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头顶那块稀疏得跟盐碱地一样的头发，被海岛湿热的风吹得七零八落。
他梗着脖子，冲电话那头喊：“知道了知道了，你们忙，不用管我们！”
吼得像头老狮子，虽然牙都快掉光了。
挂了电话，他把那台屏幕裂成蜘蛛网的旧手机往藤椅上一扔，发出“啪”的一声闷响，像是扔掉一个烫手的山芋。
我正拿个小剪子，修剪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三角梅，闻声回头瞅他。
“儿子又说啥了？”
“没啥，”他摆摆手，眼睛却瞟向别处，“就问问我们钱够不够花。”
呵，钱。
我心里冷笑一声，剪刀“咔嚓”一下，把一根开得正艳的花给剪了下来。
花朵掉在地上，无声无息。
老张的眼皮跳了一下，没敢吱声。
来海南半年了。
从宁夏那个一年有半载要穿棉袄的戈壁滩，一头扎进这个一年四季都黏糊糊的岛。来的时候，我跟老张两个人，像是出笼的鸟，连皱纹里都透着兴奋。
我们把银川那套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交给了儿子张强，自己揣着毕生的积蓄，还有每月加起来五千出头的退休金，登上了南下的飞机。
“去他娘的西北风！”飞机起飞时，老张攥着我的手，在我耳边吼。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辈子了，他在工厂里当个小技术员，我在纺织厂当女工，俩人跟两头老黄牛似的，勤勤恳-恳，没过过一天轻省日子。唯一的指望，就是儿子张强。
张强出息，考上了大学，留在了银川，娶了媳妇，生了孙子。我们觉得，这辈子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剩下的日子，得为自己活。
海南，就是我们给自己画的那个大饼。蓝天，白云，大海，沙滩。不用再忍受关节炎在阴冷天里的折磨，不用再闻那夹着沙土的空气。
我们在一个叫“候鸟之家”的小区租了套一居室，月租两千五。小区里住的，大半都是跟我们一样，从北方飞来过冬的老头老太太。
起初那几个月，日子过得跟梦一样。
我每天挽着老张，去逛早市。那里的海鲜，活蹦乱跳，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力。我们买指甲盖大小的蛤蜊，回来煮个汤，鲜得眉毛都要掉了。
我们去海边，看那些穿着比基尼的小姑娘，老张假装目不斜视，眼珠子却恨不得黏在人家身上。我拧他胳膊上的软肉，他疼得龇牙咧嘴，还嘴硬：“我这是在批判性地欣赏！”
我们甚至学会了用微信。加上了小区里一帮东北来的老大哥老大姐，天天在群里约着打牌、跳广场舞。
我觉得自己年轻了二十岁。
直到三个月前，第一个电话打来。
是张强。
电话里，他声音有点虚，先是问长问短，绕了半天，才切入正题。
“妈，我……我最近做生意，手头有点紧，你们那边，能不能先挪点钱给我周转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跟老张那点积蓄，来海南前，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做投资，能钱生钱，非要拿去“操作”一下。结果，股市一个跟头，栽进去小半。剩下的，我们当宝贝似的存着，那是我们的保命钱。
“你要多少？”我问。
“……十万。”
十万。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老张在旁边听着，一把抢过电话：“臭小子，你搞什么名堂？十万？我们哪有那么多钱给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
良久，传来张强带着哭腔的声音：“爸，我真是没办法了。这笔钱要是不到位，我……我就完了。”
我跟老张，这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儿子说这种话。
我们心软了。
老张咬着牙，去银行把那笔我们本来打算用来看大病的钱，转给了他。
他安慰我：“没事，强子是个稳当孩子，肯定是有急事。等他缓过来了，会还给我们的。”
我也这么希望。
可是，那十万块钱，像是往海里扔了一块石头，连个响儿都没听到。
紧接着，是第二个电话。
“妈，我……我又需要一点。”
“强子，你到底在干什么？”我的声音都抖了。
“妈你别问了，总之是好事！等我做成了，接你们来银川住大别墅！”
这次，老张没骂他。
他只是默默地抽了一晚上的烟，第二天，把我们最后剩下的五万块，也汇了过去。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就像被戳破了的气球，一点一点地，瘪了下去。
我们不敢再去逛早市买海鲜了，只能买最便宜的青菜。
小区里东北那帮老大哥喊我们去“AA制”聚餐，我们找借口说不舒服，一次两次，人家也就不再喊了。
老张的咳嗽越来越厉害，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老毛病了，死不了人。”
我知道，他是怕花钱。
我们开始频繁地往家里打电话，有时候是张强接，有时候是他媳over。两个人的说辞，翻来覆去就那几句：“挺好的，都挺好的，生意很顺利。”
可那声音里的疲惫和躲闪，隔着几千公里，我都听得真真切切。
我的心，就像被泡在盐水里，又涩又疼。
今天这个电话，已经是这个月第五个了。
每次都一样，老张吼得震天响，挂了电话，就跟蔫了的茄子一样。
我把剪掉的那朵三角梅捡起来，插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瓶里。
“老张，你跟我说实话，强子那边，是不是出大事了？”
他坐在藤椅上，背对着我，身子缩成一团。
“能出什么大事，”他声音闷闷的，“年轻人创业，哪有那么容易的。”
“那我们的钱呢？”我追问，“他什么时候还？”
“快了，就快了。”
他的声音，比蚊子叫还小。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
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现在布满了红血丝，浑浊得像一潭死水。
“老张，我们……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他浑身一颤，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涌上一股怒火：“胡说八道什么！怎么就回不去了？银川的家不是家？那是我们的根！”
