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提前祝大家新年好。
今天的故事和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新词有关：“捞女”。在我的印象里，这个词最早流行起来，是在酒吧、迪厅这样的娱乐场所，讲有姿色的姑娘，盯上来玩的大款，想借机攀附搞点钱花。
后来这个词被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凡男女感情里，女方的家世和收入略低，都有可能被扣上这个标签。
这个词真实含义就是这个吗？
我的法医作者小刀说，他不仅知道这个词最早代表了什么，而且知道以后，一次都没有用过这个词来贴标签——因为这个词最早不仅有捞女，还有捞仔，被用来形容背井离乡到大城市的打工人，和你和我当中许多人一样。
21年前的今天，他遇到了一桩案件，大过年的，一个人人口中说的“捞女”死了。
当地不少人说凶手很可能是“捞仔”，丝毫没顾及他们眼前的法医廖小刀，也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
当时小刀只有一个想法：“早点破案，别拖到过年”。
2005年年初，广东街头的店铺门口，都摆好金桔盆栽，挂上红灯笼，提醒每个路人旧年结束，除夕将至。
我那位于一楼的出租屋原本勉强能住人，没想到都这时候了，广东还有二十多度，再来一场雨就返潮了。恰好局里一个师兄买了新房，他的出租房就空了，出租房在机电厂的宿舍楼，有围墙和大门，治安比我那强多了。我要到房东电话，最终以三百块的超低价，把那两房一厅租了下来。
我心里想着怎么搬家，走到街上，看到一派过年的街景，再抬头望不远处的公安局大楼，不禁唏嘘，一年前我离开学校，就是从这条路来到公安局。曾经的我焦虑而迷茫，背负着家里债务，既没信心，更看不清未来。
可就在短短一年里，我经历了数十个命案现场，解剖上百具尸体，习惯血液和尸臭的气味，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专业知识。更值得庆幸的是，每次解剖后发放的补助，在一点点帮我偿还家里的欠债。
我常庆幸，作为外地人，如果不是读了法医进了警队，我不可能那么快在广东站住脚跟。
我知道很多和自己一样年轻的外来打工人，因为没有学历和技能，只能离开家乡，来珠三角的工厂里上班。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劳作，看不见尽头的辛苦，很快就会把人塑造成另一个模样——让我们警察都“害怕”的模样。
我过着安稳的日子，很少想到自己辖区里，还有一家机械厂，有几千号这样的打工人。
年初第一起命案，就发生在机械厂宿舍B区五座305，里面住着一对员工“夫妻”，男的叫王德政，女的叫何丽萍。
王德政算是半个本地人，为什么是半个？因为他是粤西人，碰上这几年买房就能落户的政策，所以勉强算半个本地人。而他同居的未婚妻何丽萍，则是完全的外地人，户口和籍贯都不在这。
王德政是厂运输队的司机，一天前独自开着卡车送货到湛江，为了省钱当晚在车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上午他开车回厂又忙了一个白天，下班后打开卧室门，发现何丽萍浑身是血，已死多时。
我和岩哥赶到现场时已是傍晚，冬天夜色来得比平常更早，小区里亮起了路灯。
这个机械厂是本地少有的大型国企单位，建厂几十年，面积有好几百亩，最多的时候有大几千名员工。十多年前的时候，广东各个村集体都在圈地修楼，厂里也修了一大片宿舍楼，两房一厅，四五万块钱就能拿下一套，还允许本地老员工用工资分期预扣，很快就销售一空。
如今时代变了，真正赚钱的成了那些私人企业和小工厂老板，老国企效益变差，宿舍楼也开始显得破败，本地老员工走了，全靠招些外省的合同工撑着。今天发生了这起命案，厂里的凡是不上班的都凑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说着全国各地的方言，总之就没有一句标准的普通话。
派出所守着楼梯口不让闲杂人等上去，可在楼梯口的正对的花坛边，昏暗的灯光下，聚着黑压压一大片人。甚至花坛里的玉兰树上，都有暗红色的烟头亮起，那是坐在树杈上抽烟的闲人。
我提着箱子跟在岩哥后面，走进楼梯口前，回头望了一眼，后方人群变得更兴奋，原本低沉的嘈杂声逐渐刺耳。
两个派出所的民警站在305的房门口，我没有看见重案队老大老秦，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岩哥打着手电筒就率先走进了房间，我跟着他径直去了主卧。主卧亮着灯，靠墙的位置是一张一米五的大床，死者上半身仰躺在床上，下半身悬在床沿外边，身上横盖着一张薄被，露出赤裸的肩膀和大腿。
死者的长发裹着凝固的鲜血，遮盖住面颊，裸露出来的大腿上满是凌乱的手指血印。
作案凶器就扔在死者手边，那是一个有些年头的铁锤，原木色的手柄上沾满鲜血。
我们掀开被子，被害者的睡裙一看就是被人暴力撕开，她的皮肤上散落血迹，小腹和胸口还有刺眼的血手印。
面对岩哥期待的目光，负责拍照的涛哥对血手印研究好一阵子，才摇了摇头：“就是赤手印，但这么多血，还是在皮肤上，根本提不到指纹。”
“锤柄呢？”岩哥指着旁边的铁锤，眼神中满是期待。
“那是原木的，没刷漆，不是光面熏不出指纹。”
岩哥的眼神一下子就黯淡了下来，他不死心地环视室内，最后盯上了打开的衣柜门：“这个有机会吧，等会儿好好弄弄。”
或许是希望涛哥能够快点处理指纹，岩哥检查尸体的动作明显比平常更快。尸体身上的损伤也很简单，全部都是钝器打击所致，左边头顶有六处裂创，创口里甚至还夹杂着沾血的发丝。
死者双手半握着，上面没有抵抗伤，我用力地掰开死者的手掌，让那些纤细的手指伸张开来。我发现她的掌心没有老茧，手指格外纤细，指甲也很干净，修剪得短而整齐，只是死后血液的淤积让指甲显得有些紫黑。
两只手的手心都没有血迹，也就是说，她被锤子袭击的时候，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抵抗。
