大的内生需求、完备的工业体系与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构成了强大的“经济引力”。对于许多日企而言，中国已非简单的出口市场或低成本生产基地，而是其全球创新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这种深度依存关系，使得企业在面对政治风波时，倾向于采取“风险对冲”与“长期布局”的务实态度，而非简单的撤退。他们呼吁“政经分离”，实质是希望以经济合作的“压舱石”功能，为动荡的政治关系设置一个不可逾越的下跌阈值，守护其既有的巨大商业利益。这份调查数据，因而可视为跨国资本用脚投票，对“脱钩断链”论调的一次含蓄否定。

那么，中日关系的出路何在？固守“政经分离”的幻想无济于事，而放任政治对立侵蚀经济根基更是“双输”。真正的破局点，或许在于超越简单的“分”与“合”的争论，共同致力于构建一种更具韧性的“政经良性互动”新模式。这要求双方：

第一，必须重建并固化高层战略沟通渠道。企业投资最惧政策不可测，而政府间定期、坦诚的对话，是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首要前提。即便存在分歧，保持对话本身就能传递稳定信号。

第二，在具体领域深化“早期收获”合作。尤其在气候变化、绿色能源、老龄化社会应对、区域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及共同利益显著的领域，率先推动务实项目。这些低政治敏感度、高民生关注度的合作，能有效积累互信，为更困难议题的协商创造氛围。

第三，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开放型区域经济架构。坚定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已生效机制的高质量实施，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与泛安全化操作，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这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