“可我们的钱……”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他“噌”地站起来，在狭小的客厅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钱没了可以再挣，家没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
我没再说话。
我看着他暴躁地走来走去，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绝望的银光。
我知道，他说得对。
可我也知道，他说谎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老张的鼾声，跟拉风箱似的，一阵紧，一阵松。搁在以前，我早一脚把他踹醒了。可今晚，我却觉得这鼾声，是世界上最能让我安心的声音。
它至少证明，身边这个人，还在。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被窗外路灯映出的、摇摇晃晃的树影，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我想起张强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穷，住工厂分的筒子楼，连个独立的厕所都没有。张强懂事，从小就知道省钱。别的孩子吵着要买零食，他从来不开口。有一次，我带他去公园，他看见别的孩子人手一个气球，眼巴巴地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拽了拽我的衣角，说：“妈，我们回家吧，气球不好玩。”
我当时心酸得差点掉下泪来，咬咬牙，花五毛钱，也给他买了一个。
他拿着那个红色的气ą球，高兴得一整天都没撒手。晚上睡觉，都得把气球拴在床头。
结果第二天早上，气球没气了，瘪瘪地耷拉着。
张强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我抱着他，一边哄，一边想，等将来有钱了，我一定给你买个永远不会漏气的气球。
为了这个“永远不会漏气的气球”，我跟老张拼了命地干。
他在车间里搞技术革新，手上被铁屑划得全是口子。我在纺织机前三班倒，震耳欲聋的噪音，让我现在耳朵还整天嗡嗡响。
我们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张强身上。
他也很争气。考上重点高中，又考上重点大学。毕业那天，他穿着学士服，站在校门口，给我和老张打电话。
“爸，妈，我毕业了！以后，我养你们！”
我跟老-张在电话这头，哭得像两个傻子。
我们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可谁能想到呢……
窗外的蛙鸣，一声接着一声，吵得我心烦。海南的夜晚，不像宁夏，宁夏的夜是死的，是寂静的。这里的夜，是活的，到处都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黑暗里盯着你，让你无处遁形。
我翻了个身，摸了摸身边老张的胳膊。
瘦了。
来海南半年，他起码掉了十斤肉。脸颊都凹下去了，颧骨凸得吓人。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必须得知道，银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我趁老张去小区活动室跟人下棋，偷偷摸进了他的房间。
他的那台宝贝手机，就放在床头柜上。
我拿起手机，手心里全是汗。我从来没翻过他的东西，总觉得这是夫妻之间最起码的尊重。
可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试了几个密码，都不对。生日，结婚纪念日，甚至张强的生日。
我急得团团转，最后，福至心灵，输入了“123456”。
开了。
我长吁一口气，感觉自己像个做贼的。
我点开微信，直接找到他跟张强的聊天记录。
不看还好，一看，我的血“嗡”的一下，全冲到了头顶。
聊天记录，满满当当，全是转账。
一笔，一笔，又一笔。
除了我们知道的那十五万，后面，陆陆续续，又转了七八笔。
少则三五千，多则一两万。
加起来，足足有二十多万！
我们的积蓄，我们那点可怜的养老钱，全没了！
我死死地盯着屏幕，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在我心上剐。
我看到老张低声下气的哀求：“强子，这真是最后一笔了，我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我看到张强的回复，永远都是那一句：“爸，相信我，最后一次，真的，马上就翻本了！”
翻本？
翻什么本？
我往上翻，翻到几个月前。
我看到张强发来的链接，标题刺眼——“XX理财，月入十万不是梦！”“抓住风口，你就是下一个巴菲特！”
我还看到他发来的截图，上面是红得刺眼的K线图，还有一堆我看不懂的数字。
“爸，你看，今天又涨了！我投进去的钱，已经翻倍了！等我再追加一点，下个月，就能把你们的钱连本带利还回来！”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傻子，我那个从小就懂事得让人心疼的儿子，他被人骗了！他掉进了传销，或者是什么网络赌博的坑里！
而我那个一辈子精明的老头子，他竟然也跟着一起，疯了。
我感觉天旋地转，手里的手机“啪”地掉在地上，屏幕摔得更碎了。
我冲出房间，疯了似的往小区活动室跑。
我甚至都忘了穿鞋。
滚烫的水泥地，烫得我脚底板生疼，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找到老张，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要骗我！
活动室里，几个老头正围着一盘棋，杀得难解难分。
老张坐在中间，皱着眉头，手里捏着一个“马”，举棋不定。
看到我赤着脚冲进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桂兰？你这是咋了？”一个相熟的东北大叔问。
我没有理他。
我死死地盯着老张。
他也正看着我，眼神里，先是惊讶，然后是慌乱，最后，是死灰一样的绝望。
他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跟我出来！”
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转身就走。
他默默地放下棋子，跟了出来。
我俩一前一后，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