可从她半躺在床边的姿势，还有飞溅到床头墙壁上的血迹来看，她又肯定不是在睡梦中遇害。
岩哥还在研究床上的鲜血，我站在床边，左边是满床的鲜血，右边是死者的尸体，脚下的空间只够我稍微转身。
在床边站久了，鲜血开始腐败的腥臭味直往鼻子里钻，床头墙上张贴的画报上，每个明星的脸上都沾上了血滴，让他们本来英俊帅气的脸庞也越看越刺眼。
即使已经干了一年法医，我还是会在这种鲜血淋漓的现场露怯。并不是我受不了鲜血的腥臭，而是我依然很难看懂那些血迹背后的线索，就像是一个初中生拿到一道高数题无从下手。
就在我有些走神的时候，岩哥忽然指着枕头边的一条沾血枕巾问我：“我们来的时候，它就在那里？”
我有些茫然地回忆着初始现场的情况，最终却没能定位出它的原始位置。
等到涛哥扫完指纹，殡仪馆也来了车把尸体搬走。岩哥立刻开车直奔派出所。
那些年嫌疑人被审讯的时候，如果法医也在，就可以“碰巧”一起参与审讯。
岩哥就是要去“碰巧”偶遇报案的死者男友，王德政。
我跟岩哥刚从楼梯口上到二楼，就撞见从办公室出来的老侦查员梁峰，他偏了偏头把我们三人带到走廊的另一头。
“嗰个男人周身都系血，我觉得佢有啲唔对路㖞。（那个男人身上到处都是血，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
梁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双喜”，习惯性地叼了一支，又递了两支过来。随后他意识到我和岩哥都不抽烟，有些尴尬地把香烟收回去，眼巴巴地等着岩哥进一步的询问。
“不是说他刚从外地回来吗？”岩哥下意识皱起眉。
我记得在掰开死者手掌的手，已经感觉到了明显的尸僵，而且她的背上还有大片大片的尸斑，一看就不是刚刚才死掉的样子。
梁峰说，这个男人交代自己是早上十点回来的，白天一直运货开车，可是侦查员们还是怀疑，毕竟谁也没有整天盯着这个男人，证明他没偷偷回家行凶。
说实话，我很怀疑侦查员们对这个男人的“怀疑”。
我甚至更倾向于，他们一时之间找不到凶手，就习惯性地怀疑死者的男朋友。
随后，我在二楼的小会议室看到了王德政，这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短发，国字脸，颧弓微微凸起，眼眶凹陷，有着典型的广东人面容。
王德政祖籍粤西，在机械厂已经干了十来年。他和何丽萍同居已经一年，平日里邻居几乎就当他们是对夫妻。
可未婚妻死了，我发现他除了眼睛微微有些泛红，脸上却看不出太多悲伤的情绪。
尽管坐在有软靠的椅子上，王德政却挺直腰杆，双手放在膝盖上，像是一个正准备认真听讲的学生。
岩哥察觉出王德政的紧绷，特意端了张椅子坐在他对面：“你回家的时候，何丽萍就那样躺着？”
“系，佢当时就喺嗰度躺住，我睇佢唔郁，就过去搖咗搖佢。（她当时就躺在那里，我看她不动，就去摇了摇她）”
“她当时身上就盖了被子？”
“我睇佢冇着衫，就用张被冚咗佢。（我看她光着身子，就用被子盖住了她）”王德政一边说一边伸手做出盖被子的动作，很快他又把手收回去，恢复了原来的坐姿。
按照王德政的说法，他在现场的动作很少，可他身上的血迹却明显有些多，不仅两个衣袖有血迹，连胸口和腹部都有一些擦拭血迹。
难怪梁峰觉得不正常，按照他的理解，现场的血迹分明都凝固了，这男人不过动了下尸体，怎么会沾那么多血？
采了血和指纹，我和岩哥出去时，梁峰跟了出来，他还是有些不死心。
虽然岩哥再三和他解释，王德政身上的血迹，应该是搬动尸体时留下的。床单上的血看似凝固，其实还是湿润的，那些血迹又全是片状的擦拭血迹，没有打击形成的飞溅血滴。
何况何丽萍的死亡时间已经接近二十小时，当时王德政应该是在湛江，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要路口都有高清视频抓拍，到处都是天网，王德政的开车路线和行踪很容易确定。可当时除了厂门口的视频拍到王德政开车出去，他随后的行踪唯一的印证，就是几张签了字的收货单。
梁峰说那可不一定，别看出厂时是王德政开的车，可他找人顶班呢？
岩哥意识到，眼前的同事那么“固执”，说明他们还掌握了别的信息。
果然在岩哥的再三追问下，梁峰才告诉我们，王德政当过民兵，平时看着挺老实，但脾气暴躁起来两三个人都拉不住。最关键的是，他这次出差前刚和何丽萍吵过架，两人还砸锅摔盆厮打了起来，住在隔壁的邻居听到动静过来才把两人劝下来。
按照这个邻居的说法，这一年王德政家里都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案发这天早上三点多，他听到王德政家里有类似吵架呼喊的声音，但不确定是不是王德政本人，几分钟就没动静了。
至于王德政家里吵架的原因，邻居也说不清楚，不过他隐晦地提了一点，何丽萍“爱玩”。
梁峰听出了对方的潜台词，“爱玩”换个词讲就是不检点，不过无论他怎么追问，对方就是不肯继续说下去。
梁峰把王德政带回派出所后也问过好一阵子。王德政承认他俩感情是遇到点问题，可他早就把何丽萍当自己老婆。现在老婆死了，他只想警方快点抓到凶手。
或许是梁峰的问话中透出了急躁，王德政意识到自己被怀疑了，摆出紧张戒备的姿态，可这种戒备在侦查员眼里就是心虚的表现。
在我和岩哥离开前，梁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佢系咪畀人侵犯咗？（死者是不是被人侵犯过）”
岩哥迟疑了一下，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说回去再做一下确证实验，
我在现场和岩哥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尽管死者胸口和大腿靠膝盖的地方都有血手印，可何丽萍大腿根部和会阴部却很干净，没有新鲜的损伤。
岩哥觉得那些血手印不像是侵犯留下的，倒像是试图搬动尸体留下的。
现场染血的枕巾曾经遮盖过死者的头部，她的赤裸的身躯上还有试图搬动的血手印，岩哥判断凶手是何丽萍的熟人。
