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分裂时代，为什么十六国在北方，而十国在南方？|中原|十六国|十国|南方|吴越|唐朝|朱温|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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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中，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时期被公认为动荡黑暗的分裂时代。这两大时代中，华夏大地经历了长时间的分裂割据，出现了局部统一与列国林立并存的局面。然而不同的是，东晋十六国时代是北方诸国林立而南方相对统一，五代十国却是北方相对统一而南方小国众多。为什么两个类似的动荡年代里，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政治格局？

分裂的先声：不一样的开局

东晋十六国的时代开场是匈奴汉国（前赵）先后攻破西晋洛阳与长安二都。在西晋的最后时刻，整个晋室的政治中枢完全被八王之乱破坏，仅存的主力军队与宗室王公则随司马越在宁平之战中被羯人石勒悉数歼灭，史载“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寻又没于石勒”，整个西晋的中央官僚系统遭受了毁灭式打击。此后，西晋都城洛阳基本成为空城，“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随着洛阳陷落，晋怀帝被刘曜所擒，整个西晋在北方大地的政治控制能力完全失效。而后数年，最后一位西晋皇帝司马邺又在长安为刘曜俘获，“帝乘羊车，肉袒衔壁，舆榇出降”，标志着西晋政治中枢在北方的全面崩盘，晋朝在北方再也无法组织起任何具有号召力的中央政治力量。

前赵政权意图完全通过自身的政治模式树立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尽管前赵拥有足以灭亡西晋的强大武力，却并没有对中原地区进行有效占领。灭亡西晋时，领土仅包含关中平原、洛阳盆地以及山西南部地区，当时北方忠于晋的并州刘琨、凉州张轨、割据自立的幽州王浚、占领河北的羯人石勒与占据齐鲁之地的王弥都是完全独立的军政组织，前赵政权对这些地方集团毫无控制力可言。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层面，前赵政权还沿用早期匈奴的部落式管理模式：

《晋书 ·刘曜载记》：“（刘曜）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子刘胤）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己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

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没有适应中原文化，甚至将整个前赵的治理水平退化到草原时代，民族压迫深重，民族矛盾尖锐，更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系统。因此，前赵对西晋的军事征伐是点对点的突袭式作战，而非席卷天下式的全面占领，无法在政治层面实现对北方地区的全面统治，留下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北方大地，而后来试图统一北方的石勒与前秦同样无法有效调和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因而也为东晋十六国中北方的持续纷乱埋下伏笔。

而同一时期的江南则不同，作为皇室旁系的司马睿在永嘉元年（307）七月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之江南诸军事、假节，得以南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因而在长安、洛阳两都陷落之前得以提前数年经营江南，同时接纳王导建议拉拢江东士族，招抚长江中游荆州的实力派将领陶侃，并以王导从兄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在长江中下游各地讨平叛乱，对汉水-大别山-淮河一线的重要城镇襄阳与寿春等进行了妥善把控，整体维持了长江流域的相对稳定，从而为南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反观五代十国开局则完全不同。黄巢之乱结束后，唐廷与地方权力的天平彻底失衡，作为黄巢部将的朱温以汴州（今河南开封）为根基不断扩张地盘，并胁迫唐昭宗自长安迁都洛阳甚至将其杀害，另立唐哀宗为皇帝。朱温通过这一系列操作将皇帝彻底架空，并通过自身势力渗透掌握了唐朝政局。

公元907年，朱温接受唐哀帝禅位，即皇帝位，国号大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也就是说，朱温篡唐仍然是建立在对唐正统的禅让更迭之上，处于古代封建王朝的传统历史叙事中，以唐宰相张文蔚为首的唐朝百官僚属群体“不易其位”，也体现了后梁政权对唐官僚系统与行政中枢的继承。以此来看，后梁在接续唐朝的过程中实现了较为完整的接驳，而非“破而不立”的毁灭打击，从而让后梁的政治中枢取得了“正统性”的合法背书，自然维系了其在中原地区的基本政治秩序。

