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夏天，中原大地被绝望笼罩。
日军的铁蹄踏过徐州，一路向西逼近郑州，眼看就要打通南下武汉的通道。
没人能想到，国民政府最终给出的御敌方案，竟是亲手扒开自己的母亲河——黄河。
浑浊的黄河水奔腾而下，淹没了无数村庄和良田。
有人说，这是绝境中的无奈之举；有人说，这是惨无人道的决策。
而最让人揪心的问题是：这场以水代兵，究竟淹死了多少日军？
答案说出来，很多人都会难以置信，甚至不愿相信。
在说答案之前，我们先读懂这场悲剧发生的背景。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华北和华东的日军彻底连成一片。
徐州会战打了五个多月，李宗仁率领第五战区部队拼死抵抗，台儿庄大捷曾给国人带来希望。
可最终，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攻势，为了保存主力，中国军队被迫向西撤退。
日军趁机追击，兵分多路沿陇海路西进，豫东战场瞬间陷入混乱。
此时的郑州，成了抗日前线的重中之重。
它是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枢纽，东连豫东，西接关中，南望武汉。
一旦郑州失守，日军就能顺着铁路南下，直取武汉，中国的抗战防线将彻底崩溃。
更危险的是，负责防守豫东的中国军队，刚刚经历徐州会战的恶战，伤亡惨重。
装备落后、弹药短缺，士兵们疲惫不堪，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几乎没有胜算。
就在这时，一个本该扭转战局的机会，摆在了中国军队面前。
当时驻守豫东的，是后来被誉为“抗日战神”的薛岳。
薛岳此时年仅42岁，正是血气方刚、运筹帷幄的年纪。
他麾下掌管着12个师，共计15万兵力，大多是经历过战场洗礼的老兵，士气高昂。
而逼近豫东的日军先头部队，是土肥圆贤二率领的第14师团，满打满算只有2万人。
15万对2万，兵力悬殊7倍多，再加上豫东的村落、黄河沿岸的地形优势，胜算极大。
薛岳早已憋足了一股劲，台儿庄大捷的余威尚在，他立志要再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他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依托豫东的有利地形，将日军第14师团引诱到预设阵地。
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层层包围，逐步消耗，最后一举歼灭，彻底粉碎日军西进的企图。
这套计划，和他后来在长沙会战中独创的“天炉战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谁也没想到，这场志在必得的歼灭战，最终毁在了自己人手里。
日军第14师团推进到豫东兰封一带时，奉命驻守在这里的桂永清，竟临阵脱逃了。
桂永清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一期毕业生，手握精锐部队，却天生怯懦。
他看到日军逼近，不等下令反击，就带着部队向西逃窜，连武器装备都丢在了原地。
榜样的力量是可怕的，尤其是负面榜样。
桂永清一逃，第88师师长龙慕韩、102师师长柏辉章，也纷纷效仿，弃阵而逃。
一夜之间，豫东门户大开，薛岳精心布置的防线，瞬间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虽然后来薛岳临危受命，亲自带兵收复兰封，鼓舞了士气。
可此时，日军的援军已经赶到，局势彻底失控，中国军队再无回天之力。
更雪上加霜的是，驻守郑州东南门户商丘的黄杰，也选择了临阵脱逃。
黄杰同样是黄埔一期生，深受蒋介石信任，却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他的逃跑，让郑州彻底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消息传到武汉，蒋介石震怒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他紧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商讨御敌之策，参会的将领们争论不休，却拿不出好办法。
有人主张死守郑州，可此时的郑州，守军都是残兵，连像样的防御工事都来不及修筑。
有人建议撤退突围，可郑州一丢，武汉就会岌岌可危，抗战局势将彻底恶化。
就在这进退两难的绝境中，一个外国人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疯狂的建议。
他就是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
法尔肯豪森出身德国贵族，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深谙军事战略。
早在华北事变时，他就曾向蒋介石建议：必要时可掘开黄河，以水代兵，阻挡日军西进。
此时，他再次提出这个计划，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炸开黄河大堤，洪水能淹没豫东平原。
日军的坦克、汽车根本无法通行，至少能为武汉会战争取半年以上的准备时间。
这个建议，遭到了很多将领的反对。
大家都清楚，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炸开大堤，受苦的只会是无辜百姓。
可蒋介石此时已经走投无路，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的劝说下，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他认为，牺牲一部分百姓，保住武汉，保住抗战的希望，是“必要的代价”。
可他没想到，这个所谓的“必要代价”，最终变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1938年6月1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掘开黄河大堤，实施以水代兵计划。
决堤任务，交给了第一战区的商震部，具体由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负责执行。
最初，部队选择在中牟县赵口掘堤，可由于黄河大堤土质坚硬，加上施工不当，多次挖掘都失败了。
此时日军已经逼近郑州，局势越来越危急，蒋在珍急中生智，建议改在花园口掘堤。
花园口位于郑州北郊，是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发源地，大堤相对薄弱，更容易炸开。
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建议，蒋在珍立刻率领部队，赶赴花园口，连夜展开挖掘。
为了加快进度，士兵们日夜不停，一边用铁锹挖掘，一边用炸药爆破。
