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一个“人渣”浓度爆表的时代

翻开五代史,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得化不开的“人渣”味儿。

今天的主角,后唐末帝李从珂,就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修罗场里。

提起他,史书上的标签通常是“篡位”、“军阀”、“亡国之君”。但今天咱换个角度聊——在一个人人都是“老六”、个个不讲武德的年代,李从珂这货,可能是五代十国里,“画风”最正、甚至带点“人味儿”的帝王。

这话听着有点反讽,对吧?别急,咱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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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微末”,却混成了“战神”

李从珂的出身,那叫一个“草根中的草根”。他本姓王,小名二十三,是镇州平山(今河北平山)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十来岁时,被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后来的后唐明宗)在乱军中捡到,收为养子,这才改姓李,取名从珂。

这起点,跟朱温、石敬瑭那些军阀头子比,简直“卑微到尘埃里”。他没世家背景,没文化底子,纯靠一身“硬核”武力值往上爬。

《旧五代史》里记载,李从珂“状貌雄伟,谨信寡言”,打仗“骁勇善战,临阵有不可犯之色”。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长得帅,话不多,但上了战场就是个“人形高达”,贼能打。

后唐庄宗李存勖跟后梁死磕那会儿,李从珂跟着养父李嗣源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尤其是在胡柳陂之战,后唐军一度被梁军冲得七零八落,李存勖本人都差点被活捉。关键时刻,李从珂带着十几名骑兵,“横槊力战”,硬生生护着李存勖杀出重围。

就这操作,直接给李存勖整不会了,当场赐酒,拍着他肩膀说:“阿三不惟与我同忧,亦方与我同富贵。”——小老弟,你不仅跟我共患难,以后还得跟我同享福啊!

从此,“李阿三”的名号在军中彻底打响,一路飙升,成了后唐军界顶流,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封潞王。

一个农民的儿子,在五代这个“拼爹”不如“拼刀”的时代,硬是靠砍人砍成了王爷。这剧本,够不够“爽文”?

被逼“造反”,还是“正当防卫”?

李从珂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他的养兄、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

即位的,是李嗣源的亲儿子李从厚,也就是后唐闵帝。这位小爷,年纪轻轻,疑心病却贼重。他看着自己这位功高震主、手握重兵的“叔叔”李从珂,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总觉得这货要“整活”。

于是,在应顺元年(934年),李从厚使了一招“明升暗降”:调李从珂离开老根据地凤翔,去当河东节度使。这操作,跟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前置步骤一模一样,就差没说“你交不交兵权”了。

李从珂不傻,他知道,一旦离开凤翔,自己就是砧板上的肉。他上表请求“退休”,说老子不干了,回家种地行不行?

李从厚的回答是:不行。不仅不行,还派大军压境,准备“物理销户”。

《资治通鉴》记载,朝廷大军围了凤翔城,攻势猛烈。城里的守军人心惶惶,觉得这波要“寄了”。

关键时刻,李从珂干了件“骚操作”。他“登城泣诉”,就是爬上城墙,对着城下的朝廷军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开讲:“吾未冠从先帝百战,出入生死,金创满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从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谗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诛乎!”

翻译一下:“我特么从小跟着先帝(李嗣源)砍人,身上刀疤比你们吃的盐都多,才打下这江山。你们好多人都跟过我,是亲眼所见的!现在朝廷听信谗言,要杀我这个‘骨肉’,我到底犯了啥罪啊!”

说完,他“袒露其衣,示以疮痍”,直接把衣服扒了,露出满身的伤疤。

这一下,城下的士兵们“无不恻然”,直接破防了。带兵的将领张虔钊急了,拿刀逼士兵攻城,结果士兵们反手就把张虔钊的坐骑给砍了,阵前倒戈,高呼“潞王万岁”。

一场围剿战,愣是被李从珂用一场“伤痕文学”现场演讲给整成了“大型投诚现场”。

你说这是“造反”?这分明是被逼到墙角后的“极限反杀”,是五代版“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跟朱温那种纯粹为了权力篡唐,石敬瑭那种为了当皇帝认契丹爹的“标准人渣操作”比,李从珂这波,甚至带点“悲情英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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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后的“迷惑操作”:想当好人,却把家底败光

靠着军队倒戈,李从珂一路“平推”到洛阳,把侄子李从厚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改元清泰。

登基之后,李从珂干的第一件事,就暴露了他性格里“画风清奇”的一面。

按照五代“优良传统”,新皇登基,对前朝皇帝(尤其是被自己推翻的)那必须得“斩草除根”。可李从珂怎么对李从厚的呢?他一开始并没想杀,只是软禁起来。后来李从厚在软禁地被叛乱的卫兵所杀,李从珂知道后,居然“闻之惊恸”,哭得很伤心,还以帝王之礼安葬了这位想杀自己的侄子。

《新五代史》评价他“性宽柔,无英断之略”。说白了,就是心不够狠,手不够黑,还有点“妇人之仁”。这在五代,简直是“致命缺点”。

他的第二个“迷惑操作”,是赏赐。为了酬谢那些拥立自己的骄兵悍将,李从珂大撒币,“府库蓄积,为之空竭”。把国库掏空了都不够,又预征了五个月的租税,搞得“百姓怨嗟,号哭于路”。

