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谈旅行文学，像是打捞一份已失落的意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旅行是一种解绑，解除如肢体器官一般的“互联”，宣告特定时间段内的暂缓，不必再对“延后”感到抱歉，宣告一部分自我，这份喘息让置身其中的吸引力远高于阅读他方。因而旅行文学在近15年间，从鼎盛到平缓，再到如今向着带有社科属性的饱满写作或在地书写落定，这是一条健康的发展曲线，毕竟，人类还是要在一切“新”和他方里，寻找旧有的、自我的答案，这是线性时间遗落的规则，今日之疑问，只能向前走，只能回头看、往深处看。
当然，文学本身即旅程，无论对于书写者还是阅读者，我们都在借助文学跳离地心，前往内心所持的理想之地。本期邀请译者钟娜、青年作家孔孔以及青年学者叶怡雯，谈一谈她们视角下的旅行与文学，也借此留下一份希冀：“当你出发，前往伊萨卡，愿你的道路漫长。”
——主持人：杨爽（理想国华语文学馆主编）
失去的艺术
钟娜
旅行时，我们总避免不了丢东西，各种意义上的。在法国，我们丢过一双皮鞋。在英国，我们丢了一整只行李箱。在科罗拉多，我们丢过一支钢笔。在佛罗里达，丢过一个保温杯。
皮鞋是我们主动丢的，鞋底已经快翘起来了，等于“寿终正寝”。我们当时刚走到香榭丽舍大道，就去附近鞋店买了双新鞋，把旧鞋放入新鞋盒中，把鞋盒恭恭敬敬放入垃圾桶，合掌致谢：辛苦你了，拜拜。
和自己曾经这么亲近的东西，把它留在异乡的感觉很奇妙。好像和一个东西剪断了某种联系，又好像和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取决于怎么看。后来，每次回忆起那次旅行，我们想到的不只是书店，公园，无数的影院，打折的药房，或者中餐馆里热情孤独的柬埔寨老板，还有那双被我们千里迢迢带到凯旋门丢弃的皮鞋。它最后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此刻是什么形态？
也不太敢细想。世界是个巨大的消化系统，被主人遗弃的事物，只能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那个我中意的保温杯，我只是不小心松了手，它就骨碌碌滚下长凳，扑通一声落入大沼泽。水质清澈，水草茂密，阳光下只能看见绞缠的深色阴影。就在几分钟前，不远处，我们跟随惊呼的人群发现了三条鳄鱼。
对不起，保温杯。只能让你在湖底沉睡了。
那只行李箱是在我们下飞机前丢失的——准确地说，它被人错拿了。世界上从来不缺黑色尼龙行李箱。然而有趣的是，当全部乘客离开，我们并没找到按理说多余出来的行李箱。究竟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深夜，我们拖着剩下的行李箱，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奔走。重要文件在随身书包里，行李箱里没有贵重物品，无非是充电线、换洗衣物。但我突然想起：里面有我给先生新织的毛衣，一件藏青色套头衫，织了三个月，他甚至还没来得及上身。丢失的性质立刻改变：一种浅却锥心的疼痛，在胸口蔓延开来。
我们在失物招领处登过记，然后坐出租去了酒店。下车时，发现上次来英国时剩余的纸钞已经失效了。这还是记忆中的世界吗？我想象混沌夜色里，一个面貌不详的人，正带着我们的行李箱回到他的家，拉开行李箱，穿上我织的毛衣，在镜前端详自己。
身体刚开始倒时差。我头重脚轻，既困倦又清醒。除了酸楚和愤怒，我还感到恐惧。对一种神秘力量的恐惧。几分钟后，我发现我们在伦敦订的酒店就叫“丢失”。一个隐喻，还是一个玩笑？
突如其来的丢失笼罩了此后近两周的旅行。在它的阴影下，我们去办了签证、见了朋友、买了新行李箱和换洗衣物、逛了博物馆、吃了又挤又慢的韩国餐馆、坐火车去了哈代曾经生活过的康沃尔，遇上对于十月来说难得一见的好天气，在闪闪发光的碧海边徒步，看远处绿色山坡向大海倾泻，上面的羊群看起来几乎要落入水中，它们中的几只或许就是那件毛衣的原料来处。等再次回到伦敦，丢失带给我们的伤口似乎开始愈合。如果事情已经发生，那便接受，至少尝试接受。最后一天，我们来到机场失物招领处，不抱希望地询问行李箱下落，在忐忑的30分钟后等来惊喜：清洁工在角落里发现了我们的行李箱，它从未离开希思罗半步。我们喜不自禁，没有什么比失而复得更让人感叹自己的好运气。过去收到的不祥讯息全部得到新的解读：我想起酒店的问候卡，上面写着：“有时你需要失去，然后才能找到。”