我顺着岩哥的思路往下分析，如果是熟人作案，扒光死者衣服，那应该是奔着人去的。按理他就不需要打开现场的衣柜翻找财物，更不该带走死者的手机。
可如果凶手尝试过挪动尸体，又制造盗窃的假象，那最不想尸体在屋里的熟人，还真就是王德政。
分析了一大圈，我也绕了回来，难怪梁峰他们揪着王德政不放，很多命案分析，第一个绕不开的嫌疑对象，往往就是死者的伴侣。
我把心中的疑惑和岩哥说了一通之后，岩哥却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出答案，而是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吃不吃宵夜？”看到我摇头之后，他才说：“那就早点睡，明天还要复勘。”
回到宿舍后，岩哥的床位上很快响起了轻微的呼噜声，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闭上眼仿佛就能看到尸体上的创口、飞溅的血滴。那晚在梦里，我有时是凶手，转头又变成了受害人，可无论怎样，我都看不清凶手的脸。
第二天，岩哥起了个大早，我跟他在饭堂喝了一碗鱼片粥之后，就再次去了现场。
晚上的室内现场都需要白天复查，因为晚上光线不足容易漏掉细节。
阳光从半拉开的窗帘照进来，让房间里明亮不少，可为了查看更多的细节，我依然打着电筒。尸体虽然搬走，可血液的腥臭味经过一晚的发酵反倒变得愈加浓烈，只有那些鲜红的印迹依然和晚上一样刺眼。
昨晚一直在关注卧室，白天再来我才注意到屋内地板还是原始的水泥地，没有贴瓷砖，墙壁上也只是普通的白灰。
屋里的家具和陈设也格外简单，甚至因为使用多年，看起来比很多出租屋的家具还显得破败老旧。
没有哪个贼会惦记着爬到这里偷东西，我愈发确定凶手是针对何丽萍而来。
我从客厅走到阳台，那里的阳台护栏还是老式的菱形水泥格，站在阳台上，冬日的暖阳照在身上甚至驱散了屋里湿冷的感觉。我再走到阳台，望下去，宿舍楼外面的黄色的防水漆早已褪色，有些地方甚至已经长出了绿苔，倒是一二楼都安装了简易的防盗窗。
我还在探头探脑地看着阳台外面，岩哥拉住我指着脚边横躺着的拖把，提醒我小心一点。
我顺着岩哥的视线低头望去，拖把的竹竿把手上有点淡黄色的印记。
我凑近一瞧，那分明是半个血指纹。
岩哥一早判断凶手是从阳台攀爬进入，尽管现场衣柜里有翻找痕迹，何丽萍的手机也消失了，可他还是觉得这不像是盗窃引发的凶案。
如今看到这半个血指纹，岩哥笃定凶手杀人后也是从阳台离开，这就更不合理，楼梯口又没有监控，普通盗窃犯没必要再爬阳台离开。
我们把拖把整个带回去，指纹室的零哥看完之后却说指纹有变形特征点不够，就算勉强录进指纹库里也没有太大比中的希望。
他只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是有点像王德政右手食指的指纹，但认定不了，排除就更不可能。”
梁峰听到这个消息后来了劲，在他的理解里，排除不了就有可能，王德政碰拖把，这意味着他想清理现场，只是最后放弃了。而且王德政有家里钥匙，平常回家怎么会爬阳台呢？所以他的血指纹出现在阳台，就意味着反常。
尤其是梁峰这天才问过大院门卫周大爷，核实到邻居说的何丽萍“爱玩”这件事。
周大爷原本就是厂里的保安，也是少数留在这里的本地人。他干了大半辈子，退休了又在宿舍门口当保安，不仅领着退休工资，还多收了一份补贴。
周大爷记得何丽萍在案发前一天晚上，过了十二点才回到小区，还是他给开的小门。当时送何丽萍回家的是三男一女，这几个年轻人他也见过很多次，知道是何丽萍的老乡，几个人经常一起在外面玩。
“佢就系个捞女！成日都出去蒲！（她就是个捞女，经常晚上出去玩）”
听到“捞女”这个词让我愣了一下。
就在不久前，我第一次去木木家里，拜访岳父岳母，然后她们村里就有亲戚嫌弃我，说我是“捞仔”。
那时候所谓的“捞仔”和“捞女”，就是广东本地人对外地打工仔的贬低式称呼。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和很多异乡人一样，都是在家乡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才到珠三角这边“捞”饭吃。
但我对部分本地人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完全摸不着头脑，明明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和王德政一样，也不过是早来些年的粤西人。但因为他们是广东人，说着粤语，看着我们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就觉得自己天然的高一头。
天天说我们怎么怎么“捞”也就忍了，可现在何丽萍都死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她呢？我太不理解了。
我们在后续的调查中，走访了这间工厂和宿舍楼，算是了解了何丽萍的工作和生活圈子。
我也算是第一次知道，如果没有当法医，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地年轻人，来到这里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家机械厂并不是什么高端制造，厂里的工作多是流水线工作，有少量的夜班，工人按照上班时间计算薪酬。
为了多赚一点钱，这里的很多工人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每月只有三天的休息时间。
这种工作强度，是个人下班都会特别累，要好好休息。但实际上，这里年轻的工人们为了能坚持下去，往往会犒劳自己，加个餐或者放纵地玩一玩。这是无可指责的。人如果没盼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就在工厂附近催生出了一片繁华夜市，廉价的地摊成排，到处是便宜的夜宵和网吧。
