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挺坝”与“反坝”之争：印度灌溉辩论的误区在哪里？
灌溉辩论需要的是证据，而非意识形态。
在印度，大型水坝往往能激起强烈且难以调和的情绪。对一些人而言，它们是国家进步的象征，是农业增长和区域发展的引擎；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则意味着生态破坏、流离失所和破碎的承诺。
这种“挺坝”与“反坝”的二元对立，数十年来主导了公共话语。正如大多数极化的辩论一样，它所掩盖的真相往往多于其揭示的内容。
如果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大坝的好坏，而在于它们在实地究竟带来了什么——为谁带来利益，又在何种条件下实现？
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受中央水务委员会委托，近期对主要灌溉项目进行了全国性评估，为重构这场辩论提供了有益的视角。通过对比多个项目和邦的灌区与非灌区，这项研究超越了修辞层面的争论，转向了实际结果——捕捉灌溉基础设施既可见又常被忽视的影响。
大型水坝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一个依赖季风的经济体中，灌溉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论据建立在为人熟知的支柱之上：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复种指数、促进作物多样化以及抵御降雨冲击。这些论点并非没有道理。
实证证据表明，灌区在农业收入方面始终优于可比的非灌区。灌溉降低了生产风险，使农民能够转向更高价值的作物，并支持投入原本风险过高的生产要素。仅这些直接收益，就足以解释为何灌溉在印度的粮食安全战略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仅仅关注农业收入，会严重低估灌溉项目的真实影响。
NCAER评估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灌溉产生的间接效益规模巨大。健康状况的改善、教育、劳动生产率、生计多样化、女性时间利用、市场参与度以及脆弱性的降低，这些因素合计占灌溉项目总效益的近三分之一。
这些效应并未清晰地出现在作物预算或产量统计中，却从根本上塑造了农村的福利状况。更可靠的水源供应减少了女性取水的时间，改善了家庭健康和营养状况，使儿童——尤其是女孩——能够更规律地入学，并支持农业以外的生计多样化。
改善灌溉还通过鼓励高价值种植和更可预测的剩余产量，加强了市场联系。当这些效益被系统性地估值时，灌溉项目的重要性显得远超传统成本效益分析的结论。
这一证据加强了支持大坝的论点，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对大型水坝的反对植根于现实且持续的失败之中。流离失所、生态破坏、水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糟糕的安置结果，不能仅仅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证实灌溉效益的同一份证据，也揭示了这些效益的分配是何等不均。
并非灌区内的所有农民都能平等获益。处于水渠末端的用水户、小农户和边缘家庭，往往面临水源不稳定的问题，且更容易受到供应中断的影响。
在一些项目中，从灌区开发不足到维护不善及地方治理薄弱等制度性缺陷，极大地稀释了潜在的收益。在这些案例中，基础设施虽然存在，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关键在于，其中许多缺陷并非大坝本身的失败，而是规划、治理和建设后管理的失败。这些差距助长了合理的怀疑和社会阻力，强化了外界关于大型水坝“承诺过多、兑现过少”的看法。
证据指向了一个更为微妙的结论：大坝既非英雄，亦非恶棍。它们是放大器。当大坝植根于强有力的制度中时，它们会放大增长和韧性；而当植根于薄弱制度中时，它们则会放大不平等和低效。
这一洞见暴露了“挺坝”与“反坝”框架的局限性。真正的政策问题要具体得多，也更具可解性：哪些项目能随时间推移提供持续的效益？灌区如何被有效地开发和治理？谁从灌溉中获益，谁被排除在外，原因何在？间接效益是否在评估和投资决策中得到了认可？
透过这一视角审视，对大坝的一味反对与不加批判的认可一样，在分析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印度需要的不是将“少建坝”或“多建坝”奉为信条，而是需要表现更优异的大坝，并对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评估。这要求将关注点从工程结构转移到灌溉系统上来，因为水资源输送、治理和地方制度与蓄水能力同等重要。
政策框架亦须演进。传统的项目评估倾向于因忽视间接效益而低估灌溉价值，同时又低估社会和生态成本。一种更平衡的方法应明确将两者纳入考量，从而促成更可信、透明的投资决策。
最重要的是，关于灌溉的辩论必须摆脱口号，转向证据。问题不再是大坝是否应该存在，而是如何对其进行设计、管理和治理，以最大化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成果。
印度的灌溉未来不会仅由意识形态决定。它将取决于从证据中学习的意愿，以及超越那些不再服务于政策或人民的虚假二元对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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