正午的太阳，毒得像火。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一声比一声凄厉。
我一直走到小区的最深处，一个平时没什么人来的小亭子。
我猛地转过身。
“张建军！”我连名带姓地喊他，“你长本事了啊！学会骗我了！”
他低着头，不说话，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二十多万！那是我们俩攒了一辈子的钱！那是我们的命根子！你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全给他了？”
“你知不知道，为了攒那些钱，我四十多岁了，还跟着厂里的小姑娘一起上夜班，熬得眼睛都快瞎了！”
“你知不知道，你那年冬天犯胃病，疼得在床上打滚，我连一百块钱的特效药都舍不得给你买，就给你熬小米粥喝！”
“你全忘了！你个老糊涂！”
我一边骂，一边捶他的胸口。
我的拳头，软绵绵的，打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疼。
可我的心，疼得像要裂开。
他任由我打，任由我骂，一声不吭。
直到我打累了，骂累了，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他才缓缓地蹲下来，想来抱我。
我一把推开他。
“别碰我！”
他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中。
过了很久，他才沙哑地开口：“桂兰，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我们的钱呢？我们的家呢？”
“钱……钱会有的，”他声音发虚，“强子说了，他……”
“他还说什么！他还说要接我们去住大别墅呢！你信吗？张建军，你睁开眼睛看看，你儿子已经被鬼迷了心窍了！他是个赌徒！是个骗子！”
“不许你这么说他！”他突然激动起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他是我儿子！他再混蛋，也是我儿子！”
他的力气很大，抓得我生疼。
我愣住了。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那里面，除了愤怒，还有我看不懂的痛苦和挣扎。
“张建军，”我突然冷静下来，“你是不是还有事瞒着我？”
他躲开我的眼神。
“没……没有。”
“看着我的眼睛！”
他和我对视了几秒钟，终于，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颓然地松开了手。
“桂兰，”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头，声音里带着哭腔，“我们的房子……没了。”
轰——
我感觉我的脑袋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你说……什么？”
“银川的房子，被强子……被他拿去抵押了。”
“他……他做生意，被人骗了。不仅把我们给他的钱全赔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那些放高利贷的，天天上门逼债。他没办法，就……就把房本偷出去，做了抵押……”
“前几天，他还不上了，房子……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
老张的声音，断断续续，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
银川的房子。
我们那个五十多平米，冬冷夏热，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
我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单位分的房子，只有一个小单间。
后来有了张强，我们就在房间中间拉了块布帘子，外面是我们，里面是他。
再后来，我们用攒了十年的钱，加上跟亲戚朋友借的，才买下现在这套房子。
虽然不大，虽然很旧，但那是我们的家啊。
是我跟老张，一砖一瓦，一钉一铆，亲手布置起来的家。
墙上，还挂着张强一岁时的照片。
阳台上，还种着我从宁夏老家移栽过来的仙人掌。
我以为，我们在海南待腻了，随时可以回去。
回到那个虽然破旧，但能让我们安心的地方。
可现在，老张告诉我，那个地方，没了。
我们，无家可归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直流。
“报应啊，真是报应！”
“我们养了个好儿子！一个能把爹妈卖了的好儿子！”
“张建军，你满意了？你现在高兴了？”
我指着他，歇斯底里地尖叫。
老张抱着头，把脸深深地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地，发-出野兽一样压抑的呜咽。
我俩，就像两只被掏空了内脏的玩偶，瘫在那个小小的亭子里。
头顶的太阳，依旧毒辣。
可我却感觉，浑身发冷，冷得像是掉进了冰窟窿。
那天之后，我跟老张，就没再说过一句话。
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各自吃饭，各自睡觉，各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老张的烟，抽得更凶了。
他经常一个人，搬个小马扎，坐在阳台上，从天亮，坐到天黑。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能看到他指尖那一点猩红的火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我知道，他比我还痛苦。
我是绝望，而他，除了绝望，还有无尽的悔恨和自责。
他觉得，是自己害了儿子，是自己毁了这个家。
张强的电话，还是会打来。
我没再接过。
都是老张，躲到阳台上去接。
我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能看到老张的背影，越来越佝偻，像一棵被风霜压弯了的老树。
我们的日子，彻底跌入了谷底。
房租，成了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刀。
我们卡里剩下的钱，加上两个人的退休金，省吃俭用，也只够再撑三个月。
三个月后，我们连这个小小的，临时的“家”，都将失去。
怎么办？
我整夜整夜地想，想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回银川吗？