何丽萍刚过二十，下班之后经常玩到很晚才回宿舍。这就成了周大爷口里的“蒲”。我想想也挺可笑的，有钱多金的富二代去“蒲”（出去玩）会引来羡慕的眼光，她这样的年轻女孩却要遭受闲言闲语。
更让我们担心的是，宿舍区个个都是熟人，周大爷知道的事情，宿舍区自然早就传了个遍。何丽萍夜里出去，又是和年轻的老乡玩，这种流言蜚语传到王德政耳朵里，会不会演变成杀人的动机？
梁峰觉得，这一次很有可能是王德政假意外出，晚上在宿舍等着，发现女友又这么晚回家，才动了杀心。
大领导老秦也认可“熟人作案”的判断，可他觉得不能盯着王德政一个人，还得搜遍何丽萍的交友圈子。
碰头会散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次开会老秦居然没爆粗口，还对各种调查进度都格外宽容。
还是新哥在饭堂解答了我的疑问，原来，上一次绑架案被督查问责后，重案队的士气明显低落。再加上最近局里调整，说重案队的老侦查员有可能去派出所，梁峰肯定是不想走的，但现在政工那边已经传言他要离开。
老秦为了稳住人心，不敢把重案队使唤得太紧，生怕这些要走的人撂挑子不干。
老秦得压着脾气哄好梁峰。我们法医队的老大钊哥，则选择了另一种方法，带头干。
开完会回到办公室，钊哥就安排了岩哥去殡仪馆，对何丽萍进行尸检。我则负责带着照片，再回到机械厂的宿舍给钊哥介绍初始现场情况。
在屋子里看了一圈，钊哥站在一楼，望着斑驳的墙体，转头向陪同的治安队员说道：“揾（找）把梯过来。”
等到治安员拿着五米高的竹梯过来，钊哥把梯子往二楼的防盗网上一靠，顺着梯子就爬了上去。
钊哥越靠近顶端，竹梯越感觉有些发颤，我赶紧一边用脚踩住梯子底端，一边扶紧梯子。
就在我担心梯子会不会折坏时，钊哥还半探出身子查看二楼的阳台和一楼支出去的雨棚。还好没过多久，他就顺着梯子下来，我还没来得及询问，他抓着相机又爬了上去。
看着钊哥在上面又是贴比例尺，又是拍照，我知道他肯定是有什么发现。
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越有发现，说明早上复查的时候，我们遗漏的越多。
钊哥在一楼雨棚顶拍到一个清晰的灰尘鞋印——
脚掌部分波浪形的花纹清晰可见，这个位置平时不会有人踩踏，几乎百分百是凶手留下。
鞋印的长度是24.5cm，宽度只有9cm，从鞋印特征分析这是运动鞋，鞋码不超过40码。
钊哥在王德政家里找出来的鞋子都是42码，小脚穿大鞋容易，但大脚穿小鞋就不太可能，他觉得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否定了王德政的作案嫌疑。
算上这次和钊哥复查，这个现场我都来了三次，总算找到了凶手留下的痕迹。之前在王德政家里提取到的几枚指纹，除开拖把上认定不了的那半枚，其他要么是何丽萍，要么是王德政的，根本没有价值。
可惜的是，足迹虽然足够清晰，可这两年根本没有足迹比对的软件。
钊哥怀疑，是不是小偷作案时杀人，就让同事去翻最近的攀爬入室盗窃卷宗，查查有没有小偷留下相同的足迹。
但我记得，师兄岩哥说死者被人用枕巾盖头，凶手应该是熟人。往往是在熟人谋杀中，出于愧疚，凶手不敢面对死者的脸，才会选择用东西遮蔽。再说了，就算这个“盗窃引发杀人”的想法成立，那也应该先查查宿舍楼里有没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这样也能说得通——盗窃入室，熟人作案被撞见后动了杀机。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岩哥，他却露出想笑又笑不出来的表情：“就你聪明？”
岩哥告诉我，在案发的当天晚上，就已经有同事在核查盗窃前科人员了。像这样的宿舍区，楼上楼下的住户非常稳定，谁有偷鸡摸狗的行为被抓过，一查就清楚明白，根本花不了太大的工夫。
如今没有一个能够锁定凶手的证据，只能挨个对怀疑对象问话，寄希望于侦查员在询问中发现端倪。
岩哥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难怪老秦对重案队忽然变得宽容，原来不单是法医工作是个良心活，侦查工作也一样——梁峰他们几个负责走访的人，要是不用心，这案子可能真就没辙了。
岩哥见我想明白了，将加急洗出来的照片往我手里一塞：“现场和尸检照片都在这儿，写个汇总吧！”
“可我没去尸检啊！”我话音刚落，岩哥就把尸检记录本就塞了过来。
“反正就头上那点损伤，死因是颅脑损伤。”岩哥喝着热茶吹了口气，见我还站着没动又说：“有问题再问我。”
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任务是甩不掉了，只能捏着几乎被照片撑破的纸袋，拿着尸检本，垂头钻进了电脑房。
第二次碰头会上，新消息来了，被调查的何丽萍那几个老乡，同样嫌疑不大。
何丽萍被害前一晚，女老乡张春燕约了她一起去步行街逛街。后来，张春燕收到湖南老乡的短信，说是一起吃夜宵。于是两人去了宵夜档，和另外三位老乡一起喝粥到十二点。
三位老乡都是男性，分别叫吴辉，李寒山，罗建华，散场后他们把两个女人送到宿舍大门口，这时接近半夜一点。
一点十分，何丽萍家里煤气不够，就拿着毛巾和水盆去张春燕宿舍洗了澡，这是她最后的行踪。
梁峰他们调查过，这几个男女就是何丽萍最好的朋友，都来自湖南，类似的生活境遇，让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2005年时，互联网刚刚起步，没有智能手机，更没有微信和抖音，要发展一个圈子并不容易。最常见的交友方式还是老乡介绍老乡，说着一样的方言，自然更容易玩到一起。
几个人里面，吴辉刚开始追求张春燕，应该不会对死者何丽萍有啥企图，那晚宵夜也是他最开始叫的也是张春燕。由于他的个子高大，鞋码明显比现场留下的足迹大，他的作案嫌疑基本就没有。
而另外两位老乡，李寒山和罗建华两人都在港口做保安，住在一个宿舍，上班的地方有监控又严格打卡。侦查队去搜了宿舍，又把两人的鞋子拿回来检查过，也没发现什么可疑。
