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钟拨回到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
地点在松江府华亭县，这可是江南一等一的富贵温柔乡。
可偏偏就在那年，大街小巷里莫名其妙地哼唱起了一首让人听了汗毛直竖的调子：“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
这话里透着股狠劲儿，叫人心里发慌。
董其昌这号人物，那可是当时大明朝响当当的角儿。
做官做到了南京礼部尚书，画画写字更是一绝，袁宏道都把他捧到了天上，拿他和苏东坡、王安石相提并论。
后世徐悲鸿骂他把中国书画带沟里去了，那是艺术圈的争论；但在那一年的华亭，街坊邻居骂他，纯粹是冲着他这号人去的。
一个早就称病退休、本该在家含饴弄孙的六十岁老乡绅，怎么就混成了过街老鼠，甚至被扣上了“老流氓”的屎盆子？
不少人觉得这事儿就是个争风吃醋的桃色新闻。
可要是咱们把日历往前翻翻，把董其昌在这个节骨眼上做的每一个决定摊开来看，你就能明白，这其实是一个手里握着王炸的顶级大佬，怎么凭本事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经典反面教材。
说到底，都是权力惯出来的臭毛病，再加上对形势的误判。
这档子事的火苗，其实小得不值一提。
董家有个豪奴叫陈明，平时仗着主子的威风，在外面横着走。
这陈明有个挂名的继女，唤作绿英。
说是女儿，在大户人家也就是个等着使唤的丫头。
这姑娘找了个借口说要回家看老娘，结果脚底抹油，溜了。
溜哪去了？
她躲进了一个叫陆兆芳的穷秀才家里，给人家当起了使唤丫头。
这种事儿在明末乱世并不新鲜，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把孩子转手卖几次，两头坑钱也是常有的。
这时候，摆在董家面前的其实有两条路好走。
头一条路，找中间人说和，或者去衙门递个状子。
既然绿英名义上是陈明的闺女，也就是董家的下人，去陆家要人，道理全在董家这边。
第二条路，不废话，直接上手抢。
董家选了最生猛的第二条。
陈明带着一帮打手，咣当一声砸开了陆兆芳的大门，把陆家翻了个底朝天，强行把人给架走了。
这笔账，董家当时心里大概是这么盘算的：陆兆芳不过是个穷酸秀才，董其昌可是当过尚书的大神。
宰相门房还七品官呢，一个家奴收拾个穷书生，那简直是降维打击，哪还需要讲什么规矩。
可董其昌漏算了一个要命的逻辑：阶层的脸面。
陆兆芳是穷，但他身上有功名，那是正儿八经的“士人”。
一个家奴竟然敢带人打砸“读书人”的家，这就不光是打陆兆芳的脸，而是往整个士绅阶层的脸上吐唾沫。
这事儿一出，味儿就变了。
虽然后来有何三畏、吴尓成两个乡绅出来抹稀泥，让陆兆芳忍气吞声吃了这个哑巴亏，但这股子火气没散，反而在地底下越烧越旺。
没过多久，流言蜚语满天飞。
大伙儿不说陈明抢人，传出来的段子变成了：董家二少爷看上了绿英这丫头，想硬纳为妾，人家姑娘不乐意跑回娘家，二少爷这才派恶奴去抢亲。
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德高望重的董大宗伯，摇身一变成了强抢民女的“老色鬼”。
面对这一城的风言风语，这时候的董其昌，站在了第二个岔路口。
作为一个在官场大染缸里泡了几十年的老油条，他心里应该跟明镜似的：谣言这玩意儿，你越是想捂住，它反弹得越凶。
最好的法子是装聋作哑冷处理，或者赶紧做点好事把大伙儿的注意力引开。
偏偏董其昌没这么干。
他的反应是：火冒三丈，非要揪出那个“幕后黑手”。
他把怀疑的眼神死死盯在了范昶身上。
这范昶也不是外人，他老婆是董其昌正室的堂妹，儿媳妇也是董家的人。
真要论起来，这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
董其昌是怎么收拾这个亲戚的？
他没找范昶来当面对质，也没通过家族内部开会把话说是清楚，而是直接动用了私刑。
他逼着范昶下跪，甚至逼着人家去城隍庙发那种断子绝孙的毒誓。
这一步棋，走得实在是太臭了。
范昶虽然没董其昌那么显赫，但也出身官宦人家。
他死去的爹当过知州，老娘冯老夫人身上背着五品宜人的封号。
你董其昌把一个有头有脸的亲戚按在地上摩擦，这就不光是霸道，简直是缺德带冒烟了。
范昶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回家没几天，活活给气死了。