尽管朱温的后梁并没有获得河东李克用、幽州刘仁恭与凤翔李茂贞的归顺，但受到南方马楚、南汉、闽国、吴越与河北赵国的臣服。后梁占据了河南、山东以及关中在内的中原之地，同时占据山西与河北南部一带，对整个中原的腹心地区进行了有效统治与管理，并以中原王朝的正统身份对南方割据诸国施加政治影响力，从而让唐灭亡后的中原得以维持相对统一，且延续了中原王朝对南方大地的政治权威，为接下来的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政权相继统治北方打下根基。

与唐亡后的北方相对统一相比，南方则陷入诸侯林立的割据时代。带来这一结果的起因首先是唐朝既有的地方节度使权力问题在黄巢之乱中的快速激化，吴越王钱镠、前蜀王建、南汉刘谦皆为在黄巢叛乱中有功而被提拔任用的节度使，而南吴杨行密、楚国马殷、闽国王审知与南平高季兴则为黄巢之乱后崛起的流民领袖或藩镇中层将官。他们在早期借唐廷在黄巢之乱后对南方控制力急剧衰落的当口，以保境安民为由招募兵马并攫取地盘，通过占领州郡后遥奉唐室等方法，迫使中央承认事实并追认官职，从而形成名实俱备的实质性割据。

有唐一代，唐宗室完全被严密监控于京城中，而所有被赋予宗室子弟的外地官职也基本为遥领，这就导致唐朝宗室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出镇地方掌握实权，只能“聚居京师，衣食租税”，再加上唐后期泾原兵变与黄巢之乱中宗室遭遇的报复性杀戮，“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唐宗室的极度凋零造成唐末朱温篡唐后整个南方完全没有出现来自皇室的复国运动，因而造成整个南方不存在任何可以被推举起来而防止分裂的正统代言人，只能任由各个藩镇各自分裂割据。

平衡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同格局

造成十六国与十国南北格局迥异的原因，除了开局阶段前朝遗留难题和王朝迭代方式不同外，不同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影响着不同格局的形成。

即使在永嘉南渡的东晋，古人对南方的开发仍是起步阶段，彼时的江南刚刚摆脱“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刻板印象，以太湖平原与鄱阳湖平原为代表的江南农业才正式进入大面积开垦耕种阶段，江汉平原的农业耕种也无法与后世相比拟，因此南方经济发展总体落后于北方，人口总数相较于分裂动乱频仍的中原依旧差距较大，刘宋大明八年（464）人口仅为五百万左右，而北魏后期（公元520年左右）人口已达到西晋太康年间的两倍（3000万左右），这一数据证明当时南北方人口依旧存在巨大差距。

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中国，耕地数量与人口规模都处在绝对弱势的南方区域，只能以少数经济核心区域编织经济体系，各区域独自发展能力薄弱，所能赖以自立的资源禀赋与军事资源便更稀少，因而除了像四川盆地这样拥有天然地理屏障的区域可在一定时间内维持自立外，淮南、江东、荆襄以及岭南等看似独立的大区域版块在当时并没有庞大的经济腹地，如荆襄九郡实际就集中在襄阳与江陵两城所在，而岭南实际上仅广州一城稍具规模，所以基本上南朝历史上的战争往往是破一城便得一州。只要位于建康或江陵的南朝中央政权能够保证内部稳定并稍微积蓄力量，南方其他州郡的割据势力便难以久存。

而同时期的北方地区，是上千年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耕区，关中、陇右、河西、河南、齐鲁、淮北、河北、河东等区域即使经历了战争摧残仍能在短时间内依托屯垦荒地而实现人口的指数级增加，以前秦灭前燕时的人口统计，当时仅占据齐鲁、河北、河东与河南一部分的前燕慕容氏灭国时人口便有998万，可见当时北方人口数量之多。因此，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只要占据北方地域版块的其中之一，便可快速积攒经济与军事力量，塑造出一个可以长期力抗周边政权的政治军事集团，譬如仅河西陇右因战乱较少而成为中原之人大量迁居之地，人口滋生繁茂，仅这一隅之地就出现了后凉、西凉、北凉、南凉、西秦、仇池与吐谷浑等七个政权并立的神奇景象。再以当时慕容德建立的南燕为例，其在滑台（河南滑县东）立国时仅四万余户，兵不过两万，而后夺得齐鲁之地便获得数十万人口，七年之后集合骑兵五万三千，南燕总兵力应当在十万以上，由此可见北方一州之地可以聚合的人口资源之众。