三个男人都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们对何丽萍的印象都停留在“漂亮，容易约出来，爱玩”这样的程度。
罗建华倒是对何丽萍有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但也只是单独约出来两三次。他知道何有快要结婚的男友，但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妥，“她又没结婚，我这也不算挖墙脚。”
至于会不会对何丽萍造成什么影响，他根本没想过。
另一边，重案队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何丽萍的交友圈子也很小，和罗建华之间的短信也看不出越线的地方。
倒是男友王德政的手机里，重案队发现了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
王德政与何丽萍的短信沟通记录少了几条。按理来说就算他要删除信息，也不会挑着删。
这让侦查队里本来已经放弃的梁峰又来了劲，他再次找到王德政，甚至借口说办公室没位置，把他带到了留置室。
不过毕竟没有证据，他也没把王德政铐在铁椅子上，只是让对方和自己坐在审讯台边。
大约是留置室压抑的环境，让王德政愈发紧张，看着对方挺直身板的坐姿，梁峰递了一支烟过去，装作不经意地问道：“你识唔识得罗建华？”
王德政接过烟，垂下眼皮看了看，别在了耳朵边，仿佛是下定决心一样，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说知道这两人关系不一般。
王德政其实一直都担心何丽萍。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何丽萍才二十出头，厂里就那么大，除开已婚的，年轻漂亮的就没几个，他又是司机没有多少时间认识新的女孩，只能在这些新到的厂妹里寻找自己的伴侣。
何丽萍刚到的时候，他一眼就看上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他和厂里那些年轻人比起来，既不会说又不会玩，更不大会哄人，唯一的优势就是工资高一些，已经有了当地户口。
何丽萍还需要和人同住出租屋，他早两年就在厂里买了二手房，尽管那个房子已经又旧又破，可好歹是套正经的两房一厅。他靠着殷勤送礼，请吃请喝把何丽萍追到手，从合租出租屋搬到宿舍楼的那天，女友还把自己喜欢的明星照片贴在了床头的墙上。
何丽萍还是年轻人的性子，下班之后就喜欢出去逛街玩耍，可王德政作为司机整天在外面跑，经常下班就想待家里。
他看不起那几个不着调的年轻湖南人，更融不进他们的圈子，于是他愈发害怕女友劈腿。
与此同时，何丽萍也同样担心他出差在外不老实，所以经常查他手机。那几条删掉的信息，是因为何丽萍查手机时，翻到两人聊天记录，发现是争执的内容，就删掉了。
两个人就这么在信任和怀疑的边缘徘徊，日常生活自然经常鸡飞狗跳。
梁峰问到最后，也没能挖出什么有嫌疑的“熟人”，倒是让王德政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对何丽萍有足够了解。
看着捂着脸哭得泣不成声的王德政，梁峰也觉得自己得抓紧找到真凶。
胜哥和我说起王德政的哭泣时，我有些感慨。我无法想象，假如有一天木木遇到类似的事情，我却被作为嫌疑人调查，我想自己可能表现得比王德政更加失态。
自从我做了法医实习生，我也理解了王德政这种女友不在身边，随时提心吊胆的感觉。
以前觉得安静静谧，少有人打扰的小公园都是约会圣地，可当了法医才知道那都是危墙之下。每次城中村里看现场，只要是女性受害人，我都忍不住担心木木，她同样住在以治安混乱著称的城中村里。
我再次劝说木木同住，我新租下的房子治安环境比城中村强很多，可木木却格外担心过来之后不好找工作。
聊了几次以后我也释然了，住在一起就要面对柴米油盐，还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身边朋友，听着王德政说自己和女友吵架的日子，我心想这还不如自己和木木每周末约会，距离保持美感的好呢。
我这刚想通了和木木的关系要怎么维系，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工作那边传来的让我心里一紧的消息——
老秦开始坐不住了。
几天过去，重案队和情报队都拿不出新东西，老秦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起初他还能忍着不发飙，可随着机械厂领导的电话打到局领导那里，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老秦连着两天召集碰头会，又亲自去询问过王德政和罗建华，最后干脆待在厂保卫科的办公室里，一线督办。
他摆出这种姿态，梁峰这帮侦查员自然不敢歇着，可案件调查始终没有太大的进展。钊哥又带着我和岩哥再次复查现场，案发现场的房间已经封锁了近一周，就算王德政再不急，这个现场也面临着解封。
我们又在房间里看了一个小时，依然没有得出新的线索。
从臭气熏天的房间出来，站在阳台上，冬日阳光灿烂，朝下望去宿舍楼下的玉兰树和桂花树郁郁葱葱。对面十几米外的宿舍楼，阳台上还晾晒着各种颜色的衣服，在阳光照耀下颜色格外鲜亮。
右侧的宿舍楼围墙外面是绿色田野，我视线往里收，指着围墙边的玉兰树，转头问岩哥：“那边能不能爬进来？”
我们走到那，看到三座和二座之间的围墙上，有明显黑色污迹和白灰剥脱，玉兰树干上也有黑色蹬踏痕迹。
甚至在那边围墙外侧，还有十几个砖块，可以用来垫脚。
这发现让我们有些意外，钊哥叫了门卫周大爷过来，他看了看，不以为意地说，这是宿舍区一些小崽子弄的。
机械厂这边，不少老员工有一帮十几岁的孩子，无法无天。有家长专门和周大爷他们打招呼，不让这些小子半夜溜出去玩。可厂附近就有录像厅，游戏室，通宵营业。这些未成年人为了不被门卫看到，偶尔就会从围墙攀爬进出。