回去住哪里？天桥底下吗？
去投奔亲戚？
我跟老张，都是好强了一辈子的人。现在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哪有脸去见他们？
更何况，张强欠了一屁股债，我们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那些放高利贷的，可不认什么老弱病残。
留在这里？
我们两个加起来快一百四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能干什么？
去餐厅洗盘子？人家嫌我们手脚慢。
去工地搬砖？我们这把老骨头，扛得动吗？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蛛网困住的飞蛾，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出这片绝望的网。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转机，以一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那天，我下楼倒垃圾，看到楼下王阿姨（就是那个东北来的大嗓门阿姨）正对着一堆旧衣服发愁。
“桂兰，你说这些衣服，扔了可惜，不扔又占地方，咋整？”
我走过去，拿起一件。
是一件真丝的连衣裙，料子很好，只是袖口那里，被勾破了一个小口子。
我职业病犯了，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王阿姨，你要是信得过我，拿给我，我给你补补。”
“你？你会这个？”王阿姨一脸惊奇。
我笑了笑：“我以前，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年。”
我把那件连衣裙拿回了家。
我找出当年从宁夏带来的针线包。那里面，有我用了大半辈子的顶针，有各种颜色的丝线，还有一把磨得锃亮的剪刀。
我戴上老花镜，坐在窗边，一针一线地，开始缝补。
我的手，已经有些僵硬了。
但当我的指尖，重新触碰到那些熟悉的丝线时，一种久违的感觉，瞬间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我忘了时间，忘了烦恼，忘了那些压得我喘不过气的债务和绝望。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手中的这件衣服，和穿梭其间的针线。
我用一种极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针法，把那个破口，缝合了起来。
然后，我又找了点同色的丝线，在那个位置，绣了一只小小的蝴蝶。
那只蝴蝶，栩栩如生，翅膀仿佛正在微微扇动。
它不仅遮住了那个瑕疵，还让这件原本平平无奇的连衣裙，多了几分灵气。
当我把衣服还给王阿姨时，她拿着衣服，看了半天，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我的妈呀！桂兰！你这是什么神仙手艺！”
她激动地在楼下嚷嚷，嗓门大得半个小区都听见了。
“你这哪是补衣服啊！你这是艺术创作！”
她非要塞给我五十块钱。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那是我来海南后，挣到的第一笔钱。
我捏着那张还有些温热的钞票，回到家里，把它放在老张面前。
他正坐在阳台上抽烟，一脸的生无可恋。
他瞥了一眼那张钱，没说话。
“张建军，”我坐到他身边，“我们……也许饿不死。”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
“什么意思？”
“我还能动，你也能动。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你让我……跟你一起去给人补衣服？”他皱起了眉头。
“你想什么呢？！”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忘了你在厂里是干什么的了？”
老张在退休前，是厂里的八级技工。
别的不敢说，摆弄个水电、修理个家电，那都是小菜一碟。
“候鸟之家”这个小区，住的都是老人。
老人多，家里的毛病就多。
不是水管漏了，就是灯泡坏了，要么就是电视机没信号了。
小区的物业，懒散得很，报修个问题，三五天都不见人影。
要是老张能……
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一遍。
他听完，沉默了。
他掐灭了烟，把头埋在手里，很久很久，都没有动。
我以为，他又要拒绝。
我以为，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又要冒出来作祟。
“行。”
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只要能活下去，让我干啥都行。”
那一刻，我看到他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点光。
虽然微弱，但不再是死寂。
说干就干。
第二天，我就用王阿姨给我的那五十块钱，去打印店印了一百张小卡片。
卡片很简单，上面写着：“专业织补，精修家电。价格公道，随叫随到。”
下面，是我的手机号码。
我和老张，一人一半，开始在小区里“扫楼”。
我们从一楼开始，挨家挨户地，往门缝里塞卡片。
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丢脸的事。
每塞一张卡片，我都感觉自己的脸，在被人狠狠地扇耳光。
我想象着，门背后的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这两个落魄的老人。
是同情？还是鄙夷？
老张比我更不堪。
他一个大男人，又是厂里曾经受人尊敬的技术员，现在要干这种“下九流”的活儿，那份煎熬，可想而知。
他的手，抖得厉害，好几次，卡片都掉在了地上。
“要不……算了吧？”他小声说，脸涨得通红。
“张建军！”我压低声音，吼他，“你想饿死在海南吗？你想让儿子回来给我们收尸吗？”
他身子一震，不再说话，默默地捡起地上的卡片，继续往门缝里塞。
我们就像两个偷偷摸摸的贼，花了一个下午，才把整个小区的楼，都“扫”了一遍。
回到家，我俩都累瘫了。
我感觉，比我当年上二十四小时的夜班，还要累。
晚饭，我俩谁也没心情做。
就着白开水，一人啃了个冷馒头。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在等。
等那个也许永远都不会响起的电话。
