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凶手杀人后，把自己也扔进案发现场的吗？一口枯井里打捞出三具尸体，第三具，竟然是凶手本人——这到底是自杀，还是另一场谋杀？
2012年12月31日，陕西白水县，一名男子踉跄着冲进派出所：“我弟弟和弟媳失踪好几天了，电话全关，人不见了！”失踪的申某夫妇在镇上经营一家干货店，平时勤恳本分。失踪前一晚，邻居还看见他们在店里备货，笑着自嘲“牛马的命，这么晚还得送货”。谁也没想到，这趟“送货”，竟成了他们人生最后的路。
监控很快锁定了那辆绿色面包车：当晚8点多，申某夫妇开车出发，向北驶向洛川县。但诡异的是——深夜11点，车回来了，开车的人却换了。新司机刻意拉下遮阳板挡脸，全程躲避摄像头。如果是抢劫杀人，凶手为什么不连夜逃窜，反而冒险把车开回来？警方赶到杂货店，发现收银台抽屉几乎空了——只剩1块2毛钱。显然，有人拿走了所有现金。
这里涉及到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竞合。如果凶手最初只为劫财，杀人只是手段，那一般定抢劫罪；但如果杀人是为了灭口，事后才取财，就可能同时构成故意杀人和盗窃。量刑天差地别。
面包车一周后在蒲城被找到，弃车往往意味着人已遇害。警方发布协查通报，第二天，一个叫任云鹏的人打来电话：“我弟弟任文龙也失踪了，他可能跟这案子有关。”
任文龙是村里厨子，好赌，欠了一屁股债，还曾因抢劫坐过牢。监控比对确认：那个遮脸开车的，就是他。但奇怪的是——任云鹏一边举报弟弟，一边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他是去劝弟弟自首，还是去通风报信？
被抓后，任云鹏拿出一条“弟弟发来的绝笔短信”：“哥，警察盯上我了，要么逃，要么死。全家托付给你了。”看着挺像那么回事，但警察一眼就看出了破绽：你们都在西安见面了，有话不当面说，还发短信？更何况，任文龙的手机一直在任云鹏手里——他完全能伪造短信。
警方依法搜查任云鹏家，打开地窖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里面堆满了鸡鸭鱼肉、干货零食，全是申某杂货店里的货。赃物就在眼前，任云鹏没法再编了。
但他咬死：“都是我弟弟干的，我只是帮他搬了点东西，没杀人！”可警方越查越不对劲：如果任文龙还活着，他怎么可能任由哥哥拿着自己手机、冒充自己发短信？一个恐怖的推测浮出水面：任文龙，可能早就死了。
果然，在警方步步紧逼下，任云鹏心理防线崩溃，说出了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案发当天，任氏兄弟以“订货送货”为名，把申某夫妇骗到家里。他们先支开妻子让她看电视，然后把丈夫带到偏僻处，由任文龙动手杀害。接着如法炮制，杀害了妻子。两人尸体被抬上面包车，任文龙还开车返回店里，洗劫了收银台。
事情到这儿，还只是“共同犯罪”。但在法律上，兄弟俩都是主犯——一个动手杀人，一个协助策划、搬运尸体、藏匿赃物，没有谁是从犯。
分赃之后，任云鹏越想越怕：弟弟有前科，性格冲动，万一哪天被抓，肯定把自己供出来。与其提心吊胆，不如一了百了。几天后，他趁弟弟不备，将他也杀害。随后，他把三具尸体——申某夫妇和亲弟弟任文龙——一起扔进了村头的枯井里。怪不得井里多出一具，原来是他“清理门户”。之后，他用弟弟手机编造“绝笔短信”，主动报警，扮演“迫切寻亲”的好哥哥。甚至还想以“照顾弟弟全家”的名义，继续扮演孝子贤孙。
有人可能觉得：任云鹏杀的是“同伙”，又不是无辜百姓，会不会轻判？绝对不会。在法律上，这叫“故意杀人罪”，被害者是谁，不影响罪名成立。更何况，他杀人是为了掩盖另一起杀人抢劫案，主观恶性极深。此外，他还涉及抢劫罪、盗窃罪、毁灭证据罪，数罪并罚，死刑几乎是必然。法律从不允许“黑吃黑”成为减刑理由。
就为了几袋年货、一些现金，想过个“肥年”，兄弟俩就能对无辜夫妇下手。更离谱的是，事后哥哥还能对亲弟弟灭口。贪婪一旦失控，亲情、良知、法律，全都能被踩在脚下。任文龙贪财，任云鹏贪“安全”，两人都在欲望里越陷越深，直到彻底疯狂。
这个案子发生在年底农村地区，犯罪动机围绕着“年货”和“现金”。这不是偶然——年关时节，往往是侵财类犯罪的高发期。有些人一年到头没挣到钱，面子过不去，邪念就容易滋生。但法律不会因为“年关难过”就网开一面。贫穷不是犯罪的理由，面子更不是。
任云鹏与弟弟一起长大，一起谋划杀人，最后哥哥却能冷静地把弟弟推进枯井。亲情在极端利益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不是特例——很多合伙犯罪最后都走向内讧。因为能一起践踏法律的人，本就很难真正信任彼此。
这个世界，确实有人活得很难。但再难，也不是把刀砍向无辜者的理由；再贪，也不是把至亲推向深渊的借口。任氏兄弟以为抢到了年货，就能过个好年；实际上，他们毁掉了至少三个家庭的“年年有余”。贪婪是口井，你往里扔欲望，最终掉下去的是自己。法律是那张网，迟早会把井底的人捞上来——只是那时候，人生早已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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