唐末五代时期，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江流域以及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以吴越钱氏所在的太湖平原为例，该区域太湖为中心的水系与长江、钱塘江相连，并通过隋唐大运河（江南河段）贯通南北，成为漕运、盐运和商业贸易的核心通道，商业经济与城镇迅速发展。唐代《通典》便记载：“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诗人韩愈曾言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故而占据长江中下游的吴越、南唐、马楚与南平等政权所占据的南方经济板块较之南朝在资源与人口层面有了质的飞跃，经济腹地与战略纵深都大大拓展，就连南汉所在的岭南地区在承接了安史之乱的人口迁徙后都拥有了上百万的人口数量，这就为南方列国的经济社会独立提供了基本条件。

相较于南方的富庶，五代朝堂所控制的北方在经历黄巢乱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显著倒退，黄巢之乱与五代军队的残虐暴行（打草谷等）让北方农业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而北方多个区域自然资源的衰退也在唐代悄然发生。首先是当时关中平原已无法满足唐中央政权以及首都士庶百官的消耗，因而统治集团经常如候鸟一般到东都洛阳就食，其所依赖的便是自隋唐大运河北上漕运而来的江南财赋，后来洛阳水运淤塞，后梁朱温便直接将都城放在位于京杭大运河主航道上的汴梁开封城。其次是陇右河西等地域在安史之乱后沦落吐蕃之手，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全部丧失，最后是河朔三镇割据造成的河北地区长期动荡（后晋天福三年，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同样让整个北方的经济版图雪上加霜。如此一来，曾具有广阔经济潜力的北方各大经济板块在唐末五代时期或地域萎缩，或资源耗竭，或经济残破，除河东（山西）外基本不再具备独立形成军事政治集团的战略生态位，反而促进了五代时期北方的持续相对统一。

大一统的归宿：结束分裂的内驱力

东晋十六国时代，偏安南方的南朝政权虽然早期无力收复中原丘墟，但在北魏政权出现之前曾长期保持着对北方的相对战略优势，甚至一度收复长安洛阳二都，复清河洛（东晋后期一度北伐渡过黄河）。而南朝所依仗的武力内驱力正是以刘裕、萧道成等为代表的京口-晋陵楚子集团与其召集两淮流民所组建的北府兵集团。这支南朝赖以维系的武装的战绩上至淝水之战谢玄挫败苻坚，刘裕北伐席卷中原，下至孙恩、桓玄等内乱平定，直至宋、齐之建，整个南朝的武力都维系于此。也正是楚子集团与北府兵的加持下，南朝得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这一套强大的武将系统与军事集团的存在，就如同南方统一的内驱发动机，将南朝的稳定一直延续到南梁侯景之乱前。

当时的北方多以骑兵纵横天下，脱胎于游牧部落的诸族多以各自族人为战力基本盘，征战中多以本族骑兵流动作战，以攻城略地为主，不善治城防，缺乏对于中原广大地域的治理能力，因此政权更迭如家常便饭，故而难以达到真正的优势。

五代十国之际，骑兵作为中原主战场上纵横捭阖的绝对利器，其统治地位已然不可撼动。而五代时期北方最具统治力的无疑是李克用手下以黑鸦军（鸦儿军）著称的河东军事集团，这支军队融合了沙陀人与河北河东骁勇汉人，擅长长途奔袭包围，近战骑射俱佳。从后唐建立者李存勖开始，后晋、后汉与后周几代开国君主都出自其中，这支军队以李克用所在的河东节度使辖区（山西）为根据地，成为五代时期北方大地上的传奇，无论李存勖三箭复仇建立后唐，还是石敬瑭割地求荣开辟后晋，抑或刘知远收复中原立后汉，每一次五代更迭的关键时刻，都是这支核心力量在担当一统北方的军事支柱。

也正因为北朝武力的优势，南方列国开国君主自知无力北伐，以步军与水军为主的南国军队彼此同质化程度较高，相互之间亦无法并吞，因而只能以事大姿态维持各自均势，从而也让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北宋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