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吴启明 文：风中赏叶
母亲喊腰疼是去年霜降后的事。
她说是老毛病，年轻时在纺织厂站了三十年，腰肌劳损，歇歇就好。我们在电话里说了几句，她催我挂掉：“长途贵，少说两句。”
十一月初，她开始吃不下饭。父亲说每顿就扒几筷子，人瘦了一圈。我请了年假回去，她站在厨房择豆角，背影薄得像纸片。我喊她，她回头笑：“回来啦？晚上包饺子。”
饺子她只吃了四个，放下筷子说累了。
县医院CT约在周一。她换上新买的那件暗红开衫，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母亲年轻时头发很黑，那年六十三岁，鬓角已经白了大半。
结果出来，医生把我叫到走廊。
胰腺。晚期。肝转移、腹膜转移。不能手术。
47寸的电脑屏幕上，她的腹腔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影，像深秋的旷野，荒草连天。
我问还有多久。
医生说，按经验，快的话个把月。
母亲还坐在走廊长椅上，安静地等。我走过去，她抬头：“咋说？”
“胰腺有点问题，得住院。”
她点点头，没再问。
第一周还能自己下床。她嫌病房闷，每天傍晚去走廊尽头站一会儿，看楼下车流。我跟在身后，她回头赶我：“你回去睡，我自个儿能行。”
第二周开始黄疸。皮肤从脸到脚底一天天变黄，眼白成了琥珀色。她对着卫生间的镜子看很久，用湿毛巾慢慢擦脸，自言自语：“成黄脸婆了。”
第三周吃不下固体食物。小米粥、藕粉、蒸蛋羹，每样尝两口就推开。体重从120斤掉到104斤。父亲从家里带了她爱吃的糖醋排骨，她看了一眼，轻声说：“放着吧，凉了你们吃。”
第四周疼。
起初她说还好，后来夜里开始翻身。镇痛药从口服换成贴剂，又换成泵。有一天凌晨三点，她忽然说：“我梦见你姥姥了。”
姥姥去世二十年了。
第五周，她认不出父亲。
那是上午十点多，阳光从窗帘缝挤进来，在她脸上切成一道金线。父亲端着水杯靠近床沿，她盯着他看了很久，茫然地问：“您是哪个大夫？”
父亲把杯子放下，转身出门。
在走廊尽头，我看见他用拳头抵着嘴，肩膀一耸一耸，没有声音。
第六周，她开始频繁地摸索。
摸被角，摸床沿，摸自己的头发。头发大把大把掉在枕头上，灰白色的，像初冬的霜。我握她的手，她把五指扣进我的指缝，很慢、很用力。
她说话已经不清楚了。有时嘴唇动半天，发不出音。我凑近了听，有时是“冷不冷”，有时是“吃了没”，有时只是几个模糊的气声，像风穿过枯叶。
最后那几天，时间变得很黏稠。
心电监护仪嘀嘀响着，数字一天天往下掉。血氧从98到95，再到90。血压从110降到80。呼吸从平稳变成喘息，从喘息变成浅浅的、间断的起伏。
我没有哭。
我只是一直握着她的手。那只手曾经和面、缝被子、牵我过马路，此刻越来越凉。虎口处还有年轻时做缝纫留下的针茧，硌着我的掌心。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生命是有重量的，也是会流走的。像攥了一把干沙，无论握多紧，都能感到颗粒从指缝细细簌簌地漏下。你什么都留不住。
第七周的第一天，凌晨四点十七分。
心电监护上的波浪线拉直了。护士进来关了机器。病房忽然很安静，只剩窗外环卫工人扫落叶的沙沙声。
我还握着她的手，握了很久。
父亲从床尾站起来，慢慢把母亲额前的碎发拢到耳后。那个动作他做了四十年，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轻。
天亮了。
殡仪馆的车开走时，住院部门口的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我弯腰捡起一片，叶片完整，脉络清晰。母亲喜欢银杏，说叶子像小扇子。
从前总以为告别是隆重的，有足够的时间把话说完。
原来真正的告别，大多仓促得来不及排练。你还在学怎么面对，故事已经翻到了封底。
收拾遗物时，从她枕下翻出那只旧钱包。夹层里塞着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是我六岁，她蹲在身后扶着我的肩膀，两个人都笑得很傻。照片背面有圆珠笔写的字迹，褪色了，勉强能辨认：
“1997年夏，带孩子去公园。那天她掉了第一颗牙。”
47天，从确诊到离世。
我至今不知道她最后想说的那几个字是什么。但我握过她的手，在那段生命流速最快的时间里。握过那些不断漏走、却始终没有松开的手温。
有些告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在一个平常的凌晨，有人躺成了一段回忆，而另一个人，还在学着适应这世界的音量。
母亲去世一年后，我给女儿讲了姥姥包饺子的故事。
她问：“姥姥现在在哪？”
我想了想，指窗外。
初春的风正吹动银杏树的新芽，叶片小得像刚出生的蝴蝶，颤巍巍地，迎光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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