“失去的艺术并不难掌握；这么多的事物似乎都充满着丢失的意图，它们的失去也就不是什么灾祸。”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擅长旅行，一生周游全球。她能写出《一种艺术》，想必来自生活经验。不是有俗语说吗，“搬家三次等于失一次火”。
“失去这门艺术并不难掌握。
接着练习丢失得更远，更快：
地点，名字，以及你原本打算旅行的
地点。这之中没有一件会招灾致祸。”
毕肖普这首诗的魅力在于，通过反复否定（“失去的艺术不难掌握”，“失去不是什么灾祸”），不断肯定那个她无法直接言说的事实：是的，失去的艺术很难掌握；是的，失去就是一种灾祸。
莉迪亚·戴维斯有个超短篇叫《丢失的物件》。她写：“它们从我和我所在的地方丢失了，但它们又并没有消失。它们在别的地方，或许，属于其他人。但即便不属于任何人，那枚戒指，对于它自己来说，依旧没有丢，而是还在那儿，只是不在我所在的地方。”这是通过抹掉自己，抹掉丢失的物品。
但有的存在过于珍贵，经不起失去。琼·狄迪恩的侄子格里芬·邓恩曾忆起狄迪恩家举办的一场派对。一对嬉皮父母顺路造访，把熟睡的五岁女儿留在车上，想待上几分钟。几分钟很快变成几个小时。凌晨时分，邓恩问起他们的孩子，那位母亲安静地站起来，走到外面，然后屋内所有人听到一声“让全身血液都凝固”的尖叫。女孩不在车上。长达几小时的搜寻后，女孩找到了，但那位母亲已被这场失去的预演彻底改变。
旅行本身就意味着失去。2025年我们去了夏威夷。行程最后一天，开车去机场的路上，看着白雾缭绕的蓝色火山，在光与波里起伏的冲浪者，夕阳下来往的车辆，我问先生：“如果此刻，我们不是正要离开的旅客，而是住在这里的本地人，刚下班，正在开车回家，我们会从哪里出发，开去哪里？我们会从事什么工作，住在什么样的家里？”
他没有给我正面回答。我知道，这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出发来夏威夷之前，在纽约工作的我们已经身心俱疲。我们本不该长途旅行：当下生活充满变数，跨洋旅行只会让它更加破绽百出。但我们还是来了，仿佛决意自救，要看看本地那些皮肤黝黑的夏威夷人，如何全年穿短袖和牛仔短裤，素面朝天地在阳光和风里穿梭，在船上如履平地，生活在大自然朴素却丰饶的馈赠中，吃着全世界最好吃的木瓜、苹果和香蕉，在遍地贝壳和珊瑚碎片的沙滩上钓鱼、遛狗、野炊。看着他们，我一遍遍提醒自己：生活可以是这样。当你不快乐时，有人在此地，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生活”会有我不知道的烦恼。我当然知道，这里的生活未必是适合我们的生活。但它不妨碍我直到今天，仍然点开当地一家浮潜用品店每日发送的电子邮件，它会告诉我今天的天气、海浪状况、适合浮潜的地点，以及能不能目击海龟。
这也是为什么旅行——和文学一样——都是残忍的：它先在你抵达时，抹去你的来处；又在你离开时，剥夺你刚刚熟悉的彼处。你无法只“出发”而不“离开”，既“在场”而又“缺席”。如果说文学是通过叙事，将主人公无穷的可能性排除到只剩“非此不可”的唯一一个，世界便是通过旅行，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告诉你：你不可能永远做一个游客——此处还是彼处，你必须做出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所有旅行文学的结局都只有一个：旅行的结束。要么离开，回到原来的生活；要么留下，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1951年，毕肖普去巴西旅游，原本计划的两周最后变成15年。爱人离世后，她离开巴西，回到四季分明的美国东岸。
“我丢了两座城，可亲的城。进而，是更辽阔的，
我所拥有的王国，两条河，一片大陆。
我思念它们，但那也并非一场灾祸。”
一双皮鞋，一支钢笔，一个保温杯，一个不得不离开的海岛。我思念它们，但那也并非一场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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