一晚上，过去了。
手机，死一般地沉寂。
第二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
第三天，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电话，终于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哆哆嗦嗦地接起来。
“喂，你好，请问是……卡片上那个修家电的吗？”
是一个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女声。
“是是是！我们是！”我激动得差点把手机扔了。
“我家电视机坏了，你们能过来看看吗？”
“能能能！我们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冲进房间，把还在床上挺尸的老张给拽了起来。
“来活儿了！快起来！”
老张还有点懵，被我连推带搡地，拎着他那个破旧的工具箱，就出了门。
客户家，住在五楼。
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大姨，烫着一头时髦的卷发，身上穿着香云纱的衣服，一看就是个讲究人。
她领着我们进了客厅，指了指墙上那台超大的液晶电视。
“就是它，昨天看着看着，突然就黑屏了。”
老张放下工具箱，走上前，有模有样地检查起来。
他先是看了看电源，又敲了敲机身，最后，拿出工具，开始拆后盖。
我站在一边，手心里全是汗。
我生怕他修不好，砸了我们这第一单生意。
那个大姨，也抱着胳膊，站在旁边，一脸的审视。
“我说师傅，你行不行啊？别给我拆坏了。”
“放心吧，”老张头也不抬，沉声说，“我干这个，比你年纪都大。”
他神情专注，动作麻利，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看着他，突然有些恍惚。
我好像，又看到了三十年前，那个穿着蓝色工装，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的年轻技术员。
那时候的他，也是这样，自信，笃定，好像天底下，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老张直起身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好了。”
“好了？”大姨一脸不信。
老张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
“唰”的一下，电视屏幕亮了。
画面清晰，声音洪亮。
大姨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哎呀我的妈！神了！真是神了！”
她围着老张，左看右看，像是看什么稀有动物。
“师傅，你真是太厉害了！我找物业，他们说得返厂修，起码得半个月！你这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老张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开始收拾他的工具。
那份从容，那份淡定，仿佛他不是来修电视的，而是来指点江山的大将军。
“多少钱啊，师傅？”
“小毛病，主板上一个电容烧了，换一个就行。”老张说，“手工费三十，材料费五块，你给三十五就行。”
“三十五？”大姨的嗓门又高了八度，“师傅，你没开玩笑吧？这么点钱？”
“就这么多。”
“那可不行！”大姨从钱包里，直接抽出两张一百的，“必须二百！这是你应得的！剩下的，就当我请你喝茶了！”
老张推辞不过，最后，收了一百。
从大姨家出来，走在楼道里，我跟老张，谁都没说话。
但我能感觉到，身边这个男人，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他的腰板，挺直了。
他的脚步，有力了。
回到家，他把那张一百块钱，拍在桌子上。
“桂兰，晚上，我们去吃海鲜。”
我看着他，眼睛一酸，差点又哭出来。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自从修好了东北大姨家的电视，我跟老张的“生意”，就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
那个大姨，简直就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她在小区的各个广场舞队、合唱团、棋牌室里，见人就夸老张的手艺。
“哎呀我跟你们说，那个老张师傅，简直就是华佗在世，鲁班重生！我家那台几万块的电视，物业说要报废，他半个小时就给整好了！”
于是，我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
“喂，是张师傅家吗？我家洗衣机不转了，你们能来看看吗？”
“你好，我家那个抽油烟机，声音跟拖拉机似的，能修吗？”
“那个……我有个翡翠镯子，断了，你们那个织补的，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我和老张，开始变得异常忙碌。
老张每天背着他的工具箱，穿梭在小区的各个楼栋里。
修水管，换灯泡，通马桶，装热水器。
有时候，遇到一些棘手的活儿，他会一个人，在人家家里，琢磨大半天。
有一次，一家人的智能马桶坏了，全日文的说明书，他愣是捧着手机，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最后硬是给修好了。
那家人感动得，非要认他当干爹。
而我，则在家里，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就在那扇终日被阳光照射的窗户下。
我接的活儿，五花八门。
有被烟头烫了个洞的羊绒大衣，有被狗啃坏了的真皮沙发，甚至还有被孩子用剪刀剪碎了的婚纱。
每一件，都是挑战。
但我喜欢这种挑战。
我喜欢看着那些破损的，被人嫌弃的东西，在我的手里，重新焕发出光彩。
我用金线，把断掉的翡Cui镯子，一点点地缠绕起来，做成“金缮”的效果，比原来还要漂亮。
我用彩色的丝线，在被烫坏的羊绒大衣上，绣出一片怒放的梅花，暗香浮动。
我把那件破碎的婚纱，拆解开来，用上面的蕾丝和珍珠，给主人的女儿，做了一件美轮美奂的公主裙。
我的名气，也渐渐地传开了。
甚至有其他小区的人，慕名而来，拿着贵重的衣物，请我修补。
我们开始有了稳定的收入。
虽然不多，但足以支付我们的房租和日常开销。
我们甚至，还能攒下一点钱。
每当晚上，我跟老张，坐在灯下，数着那些零零碎碎的，带着汗水和油污的钞票时，我们都会相视一笑。