这一死人，事情的性质就从“花边新闻”升级到了“人命关天”。
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董其昌能稍微清醒那么一点点，赶紧去范家磕头赔罪，安抚孤儿寡母，哪怕是多给点银子，这事儿说不定还能压下去。
毕竟在旧社会，豪门大族弄出人命，只要钱到位、面子给足，往往也能摆平。
可惜，董其昌和他的宝贝儿子董祖常，选了第三条路：一条道走到黑。
范昶死后连头七都没过，他的老母亲——八十二岁的冯老夫人，带着儿媳妇龚氏和几个丫鬟，坐着轿子颤颤巍巍地到了董家门口，哭着要讨个说法。
这可是一次随时会爆炸的公关危机。
这会儿，董家大门口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闲汉。
面对一个八十二岁、有朝廷诰命在身、刚刚死了儿子的老太太，董家二少爷董祖常干出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儿：关门不见？
不是。
好言相劝？
也不是。
他把大门一开，指挥家丁，对着这群老弱妇孺动手了。
接下来的场面，彻底把当时社会的道德底裤给扒光了：八十二岁的冯老夫人被推搡着掉进了臭水沟；儿媳妇龚氏被拉扯得衣衫不整；跟来的丫鬟更惨，衣服被撕得稀烂，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下流至极的羞辱。
董祖常甚至还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叫嚣：看谁还敢来闹事！
就在这一刻，董家在华亭县攒了几辈子的“人设”，稀里哗啦全塌了。
咱们回头看这三次拍板，会发现一个通用的逻辑：董家完全活在“实力迷信”的幻觉里。
他们觉得，靠着董其昌在朝廷的官位、在书画圈的名气、还有家里堆积如山的银子，在华亭这一亩三分地上，没人敢动他们一根汗毛。
可他们忘了算一笔更要命的账——人心账。
冯老夫人可不是一般的乡下老太太。
她爹冯恩是嘉靖年间的铁面御史，骨头硬得很；哥哥冯行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冯家在当地那是顶级的清流望族，脸面比命重。
董家这一顿打，打的哪里是几个女人，分明是扇在了“封建礼教”的脸上，也扇在了所有华亭读书人的脸上。
范昶的儿子去衙门告状，官府虽然想和稀泥，但民愤已经压不住了。
冯家迅速发动了所有的关系网。
冯老夫人的弟弟、侄子，联手了同样有实力的龚家，写下状纸，把这事儿定性为“士绅受辱”。
这一招那是相当的狠。
它直接把冯、范两家的私人恩怨，拔高到了阶级仇恨的地步。
华亭县的秀才们本来就看不惯董家平时那些强买强卖、鱼肉乡里的做派，现在一看有人带头冲锋，立马一呼百应。
一时间，揭帖、传单、讽刺小说、评弹戏曲，像雪片一样飞了出来。
董其昌成了说书先生嘴里欺男霸女的恶霸，董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那首“先杀董其昌”的歌谣，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成了华亭县最火的流行曲。
这时候的董其昌在忙活什么呢？
他还在苏州到处托关系。
他的算盘打得很精：只要搞定了苏州的巡抚和提学，把冯家告状的路子堵死，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他以为这是一场官场上的太极推手，拼的是人脉和条子。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老家华亭早就不是能不能告状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火药桶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
老百姓的怨气已经烧开了锅，秀才们已经结成了同盟，几大家族已经彻底撕破了脸。
这时候，只要蹦出一个火星子，就能引发一场烧红半边天的大火。
而这个火星子，压根都不需要别人来点，它就挂在董家的大门上——那块象征着董其昌显赫功名的金字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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