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帝王剧，特别是清宫戏中常将皇帝描绘成勤政爱民、力排众议的明君，当群臣争吵不休时，最后经常是以“朕意已决”结束争吵；于是，不少观众可能觉得皇帝"乾纲独断"、有魄力。
现代人很多容易将"果断决策"与"乾纲独断"混淆，忽视了成语中"容不得他人插手"的专制内核，在强调效率的语境下，集权决策被浪漫化为"英明领袖"的特质；
这词好像相当有迷惑性，你说“独断专行”，听众自然觉得不妥，但说“乾纲独断”，在许多国人的认知中却好像是一个褒义词，但它其实不过是对皇权专制的美化。
该词出自《南齐书》，其中"乾"出自《易经》，代表天、君、阳；"纲"指统治的根本原则。合起来就是指皇帝秉承天意，独自裁决一切国家大事，自带顺天意的外衣，又将专制集权美化为高效治理。
“乾纲独断”说白了，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决策当然快，但“快”并不等于“好”；效率，本身也不是唯一价值；更何况，在缺乏制衡和纠错机制的环境里，“快”也意味着所有错误，都将在一个人的盲区里放大，而无人可以拉住刹车。
看一看清代的军机处，所有重要军政决策，先入军机处，再呈皇帝裁决；军机大臣的职责，被明确定位为“传述缮撰”，不得“稍有赞画于其间”；换句话说，军机大臣被要求“站在权力核心”，但又必须“不负责意见，只负责誊写”。
这种设计高明之处就在于，皇帝可以获得极高的信息集中度和议程控制权，却不必真正分享责任，一旦决策成功，便是“圣断英明”；一旦失败，就可以有一整套叙事来转移责任，是“臣下误国”、“执行不力”；是“地方隐瞒，信息不畅”；是“天命已改，人力难为”。
真正需要负责任的那只手，永远被隐身在“天子”的光环之后；皇帝“乾纲独断”，却永远没有错，也不用负责，这正是一种成熟的“责任黑洞”；但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剥夺权利的同时，也自然消解了应尽的义务；
就像北宋虽弱，但南渡后，各路兵马主动归附赵构；而明末山河飘摇，崇祯吊死煤山，“无人擒王”；这些在史学界虽有纷争，但它们至少提醒了一个事实，“制度如何界定天下的归属感，决定了人们愿意为它付出多少。”
宋代的皇权虽也不弱，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被称为“赵官家”，朝廷讲究的是“公议”“论事”，宰相、台谏、言官的制度，比后世某些朝代发达得多。
这不是说宋代就有现代宪政，而是说，士大夫群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当成“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当金兵南下，南宋政权得以在江南重建，并非靠赵构一人“人望所归”，而是因为，地方精英、军头、士大夫普遍觉得，大宋这个摊子，还是“我们的摊子”；“国家”在他们心里，不只是“皇帝个人资产”，而是包含了自身尊严与利益的共同体。
再看明代，朱元璋通过废丞相、削藩、设厂卫，把皇权推向顶点；到了晚明，皇帝越来越像一个独占天下的“公司老板”，其他人只是“打工人”。
“天下是你老朱家的，为什么要为你朱家卖命？”，这并不是在为亡国开脱，而是在指出一个残忍的现实，当制度把绝大部分人长期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时，就不该奢望他们在危急关头还会把“国家”当成自己的。
同样的逻辑，在近代也有过呼应，八国联军入侵时，有大量记载显示，许多地方百姓并未把抵抗视为自己的责任，有的甚至主动为侵略者牵马扶梯。
这当然不值得歌颂，但如果要追问原因，就不能只骂一句“国民不爱国”；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晚清的“国”主要是旗人贵族的国，是“某姓某氏”的家产。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存在于中国；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一度连败罗马军团；罗马在数次大战中损失惨重，但依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动员公民参军；再次组建军团，承担更高的税负和牺牲；
原因在于，当时的罗马仍是共和国，公民有选举执政官、参与公民大会的权利；公职轮替，权力分散在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之间；对罗马公民而言，“贡献的税和命”，是为了一个自己有份参与的共同体；哪怕制度不完美，却在原则上承认了一个前提：“我是主人之一，而不是臣仆。”
等到帝制逐步稳固之后，被称为“罗马人”的身份虽然没变，但“神圣的公民权”已经一步步空心化；决策越来越集中于皇帝，权利与义务的对称被打破，荣耀归于“凯撒”，责任却可以归于“背叛者”“蛮族”“天灾”；于是，当蛮族大军再次临城，帝制末期的罗马人，已很难再有共和国时代那种“这是我们的城，我们必须守”的决心。
人还是那群人，区别在于：这个国家是不是他们的国家。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讲，一个合理的政治共同体，是用每个人的一部分自由，换取所有人的共同安全。
约翰·密尔在谈代议制时也强调，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上，且要有对应的问责机制。
这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点：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必须是成比例的。
而“乾纲独断”这套话语，恰恰完成了一个危险的偷换：
在权力来源上，把一切归结为“天命所归”，从而剥夺民众的政治参与权；
在责任归属上，实行“朕即国家”，成功时是“圣君”，失败时可以是“奸臣误国”或“数尽天亡”；
在义务承担上，则强调“替你做主，为你操劳”，把民众定位为被动客体，只需纳税、服从，不被鼓励参与、监督，更谈不上“共担责任”。
表面上看，是“皇帝为天下人负责”；深层来看，是“天下人人对皇帝负责”，而皇帝对谁都不必真的负责；在这种逻辑下，民众的公共义务反而被悄悄消解。
很多人看历史，只记得“明君”“暴君”的名字，却不记得那些支撑制度、制衡权力或承担责任的无数普通人和制度安排。
如果习惯以帝王视角看历史，就很难不在潜意识里，把自己也放回“臣民”的角色，迷恋“乾纲独断”的危险，不只是对过去的误读，更在于它对未来的伤害，它让人们忘记，没有哪一种制度，能让你既不用承担责任，又能长期享受权利。
当未来充满不确定，个人又感觉对公共事务几乎没有影响力时，一个“强而仁慈的掌控者”的形象，虽会提供一种“替我承担一切”的心理安慰，但这却是一种对责任的自愿退却，那么最后可能得到的，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君，而是，一个既不需要向你负责，也不期望你负责的强力系统。
公共参与，不是让每个人都去搞政治，而是承认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员，既是权利主体，也是责任承担者；而崇拜“乾纲独断”，最终会让我们失去的，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尊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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