那笑容里，有心酸，有疲惫，但更多的，是踏实。
是一种脚踏实地，靠自己双手挣钱的踏实。
我们不再谈论回不去的家，不再谈论那个让我们伤透了心的儿子。
我们只是，默默地，努力地，活在当下。
活在这个我们曾经无比向往，又差点将我们吞噬的海岛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滑了过去。
我们的生活，像是驶入了一条平静的河道，虽然偶有波澜，但总归是平稳的。
我和老张之间，也恢复了往日的默契。
我们很少说话，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
他出门前，我会帮他把工具箱擦得干干净净。
我做活儿到深夜，他会默默地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
我们像两棵在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老树，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温暖着对方。
有一天，老张收工回来，神秘兮兮地，从背后拿出一个东西。
是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方块。
“啥玩意儿？”我问。
他嘿嘿一笑，打开报纸。
是一块……板砖？
不对，是一块用木头做的，方方正正的牌子。
牌子上面，用刻刀，歪歪扭扭地刻着几个字——“张师傅家电维修，马师傅高级定制”。
“你……你这是干啥？”
“挂门口啊！”他一脸得意，“咱也算是个正经铺子了，得有个招牌！”
我看着那块丑得不行的“招--牌”，又看看他那张布满皱纹，却因为得意而发着光的脸，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笑着笑着，眼泪又下来了。
“哭啥？”他有点手足无措。
“没啥，”我抹了把眼泪，“就是觉得……挺好的。”
是啊，挺好的。
我们没有大别墅，没有花不完的钱。
我们甚至，连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彼此，有这门能让我们活下去的手艺，有这个小小的，丑丑的，却写满了我们希望的“招牌”。
这就够了。
然而，生活，就像一个顽皮的编剧，总在你以为一切都将风平浪静的时候，给你安排一场猝不及一防的狗血剧情。
那天，我正在家里，给一件旗袍绣凤尾。
门，被敲响了。
我以为，又是来送修衣服的邻居。
我喊了一声“请进”，头也没抬。
门口，传来一个迟疑的，怯生生的声音。
“妈……”
我的手，猛地一抖。
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指尖。
血，瞬间涌了出来，在素色的旗袍上，开出一朵刺目的红花。
我僵硬地，一点一点地，抬起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
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年轻人。
他瘦了，黑了，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怯懦。
但他，确确实实，是我的儿子。
是张强。
我看着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以为，我会冲上去，撕烂他的脸。
我以为，我会抄起剪刀，把他捅个窟窿。
我以为，我会声嘶力竭地质问他，为什么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我没有。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扑通”一声。
他跪下了。
“妈，”他朝着我，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我错了。”
眼泪，从他的眼眶里，决堤而出。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爸。”
“我不是人，我是个！”
“我把家给败了，把你们的养老钱给骗光了，我还……我还让你们在外面受苦……”
他一边说，一边左右开弓，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
那声音，又响又脆，听得我心惊肉跳。
我还是没有动。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冰冻住了。
我的心，也像是被冰冻住了。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它就像一块石头，沉在冰冷的湖底。
就在这时，老张回来了。
他拎着工具箱，哼着不成调的小曲，一脚踏进家门。
当他看到跪在地上的张强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手里的工具箱，“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扳手、螺丝刀，散落了一地。
“你……你来干什么？”
老张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爸……”
张强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又朝着老张，磕了一个头。
“滚！”
老张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你给我滚！”
他指着门口，浑身发抖，“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你现在就给我滚！”
“爸，你听我解释！”
“解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是想再来骗我们一次吗？告诉你，我们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满意了？”
老张的情绪，彻底失控了。
他冲上去，对着张强的后背，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每一脚，都像是要了张强的命。
张强不躲，也不还手，就那么跪在地上，任由他打。
“够了！”
我终于，开口了。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老张停下了手，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瞪着张强。