十几岁，身材矮小鞋印就小，攀爬能力强，年轻人也容易有性冲动，很可能还认识何丽萍。
几个要素加起来，让我瞬间想起了岩哥他们的分析意见，我忍不住转头看向岩哥，见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显然他也和我想到了一块。
尤其是前两天我专门翻了教科书，又查遍知网的论文才发现，有类似遮盖头面部这种行为的案子非常常见。
“熟人”这个概念，也并不是和我最早想的那样，必须得是吴辉、罗建华这种经常一起约会，一起吃饭的程度才算。有些凶手不过是门卫，光顾过几次的顾客，甚至几年不见的亲戚都算是这种熟人。
按照这个推论，常年在这些宿舍楼里生活，互相见过很多次的人，都算是熟人。
情报队按照钊哥的要求，梳理了这两年机械厂附近的报案记录：但厂里确实没有盗窃警情。钊哥又盯上了现场那把铁锤，开会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大家没想过的问题：“铁锤柄能不能做DNA呢？”
2004年这会儿，市局的DNA实验室主要检验的都是血迹、精斑，还有烟头，其他类型的物证很少受理。像铁锤这种凶器，凶手几乎不可能受伤，现场自然也不会留下他的血迹，死者身上也没有精斑。
钊哥查了专门收集论文的知网，发现最新的《刑事技术》杂志上，有用棉签提取杯口DNA的论文。钊哥觉得既然嘴唇能在杯口和烟头上留下DNA，那用力抓握的铁锤柄应该也有机会留下DNA。
这个看法放在二十年后，几乎所有的刑警都能理解，可当时作为法医，我们都觉得这不过是异想天开。
我专门了解过DNA检验，无论是有机法沉淀，还是用chelex树脂提取，都受到DNA浓度的影响，像凶手抓握锤柄遗留下的DNA，含量极低，就连省厅也都没法检验。
“省厅不行，部里行不行呢？”
几经商讨，我们法医建议让同事带着铁锤去了北京，老秦爽快地同意了。
钊哥见领导这么支持，又提出了新的想法，既然现在足迹和指纹都串并不了，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
他希望队里和派出所一起，挨个走访宿舍楼的住户，把那些经常攀爬的未成年人摸清楚，也试着打草惊蛇。
或许凶手就这样冒出来呢？
听到这个想法，老秦皱着眉头靠在椅背上，掏出新买的过滤烟斗，插上香烟抽了半支，才弹掉烟灰开了口：
“丢那猩，又要我孭镬？我就唔信！顶！（TMD，又要我背锅？我就不信邪，干）”
我不知道老秦费了多大工夫，担了多大风险，第二天厂里保卫处出了三个人，领着大几十号警察，从B区5座开始，挨家挨户敲门询问和入室调查。
我和岩哥准备了四个物证提取箱，一大卷的物证袋和两盒手套，就待在厂里的会议室，随时出动去搜查。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秦找了厂长，当面聊了半小时，拍着胸口保证不耽误厂里正常工作，厂长这才点头。厂里还专门组织干部让大家配合我们调查。
如果是别的地方，就算是厂里同意了，这么扰民也难免被投诉。可在机械厂，住户就是员工，他们不太习惯抗拒厂里的安排，因此调查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
随着调查的进行，侦查员胜哥也记不得自己进过几个家门，他问过几个未成年人。住户名单上标注内容越来越多，随身记录本也越写越厚，可他和自己的师父梁峰就是没发现真正有嫌疑的对象。
另一边，我和岩哥提着箱子跑了十几个房间，看过几十双运动鞋，也愣是没有找到一双带血的。
我们入户调查了一个星期，按照住户名单所有房屋的都已经查完了，依然毫无线索。
眼看进了腊月，再过十几天，厂里就准备停工过春节，外地过来打工的员工都会回老家。如果真的有凶手，那也要溜走了。
星期四傍晚八点多，机械厂一楼的会议室，老秦左手夹着香烟，右手翻着调查汇总，每看完一张，就把它抽出来扔在旁边的会议桌上。无论是站在旁边等候的梁峰和胜哥，还是坐在角落里的我，都不敢吱声。
“唰，唰，唰。”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纸张翻动的声音居然如此响亮。
良久，老秦终于看完了汇总材料，把香烟塞回了嘴里，随后吐出含混的话语，我竖着耳朵努力分辨也只捕捉到一点碎片。
“呢几家人点解唔入屋嘅？佢哋唔系都有男人㗎咩？（这几家人为什么没进屋？他们不是也有男人吗？）”
梁峰翻出记录本看了两眼，没有辩解：“我而家即刻去！（我现在立刻去）”
胜哥偏了偏头，我赶紧拎着物证箱，跟在后面逃离了会议室。
我宁愿做次无用功，也不愿意单独和老秦坐在会议室里。
我跟着梁峰和胜哥，按照老秦划出的名单，连着查了两家，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到了第三家楼下，看着楼道旁边的写着4座的标牌，我下意识扭头看向树影后边的宿舍楼——
这里不就是命案现场正对着的楼嘛。
我站在这里，似乎还能闻到命案现场那些腐臭的血腥味，当然我知道早在一个星期前，命案现场已经解封，据说王德政把整个床都搬出去扔了。
顺着楼道上了三楼，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是户主柳娟，梁峰亮了证件，态度强硬地挤进了房子。
这套房子外观和命案现场一样陈旧，可等我进了门，才发现地板不仅铺了瓷砖，墙上还都刷了乳胶漆。尽管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和用品，但看起来也都是结实耐用的样子，和王德政家里那种简易出租屋风格完全不一样。
胜哥还在试图和柳娟解释，可梁峰却直盯着关着的客房门，随后他就绕过屋主，快步走了过去，一把拧开房门。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黑色外套，坐在电脑前，一手握着鼠标正在玩游戏。他看到梁峰推开门，松开鼠标站了起来，堵在了门口：“你哋做乜嘢？（你们做什么？）”
“贺礼辉？”梁峰掏出名单确认了之后，就想挤进房间。