蒋在珍还亲自到现场督工，要求士兵们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炸开大堤。
1938年6月9日清晨6点，随着一声巨响，花园口黄河大堤被成功炸开。
起初，洪水还比较平缓，可仅仅一个小时后，湍急的河水就将决口冲宽到十余米。
恰逢当时天降大雨，黄河水位暴涨，决口越来越宽，最终被冲开百余米。
浑浊的黄河水，像一头失控的巨兽，顺着贾鲁河，疯狂地向豫东平原奔涌而去。
一夜之间，豫东大地变成了一片汪洋。
村庄被淹没，良田被吞噬，来不及逃跑的百姓，被洪水卷走，哭声、惨叫声响彻天地。
而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洪水，到底淹死了多少日军？
根据日军战后档案记载，洪水导致日军直接死亡的士兵，仅有1000余人。
另有数千名日军，因洪水被困，缺乏粮食和药品，最终因疾病、饥饿失去了战斗力。
这个数字，说出来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为了这场以水代兵，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只打死了1000多名日军。
这1000多人，对于兵力雄厚的日军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根本无关痛痒。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很简单。
日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部署在铁路沿线和城市周边，机动性极强。
得知黄河大堤被炸开后，日军立刻下令撤退，快速撤离了豫东平原的低洼地带。
被洪水淹没的，大多是日军的后勤部队和少量先头部队，主力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
可无辜的百姓，却没有这么幸运。
他们世代生活在豫东平原，根本没有时间逃跑，也没有地方可逃。
根据冀鲁豫解放区黄委会的统计，花园口决堤后，豫、皖、苏三省44个县被淹没。
淹没耕地高达844万公顷，89万余名百姓葬身洪水，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
河南扶沟县，是重灾区之一。
决堤前，这里有987个村庄，31万百姓；洪水过后，只剩91个村庄，6万余人幸存。
8万人死于洪水，17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房屋、牲畜损失殆尽，一片狼藉。
洪水过后，瘟疫横行，饥荒遍地，幸存的百姓们流离失所，乞讨为生。
很多人饿死于路边，尸体无人掩埋，豫东平原一度变成了人间地狱。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场以水代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法尔肯豪森承诺，能为武汉会战争取半年以上的时间，可实际上，只延缓了日军4个月。
1938年10月，日军调整进攻路线，绕开洪泛区，从长江沿线进攻武汉。
最终，武汉还是沦陷了，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终究还是白费了。
更讽刺的是，洪水退去后，日军反而利用黄河改道形成的天然屏障，构筑了防线。
这道防线，给中国军队后来的反攻，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得不偿失。
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试图掩盖真相。
他们对外宣称，黄河大堤是被日军的飞机、大炮炸毁的，还谴责日军惨无人道。
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专电，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误导了很多国人，也欺骗了国际社会。
直到多年后，这场悲剧的真相，才慢慢被揭开，让世人看到了背后的无奈与残酷。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人——土肥圆贤二。
他是日军第14师团的师团长，也是这场事件中，日军的核心人物之一。
土肥圆贤二出身日本军人世家，长期从事特务工作，阴险狡诈，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他曾在东北从事间谍活动，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后来又率军入侵中国华北、华东。
花园口决堤时，他率领的第14师团虽然损失不大，但也被洪水困了一段时间。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下侵略的脚步，后来又参与了多次侵华战役，犯下了滔天罪行。
二战结束后，土肥圆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最终被处以绞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那些临阵脱逃的将领，结局却截然不同。
桂永清、黄杰等人，虽然临阵脱逃，导致豫东战场崩盘，但因为是蒋介石的嫡系，并没有受到重罚。
桂永清后来还被蒋介石重用，担任海军总司令，直到1954年才病逝。
黄杰则逃往台湾，晚年担任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负责人，得以善终。
这样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也暴露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与不公。
而提出以水代兵建议的法尔肯豪森，后来因为与纳粹德国产生分歧，被召回国内，关进了集中营。
二战结束后，他被释放，1966年在德国病逝，终年88岁。
他或许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提出了这个建议，可他终究没有想到，会造成如此惨重的平民伤亡。
多年来，后人对花园口决堤事件，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绝境中的无奈之举，是当时唯一能阻挡日军西进的办法。
他们认为，花园口决堤虽然牺牲了很多百姓，但为武汉会战赢得了准备时间，也让日军的进攻计划受挫。
从1938年到1944年，黄河改道形成的对峙局面，让河南中西部得以保全六年。
可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决策，是对百姓生命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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