我慢慢地，站起身，走到张强面前。
我蹲下来，看着他那张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脸。
“起来吧。”我说。
“妈……”
“我让你起来。”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说吧，”我看着他的眼睛，“为什么来？”
“我……”他低下头，不敢看我，“我……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回去？”我冷笑一声，“回哪里去？回那个已经被你卖掉的家吗？”
他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房子……房子我正在想办法……我会把它赎回来的！”
“赎？你用什么赎？用你那些‘月入十万’的理财吗？”
“妈，你别说了，”他痛苦地抱住头，“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当初，是鬼迷了心窍。我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靠炒股、炒币发了财，我心里不平衡。我也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也想证明自己……”
“结果，我掉进了骗子的圈套。他们一步一步地，引诱我，让我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后来，我又去借了高利贷，想翻本。结果，越陷越深……”
“这半年，我没敢跟你们说实话。我每天，都活在噩-梦里。一边是逼债的，一边是你们……我怕你们知道了，会承受不住。”
“前段时间，我……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甚至想过去死。”
“但是，我想到了你们。我想到，如果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所以，我去了公安局，自首了。”
“警察抓了那些骗子，我的大部分钱，追不回来了。但是，高利贷那部分，因为涉嫌‘套路贷’，被判定为无效合同。”
“我不用再东躲西藏了。”
“我现在，在银川一家餐厅里，当后厨，洗碗，切菜，一个月三千块钱。”
“我知道，这点钱，对于我欠下的债，对于我毁掉的家，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但是，妈，爸，”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的光，“我会还的。我发誓，我就是去要饭，去卖血，我也会把房子赎回来，把欠你们的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们。”
“我今天来，就是想……就是想看看你们。然后，把你们接回去。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管多苦，多难，我们一起扛。”
他说完，客厅里，一片死寂。
我看着他，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也伤我最深的男人。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我回头，看了看老张。
他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两行老泪，从他满是皱纹的眼角，无声地，滑落下来。
我知道，他心软了。
这个嘴硬了一辈子的男人，终究，还是拗不过“父亲”这两个字。
我叹了口气。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是我们的儿子。
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他终究，是我们的儿子。
“吃饭了吗？”
我问。
张强愣住了。
“啊？”
“我问你，吃饭了没有？”
“没……没有。”
“等着。”
我转身，走进了厨房。
我从冰箱里，拿出昨天剩下的米饭，又打了两个鸡蛋，切了点葱花。
我给他，做了一碗蛋炒饭。
就像他小时候，每次考了一百分，我给他做的奖励一样。
我把那碗热气腾-腾的，飘着香味的蛋炒饭，放在他面前。
“吃吧。”
他看着那碗饭，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
他拿起筷子，手抖得，连饭都夹不起来。
他索性，放下筷子，直接用手，抓起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他吃得狼吞虎咽，像是饿了几天几夜的难民。
眼泪和米饭，混在一起，被他一起，吞进肚子里。
看着他那个样子，我那颗冰冻的心，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酸涩的，温暖的液体，从那条缝里，慢慢地，流淌出来。
张强，最终还是没有“接”我们回去。
不是我们不想回，而是，回不去了。
回去，住在哪里？
他租的那个十平米的，连窗户都没有的地下室吗？
回去，做什么？
三个人，一起去餐厅洗盘子吗？
“你们……就在这儿吧。”
临走前，张强红着眼圈，对我们说。
“这里，好歹有个住的地方，有个营生。等我……等我那边稳定了，等我把房子赎回来了，我再来接你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塞到我手里。
“妈，这是我这个月发的工资，还有跟工友借的，一共五千块。你们先拿着。”
我没要。
我把钱，又塞回了他的口袋。
“我们有钱。”我说，“你留着，自己用。”
“你记住，只要你不倒下，我跟你爸，就倒不下。”
他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拍着他的背，就像他小时候，我哄他睡觉那样。
“强子，别怕。天，塌不下来。”
送走了张强，我跟老张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只是，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老张的话，多了起来。
他不再整天沉着一张脸，偶尔，还会跟我开个玩笑了。
他修东西的时候，嘴里会哼着几十年前的老歌。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