“你哋凭咩入来？（你们凭什么进来）”贺礼辉瞪着眼睛，死死拦着房门。
站在客厅的柳娟也过来帮腔，说自己的儿子，向来不让别人进房间。
梁峰见他们态度强硬，又退回了客厅和柳娟交谈，我偏头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面是熟悉的画面：“英雄无敌？鬼兵？”
“你也玩？”男人见我站在门口没有硬闯，原本放在门框上拦住的手也放了下来。
我顺着话头聊了几句，问起他是否知道隔壁楼发生命案的事情。贺礼辉点了点头，指着电脑旁的窗户告诉我，对面就是何丽萍家。住这么近，他肯定听说了命案的事情。
案发那天他打游戏到一点多，直到游戏胜利才休息，因为睡得熟半夜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也玩的这个？”我这种电脑上的游戏画面，这款游戏我在大学就玩过。当时我没有电脑，经常都是等同学晚上要休息了，我才能玩一会儿。聊了几句游戏的事情，贺礼辉放下戒备，走回电脑前点了存档。
我顺势跟了过去，看他随手按下一排1，建了新的存档。
胜哥这时走了过来，贺礼辉转身和胜哥说话，我顺手动了一下鼠标，快速地查看这些存档。
胜哥进屋扫视了一下房间，伸手掀开电脑桌边的窗帘望出去，尽管是夜里，可我依然一眼认出对面黑漆漆的屋子，就是何丽萍的家。
如果是白天，我想坐在这里能够清晰地看到对面的厨房和小阳台。
这不就有可能是“熟人”嘛！
从贺礼辉的房间出来，我刚要开口，梁峰示意我们出去，直到下到一楼，他才开口。
柳娟和何丽萍是同一个车间上班，一年前她还试图把儿子介绍给女孩，只是两人见了几面也没成。柳娟看出何丽萍喜欢出去玩，觉得这和喜欢宅家的儿子性格不大合适，这才放弃。
梁峰也问过案发那天的情况，虽然柳娟推说什么都不知道，但他总觉得对方隐瞒了什么。
等到梁峰说完，胜哥才轻轻地撞了撞我的肩，示意我说说刚才的发现。
其实在屋子里我就想说，贺礼辉的电脑存档有问题，案发当天他玩游戏到一点多才结束。
可我看到案发那天的存档，最晚是十二点半，英雄无敌的游戏机制，越到后期变数越多。经常玩这个游戏的人都会开启自动存档，而关键节点都会再多存几个档。
正常情况那天最后的游戏存档，应该在结束游戏前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他很有可能撒谎，而且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五，鞋码偏小刚好符合现场鞋印的大小。
“唔可以硬闯，我返去攞搜查！（不能硬闯，你回去拿搜查证）”梁峰让胜哥守在楼下，他拿着车钥匙就往回走，路上就开始安排人走审批流程。
有老秦坐镇打招呼，文书审批很快，没过半小时，梁峰和另外两个重案的同事，带搜查证赶了回来。
等到我们再次敲开柳娟房门，看着几个警察把搜查证拍在桌子上，穿着拖鞋的贺礼辉也被重案的同事赶到客厅时，我注意到对方明显绷紧了身子。
电脑桌的抽屉里没有什么东西，床上也没什么异常，衣柜里的衣服也很干净，最终我把目光集中到了床下。
那里摆着一双黑色运动鞋，鞋面干净，鞋底圆点的凸起上一点磨损都没有，这是一双新鞋子，花纹和现场足迹完全不一样。
就在我准备站起来时，胜哥拿着电筒往床底扫了扫，我发现床底靠内侧的地方还有一个黑色的鞋盒。
我伸手试图把盒子拿出来，指尖却刚够摸到盒子侧面，胜哥见我趴着身子摸了几遍也没成，也戴了手套趴在地上。靠着高个手长的优势，他一下子就把鞋盒扒了出来，胜哥顺手打开鞋盒，里面躺着一双黑红相间的鞋子。
我伸手拿了出来，前面是波浪形的条纹，后面是菱形的凸起，和现场的鞋印一模一样。
有了鞋印做突破口，我和岩哥又在鞋底的纹路里提取到了血迹。贺礼辉很快承认是他杀了何丽萍。
柳娟和贺礼辉母子俩是粤西人，他们一家十年前就过来打工生活，丈夫去世后，柳娟就挑起了家中大梁。
贺礼辉大专毕业后在机械厂里上班，最初母亲介绍何丽萍过来，他对这个长相漂亮的女人也很心动。但是后来，贺礼辉毕竟内向，跟何丽萍完全聊不到一块，同时，他的钱又都是母亲掌管，也不太舍得给何丽萍买什么东西。
两人约了几次，何丽萍就嫌弃他吝啬无趣，后来两人也没在一起。
贺礼辉的心态是矛盾的。他跟母亲来这边已经有十几年，知道自己不是本地人，就算粤语说得再好，也永远拿不到本地村里的分红。他也想过，如果自己是纯正的本地人，肯定有更好的选择，至少母亲不会盯着厂里的外来妹，他也不会看得上何丽萍这种外地的“捞女”。
所以他没有挽回何丽萍，甚至在王德政刚开始追求这个女孩的时候，贺礼辉还有些鄙夷，觉得对方太“舔”。
“这样的厂妹根本不值得这样追求”。
变化发生在何丽萍真搬到了宿舍区，和王德政同居开始。原本贺礼辉也没什么想法，可架不住那两人就住在他家对面，他只要从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何丽萍和王德政成双成对，再看自己空荡荡的房间，心里愈发不平衡。
他搞不懂为什么何丽萍这样一个外地“捞女”，宁愿跟王德政这个傻大个住破房子里，也不愿意跟他这个大学生。
时间长了，他发现何丽萍喜欢晚上出去玩，尤其是王德政不在家的时候，对方经常十二点之后才回家。宿舍区的风言风语，也让贺礼辉觉得何丽萍就是个“爱蒲（鬼混）”的女孩。
天热的时候，何丽萍在家中还经常穿着清凉，这让他觉得对方是人尽可夫的货色。
他不止一次幻想过，自己怎么翻墙入室欺辱何丽萍。
案发这天晚上，贺礼辉打游戏休息的时候，刚好看见何丽萍从张春燕家里洗完澡出来。
凌晨三点钟，宿舍区家家户户都熄了灯，只有楼下还有几盏黯淡的路灯，贺礼辉从床上爬了起来。他顺着防盗网和排水管，很容易就爬上了三楼，这也是他幻想过无数次的路径。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尽管卧室关了灯，可他推门进去的时候，何丽萍还躺在床上玩手机。
看到陌生人进屋，何丽萍下意识开灯坐了起来，她本来已经喊了一声有贼，随后大约是认出了他，就站起来质问贺礼辉怎么进的屋。
两人吵了两句，何丽萍又要喊叫，贺礼辉操起床边地面的锤子，顺手砸在了何丽萍头上。