这操作就很分裂:一边对政敌(名义上)讲情义,一边对百姓“重拳出击”。他想收买军心,稳固统治,这逻辑在五代没错。错就错在,他既没有朱温、郭威那种彻底“黑化”的狠辣,去搞一套高效的榨取系统;又没有柴荣、赵匡胤那种“雄才大略”,去开源节流,发展生产。

他就像一个突然中了彩票的“暴发户”,只知道把钱撒出去买平安,却不知道钱撒完了,灾祸也就来了。

最大的灾祸,来自他的妹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这俩人的关系,那真是“塑料亲戚情”。李从珂怀疑石敬瑭要反,石敬瑭也天天觉得李从珂要弄死自己。

最后,石敬瑭一咬牙一跺脚,干出了那件“名垂青史”的骚操作:以割让幽云十六州、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岁贡帛三十万匹为条件,借来契丹铁骑,南下灭唐。

面对石敬瑭+契丹的联军,李从珂的“宽柔”和“撒币”都不好使了。他手下那些用钱喂出来的军队,根本打不了硬仗,一触即溃。

清泰三年(936年)闰十一月,洛阳被围。李从珂带着传国玉玺,和曹太后、刘皇后、儿子李重美等一家老小,登上玄武楼,积薪自焚。

后唐,亡。

他的“正”,正在哪里?

看到这,你可能会说:就这?优柔寡断,赏罚无度,最后自焚亡国,这也配叫“正”?

别急,咱说的“正”,是相对意义上的,是“五代滤镜”下的“正”。

第一,他讲“情义”,哪怕这情义有点“迂”。对养父李嗣源,他始终感念;对兄弟子侄(如李从厚),他下意识里存有骨肉之念,下不去绝对的死手。这在“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残如家常便饭”的五代,简直是一股“清流”。朱温被儿子所杀,李存勖死于伶人兵变,石敬瑭认贼作父……跟这些“重量级”相比,李从珂那点“妇人之仁”,反而显得“正常”了。

第二,他“要脸”。石敬瑭为了当皇帝,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叫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爸爸”,可以割让战略要地。李从珂做不到。他宁愿带着全家自焚,也不愿意像后来后晋出帝那样,被契丹人像牵狗一样掳走,受尽屈辱。他的结局惨烈,但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一个军人、一个帝王最后的体面。

《旧五代史》的作者薛居正都忍不住评价:“末帝(李从珂)负神武之才,有人君之量。……然虽称善战,岂足敌其佐命之臣;不过求荣,何以归于积善之庆。”意思是,他有才能,有气量,但时运不济,对手太强(石敬瑭+契丹),加上自己一些操作失误,最终败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权力来源,相对“正当”。他的皇位,不是纯粹靠阴谋篡夺(如朱温),也不是靠认外族当爹换来(如石敬瑭),而是在被逼到绝境后,依靠自己在军中多年的威望和个人魅力(伤痕演讲),得到了大部分军人的“拥戴”。这种“被拥戴”,固然有五代军头政治的底色,但比赤裸裸的背叛和交易,多少多了一层“人情”的遮羞布。

说白了,李从珂就像一个“旧时代”的军人,误入了五代这个“全员恶人”的新版本。他还试图用一些老派的、讲点情义和脸面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结果发现,游戏规则早就变了。在这里,只有绝对的利益和赤裸的暴力才好使。

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比朱温、石敬瑭更“人渣”,恰恰是因为,他“渣”得不够彻底,“坏”得不够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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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照妖镜”

李从珂的悲剧,是五代十国这个“大染缸”的缩影。

在这个秩序彻底崩坏的时代,道德是奢侈品,忠诚是易碎品,亲情是消耗品。你想当个稍微“正常”点、讲点情义的人,反而会成为异类,会成为你的弱点。

李从珂身上,有军人的悍勇,有对恩情的铭记,有对家族血脉残存的一丝温情,甚至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古典浪漫主义残影(他对李嗣源)。这些品质,放在汉唐明清的治世,或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将领,一个守成之君。

但放在五代,这些全都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他的“宽柔”被解读为软弱,他的“念旧”被利用为破绽,他试图用金钱维系忠诚,却发现贪婪是无底洞。

他斗不过石敬瑭,不是因为石敬瑭比他更能打、更得民心,而是因为石敬瑭更“无耻”,更豁得出去,更能适应这个“人至贱则无敌”的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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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珂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五代权力游戏的终极真相:在这里,比烂是常态,谁底线更高,谁就可能先出局。他的“相对之正”,反而加速了他的灭亡。

他死后,石敬瑭建立了后晋,幽云十六州从此脱离中原政权长达四百余年,遗祸无穷。从这一点看,李从珂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整个中原文明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又一次沉沦。

所以,说李从珂是五代“最正”的帝王,并非褒奖,而是一种极致的反讽和悲凉。

在一个全员恶人的时代,那个“坏”得不够格、“渣”得不彻底的家伙,竟然成了我们眼中,唯一还能看到些许“人样”的影子。

这究竟是他的悲哀,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答案,在风中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