只要儿子没倒下，只要儿子还在努力，他就有了盼头。
而我，也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我不再整夜失眠，不再对着大海唉声叹气。
我开始，真正地，用心去感受这个我生活了快一年的海岛。
我发现，海南的清晨，真的很美。
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金色。
我发现，楼下那个卖肠粉的阿婆，人特别好。
她会多给我加一勺她自己做的辣椒酱，还总夸我的手艺好。
我发现，我们小区的保安，那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每天都会对着我们笑。
他说，他也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看到我们，就想起了他在老家的爸妈。
有一天，东北的王阿姨，又来找我。
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
“桂兰，我跟你说个事儿。”
“啥事儿啊？”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我们社区那个‘候鸟艺术团’吗？”
我点点头。
“他们最近，缺个服装师。就是……平时演出，帮忙改改衣服，做做道具啥的。”
“我跟团长推荐了你，她看了你给我改的那些衣服，惊为天人！非要我请你出山！”
“你……愿意不？”
我愣住了。
“我……我行吗？”
“怎么不行！你那手艺，当个服装设计师都绰绰大V有余！”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成了“候鸟艺术团”的“首席服装师”。
艺术团里，都是些跟我们一样，从北方来养老的老人。
他们有的会唱歌，有的会跳舞，有的会拉二胡。
每个人，都多才多艺，精神矍铄。
跟他们在一起，我感觉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我开始，忙得不亦乐乎。
今天，给跳新疆舞的大妈们，改一条缀满亮片的裙子。
明天，给演小品的“老戏骨”，做一顶夸张的假发。
我甚至，还跟着他们，学会了用缝纫机。
那是一台老式的，“蜜蜂”牌的缝纫机，团里一个上海阿姨从家里带来的。
当我踩着踏板，听着那熟悉的“哒哒”声时，我感觉，我又回到了那个挥洒了我整个青春的纺织车间。
只不过，这一次，我的心里，不再是麻木和疲惫。
而是，满满的，创造的喜悦。
老张，也成了艺术团的“后勤总管”。
音响坏了，他修。
灯光暗了，他换。
舞台背景不稳，他加固。
每次，我们排练或者演出的时候，他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舞台的最角落。
他看着我们在台上，又唱又跳，灯光打在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上，他的眼睛里，会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的光。
年底，我们艺术团，要在社区的元旦晚会上，出一个大合唱。
曲目是，《我和我的祖国》。
我负责，给大家设计演出服。
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做一款最简单，也最大气的款式。
白色的衬衫，配上红色的丝巾。
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布料市场，才找到一种最纯正的，“中国红”。
我用我那台老旧的缝纫机，一条一条地，把那些红色的丝绸，裁剪，缝合，熨烫。
晚会那天，后台乱成一团。
我挨个，给那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演员”们，整理服装，系上丝巾。
当他们，穿着我亲手做的衣服，站上舞台时；
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时；
当几百名观众，跟着他们一起，挥舞着手里的国旗，放声高歌时；
我站在侧幕，看着这一切，眼泪，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是啊。
无论我走到哪里。
无论是那个黄沙漫天的宁夏，还是这个碧海蓝天的海南。
这里，都是我的祖国。
只要，脚下的这片土地，还在；
只要，身边这个人，还在；
只要，心里的那份希望，还在；
那么，哪里，都是家。
晚会结束后，我跟老张，手牵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夜空里，绽放出绚烂的烟花。
“桂兰，”老张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我，“等过完年，我们……去把房本拿回来吧。”
我愣住了。
“房本？”
“嗯，”他点点头，“不是银川那个。是……我们在这里，买一个。”
“你疯了？”我瞪大了眼睛，“我们哪有钱？”
“我们现在，每个月，能攒下三千块。”他给我算账，“我打听过了，这个岛上，有些偏一点的地方，房价不高。我们攒个十年，应该……够付个首付了。”
十年。
十年后，我们都快八十了。
“你觉得，我们还能再活十年吗？”我问他。
“能。”他定定地看着我，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必须能。”
“我们得，亲眼看着强子，把家重新撑起来。”
“我们得，住上我们自己，在这片土地上，一砖一瓦，挣回来的房子。”
“我们得，看看我们那个‘张师傅家电维修，马师傅高级定制’的招牌，能不能，挂上十年。”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被烟花映得忽明忽暗的脸。
我突然，笑了。
“好。”
我说。
“就十年。”
回家的路，不长。
路灯，把我们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挽着他的胳-膊，就像我们年轻时那样。
我知道，那个在宁夏的，承载了我们大半生记忆的家，是回不去了。
但是，一个新的，属于我们的，未来的家，正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
来时，我们是来养老的。
现在，我们不想了。
我们想，在这里，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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