等他停手之后，何丽萍已经一动不动地半躺在床上，他撕开对方衣服，可自己却怎么也没有性冲动了。
看着何丽萍头发凌乱满脸鲜血的样子，他有些害怕就扯了条毛巾盖住她，他又试着搬了一下尸体，最终还是放弃。
贺礼辉正准备从门口出去时，刚好听到门外有动静，他担心走楼梯被熟人看见，干脆又从阳台爬了下去。
回到家里，他换了衣服，又洗了一遍澡才睡。
第二天，他就在厂门口买了新的运动鞋，把旧鞋子塞在了床底。
柳娟在案发那天晚上，听到了儿子回家换衣服洗澡，第二天听闻命案后她也有所怀疑，但还是觉得不大可能。
梁峰询问的时候，她仍在一直推脱。
历时半个月，案件终于告破。还得多亏在贺礼辉家找到的鞋子，鞋底的血迹检出了死者的DNA；而那个送去部里的锤子，却没能检出贺礼辉的DNA。
年前排春节值班表的时候，岩哥又把这个案子拿出来讨论，很多技术细节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贺礼辉犯案的时候，根本没有做什么防护，可偏偏我们就没能在现场提取到他的指纹，而水泥地板上也留不下清晰的足迹。
拖把上的血指纹到最后也是个谜，那半个指纹最终也没法认定是不是贺礼辉所留，他也记不得碰没碰过拖把。
这个案子在当时困扰了我们很久，花了很多警力，可要是放在今天，无论是遍布的摄像头，还是更先进的指纹和DNA技术，它们每一样都能让案件更早告破。
就像案子有结尾一样，每年腊月二十几，法医办公室就会排好班，各自请好假准备过年。
2005年2月6日，过年前的那个周末，我离开了广东。从广州到成都，飞机只需要两小时四十分钟，背着双肩包从机场出来，父亲和母亲已经在机场出口等我。
虽然已经提前知道木木不会跟着我回家，但我总觉得爸妈的喜悦中带着淡淡的失望。
停车场里没有熟悉的那辆红旗小汽车——父亲破产欠债后，就将它变卖了。父母一起坐出租车来接我，一路上父亲都带着微笑，母亲一直关心我是否穿得足够暖和，飞机上的饭菜是否吃得够饱。
回到村里的老房子，除了原本就在一楼的车库里牵了一根铁丝用来晾晒衣服，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
腊月二十九，除夕前的那晚，还是在车库隔壁的办公室，我帮父亲给最后一个上门的债主写完欠条——
他们是村里的工人、乡里的司机和一些水泥砂石供应商。去年除了工人的工钱结清了，其他人大多是打欠条。今年除了个别的砂石水泥款没有结清，打了五万多元的欠条，其余欠款全部结清。
父亲怕我担心还特意解释说，不是结不了，而是担心明年货物质量，必须扣住一点货款。
除夕那晚过了十二点，父亲和往年一样在屋子门口摆上大红鞭炮，把手里的香烟递给我，让我去点火。
接过香烟，我点燃了鞭炮引线后迅速跑开，鞭炮噼里啪啦在身后炸响，火药味的烟雾一下子把院子填满。
我看着父母的微笑，忽然惦记起回广西过年的木木。
她那应该也摆着不少金桔盆栽，会有更多的红灯笼，一列列返乡的火车和回家路，除夕将至，都要平安。
这个故事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句话——
“因为他们说着粤语，看着我们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就觉得自己天然的高一头”。
我曾经问过在广东工厂打工生活过的朋友，是否有因为语言而被排挤的感受？他们都说早前可能有，但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用微信了，交流变得容易了，不像以前那样，只能和听懂彼此说话的老乡玩。
人一旦不困在封闭的空间和关系里，对人的理解就会豁然开朗。
故事里人人说何丽萍是捞女，其实就是他们被困住的一种证明。他们没一个人了解这个女人，甚至怀疑她的未婚夫，都是最后才知道，原来她是太需要放松，从未做过什么坏事。
所幸那样的时代正在远去，当下的人也更有耐心，去理解和共情另一个陌生人。比如此刻正在看故事的你。
另外，这也是法医实习生系列的最后一篇故事，我曾问小刀，写完以后他想到了什么。
他是这样说的：
“想起了曾经的广东，一个个外工村和工业区，全国各地涌来的务工人员，组成整个蓬勃发展的珠三角。
还想起当年的自己和与自己一样的年轻人们，从遥远的小村庄千里迢迢来这边谋生，本以为能有更大的世界，最后却也不过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无论是写字楼，还是城中村，又或者是工业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未来和梦想努力，每个人都在追求多一点收获和幸福。
有人削尖脑袋往上钻，也有人踏实往上爬，同样有人往下作恶。每个人也都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得到了自己的结局——有的还飘在空中无依无靠，也有人找到了新的家园，同样有人堕入了泥潭。
我常常感叹，工作有实习的时候，法医有实习生，人生却永远都只有一次，没有练习的机会。
而我将自己记忆里的广东写了下来，也算是一个告别，告别当初不那么好的日子，比较乱的环境。也借此提醒自己，现在安稳的生活并非一蹴而就，像刚入行那样，继续战战兢兢地努力走下去。
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快乐”。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件大事儿，这个系列在公众号上完结，也意味着在线下即将出版，成为《我的骨头会唠嗑》天才捕手法医系列的第四本书，还没有购买前面三本的也不急，可以扫码下面的链接，价格全网最低，春节也发货⬇️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插画：超人爸爸
如果你想阅读【法医实习生的】更多故事，可以点击下面的图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