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介石把王缵绪踢出四川，送去湖北大洪山——那地方正对着日军的枪口，谁都以为他活不过当年。
但结果是，打了一年多，日军那边的师团长先扛不住，肩膀中弹，被调回国内转入预备役，太平洋战争打响后也没人再想起他。
被送去送死的人，把追他的人送进了坟墓。
王缵绪接手的，是一支你看了想哭的部队。
八万人，听起来不少，但这八万人里，有相当一部分是1935年川军整编时被淘汰下来的保安团——就是那种正规军不要、地方上又养不起的边角料。武器方面，不少人扛的是清朝就有的"老套筒"，甚至有人还带着大刀长矛，钢盔这种奢侈品，全军加起来也没几顶。出川的时候，大冬天穿单衣、踩草鞋，补给那边压根就没当他们是嫡系。
对面是日军第40师团。
这个师团在枣宜会战里被编成了一支专打大洪山的突击力量，七个步兵大队配两个炮兵大队，有飞机掩护，有坦克开路。加上整个枣宜战场，日军集中了将近十一万人，分三路打。
双方的装备差距，大概是这个量级：人家有炮，你有矛；人家有坦克，你有草鞋。
但王缵绪没打算跟他们比装备。
他下了一道死命令，意思是：谁也不许死守阵地，化整为零，全部给我散开。 日军从东边来，你就往西跑；日军追到西边，你绕到北边去；等他们喘口气，你再回来咬一口。
这就是后来被叫做"推磨"的打法——像一头驴被蒙上眼睛推磨，一圈又一圈，就是追不到磨心那头转悠的人。
大洪山给了这个战术成立的底气。主峰海拔超过一千米，到处是峡谷和密林，日军背着重装备、拖着火炮，在山里追得气喘吁吁，根本摸不清川军主力在哪。日军钻进峡谷，川军从另一侧绕出来；等日军回过头，人影都找不到了。
就这样转了二十多天，第40师团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愣是没弄清楚对面究竟有多少人、在哪里。
后来在一次峡谷伏击里，天谷直次郎肩膀中弹，差点没命。他在大洪山能活下去的时间，也就到此为止了——1941年被调回日本，转入预备役，太平洋战争打得最惨的时候，也没人想起来再起用他。
那边父子俩也没好到哪去。王缵绪在前线左臂被炮弹弹片划开，部下要送他下山，他不走，说这时候撤了部队就完了。他儿子、第44军军长王泽浚，大腿被子弹打穿，硬是拄着拐杖在阵地上继续指挥。父子俩在同一片战场各自负伤，谁也没先退。
1940年5月，枣宜战场上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沉默的事。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湖北宜城被日军合围，以身殉国。他是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战死时身上中了七枪，手里的枪还没打完。
这件事对整个第五战区的打击，不需要多解释。
王缵绪的处境因此更加孤立。张自忠一死，战区核心支撑垮了一块，而他这边，八万人已经打得只剩五万多，粮弹补给一直是个无底洞。
屋漏偏逢连夜雨——重庆那边给他送来了一纸缩编令。
1940年底，第29集团军接到命令：原有的二十四个团，压缩成十二个团。兵力直接腰斩。 理由是"整合资源"，但操作时机的选择，耐人寻味——你刚在前线把命押上去，后方就趁机把你的家底削了一半。
他手下的第67军军长许绍宗，看准时机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大意是：我代理这个位置这么久了，是不是该给个说法，不然我就把队伍带走。这哪是申请，这是赤裸裸的要挟。
内有人抢兵权，外有人削编制，战场上的日军还没退。
但真正压垮人的，是粮食。
山里的补给越来越难。士兵一天只能吃两顿稀粥，野菜挖光了就想别的办法，最惨的时候有人在煮皮带。有士兵饿得走不动路，但还是扛着枪站岗。
王缵绪把自己的家底都往里填——老家四川的田契和铺子都变卖了，换成粮食和药品往山上运，还向当地老乡借粮，说等打跑了日本人，一定还。有没有还上，史书没写清楚。
到了1941年秋天，日军换了第13师团，再来打大洪山南麓的青峰山。这一仗打得更险，青峰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王缵绪把敌人诱进峡谷，两侧火力倾泻，日军挤在窄路上，重武器完全发挥不出来，退路也被堵死，损失惨重。
从1940年到1941年，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王缵绪带着这支越打越少的队伍钉在大洪山上。八万人，最后只剩四万，有一半再也没能回到四川。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是真没料到。
他当初的打算，王缵绪心知肚明：借日军的手，把这个在四川待不下去的"麻烦"除掉。按战场逻辑，装备如此简陋的杂牌军，顶着日军三个方向的进攻，全军覆没是大概率结局。
但结果是，日军第40师团被打得再也无法担任主攻，后续多场战役里这个师团都只能打辅助，战斗力的消耗是实实在在的。第五战区那边传开了一句话，说王缵绪以弱旅当强敌，"如磨盘碾豆，虽缓而力沉"。
"大洪山老王推磨"这个名字，在当时的抗日前线传得很响。
但历史对这个人的后续安排，有点残忍。
1949年，王缵绪在成都宣布起义，带着四万多人投了共产党。新政府给了他体面的安置，职务、待遇都不差。但他始终放不下昔日权势带来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没被"重用"，心里憋着一股气。
1957年，他借口去重庆治牙，一路跑到了深圳，打算偷渡香港。结果当场被边防部队抓住，押回成都。
1960年，王缵绪在狱中绝食，死去，享年74岁。
他儿子王泽浚，1948年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在功德林关押改造了二十多年，1974年病逝于监狱，没能等到特赦。
父子两人，一个在大洪山用一年零四个月挡住了日军一个师团；另一个在同一片战场大腿中弹、拄拐指挥。
他们两个，都没有死在那场赢了的战役里，却各自死在了此后漫长的岁月中。
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结局：仗打完了，人的故事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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