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跃千载，兰亭新赏：台北故宫“兰亭癖”特展导读|兰亭序|台北市|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羲之|真迹|董其昌|马跃

▲传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赚”古语意为骗取

画中共有五位人物

一脸憨厚的老僧是辩才，对面的萧翼面露狡黠

两人之间的僧人神情不悦

似已看穿骗局，画幅左侧，两名小厮正在煎茶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2026年1月6日—4月6日，“兰亭癖——九位醉心《兰亭序》的帝王、权臣与文人雅士”特展，以八件台北故宫院藏文物为线索，从拓本、临本到题跋，从帝王手迹到文人书画，呈现《兰亭序》如何在不同时代被追摹、诠释与再创造。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李世民（598—649）驾崩。相传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临终仍念念不忘《兰亭序》，将其随葬昭陵——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作品，从此成为“不可复得”的存在。然而，正因真迹的消失，反而开启了另一条道路——由临摹、刻帖、题跋与鉴藏所构成的传承之路。

▲传褚遂良，《兰亭序》摹本（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书法史中，极少有作品如《兰亭序》一般，同时被置于权力、审美与文化正统的交会点上。它早已不只是一件书法作品，而是一个被后世不断追慕、再生与诠释的母题。

▲《帝王名臣像册之王羲之》，清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约303—361）与少长群贤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众人当场赋诗，辑成《兰亭诗》。王羲之为之作序，即传世的《兰亭序》。这件“天下第一行书”的流传，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唐太宗命御史萧翼从辩才和尚手中巧取《兰亭序》真迹的故事。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尤为宝重”，又命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7—658）等名家临摹，分赐近臣诸王。在皇权的推动下，《兰亭序》逐渐超越个人收藏范畴，成为后世书家竞相追仿的典范。

▲冯承素，《行书摹兰亭序》卷（局部），唐代

此卷便是常说的“神龙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以“兰亭癖”一词，概括历代帝王、文人与书家对《兰亭序》的迷恋。实际上，这个命名精准地指出一种文化现象——当真迹不存，临摹、辨本与收藏本身，便成为参与经典的方式。“癖”，在此成为理解中国艺术史中某种独特文化机制的关键词。

在传统语境中，“癖”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被视为偏执与过度；另一方面却指向超越常人的专注与品味。明人张岱《陶庵梦忆》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道出的正是一种士人价值观：雅癖嗜好也是足以观察人格与志趣的线索。

“兰亭癖”的出现，也标志了《兰亭序》所承载的复杂文化符号系统：关于魏晋风度的想象、关于书法艺术的终极追求、关于文人雅集的理想图景。

此次“兰亭癖——九位醉心《兰亭序》的帝王、权臣与文人雅士”特展，台北故宫以八件院藏文物为线索，从拓本、临本到题跋，从帝王手迹到文人书画，呈现《兰亭序》如何在不同时代被追摹、诠释与再创造。展览所聚焦的九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身份各异，但对《兰亭序》的执着却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

▲《宋拓定武褉帖赵氏藏本》（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拓定武褉帖赵氏藏本》

《兰亭序》临、摹、拓本传世众多，定武本因刻石旧在定武而得名，宋人书论多认为其点画结构精整，为诸刻之善。本幅传为宋拓定武本，墨色相对浓厚，拖尾处尚可见赵孟頫临本与之合装。赵氏自谓生平所临《兰亭序》不下数百本，皆“心想手追，未尝对写”。然此一署名赵孟頫的临本结字失当，笔力纤弱，疑为后世托名之作。

即便如此，这件展品仍清楚呈现《兰亭序》如何在临、摹、拓等不同媒介之间转换与传播，也正是“兰亭癖”得以延续的重要物质基础。

▲褚遂良，《临兰亭诗序》（局部），唐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褚遂良《临兰亭诗序》

褚遂良早年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而能自成一家。褚遂良奉唐太宗之命临摹《兰亭序》，其临本与虞世南、冯承素诸本并称“唐摹兰亭”，历来被视为最接近原作的版本。

在中国书法的文化语境中，临本并非单纯的复制品，而是书法家以自身理解，对王羲之笔法的再诠释，承载了从东晋到初唐的书法传承脉络。本幅选自《三希堂法帖》，卷末钤有南宋权臣贾似道（1213—1275）的“秋壑图书”收藏印。据《宋史・贾似道传》记载，贾氏“酷嗜宝玩，建多宝阁”，相传所藏《兰亭序》刻帖原石多达八千匣。其题跋与收藏印记，使此件临本不仅是书法作品，同时也是一段权力、鉴藏与文化资源流动的历史见证。

▲赵构，《赐岳飞批剳》卷（局部），绍兴十一年（1141）

兰千山馆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高宗《赐岳飞批剳》

宋高宗赵构（1107—1187）《赐岳飞批剳》书于岳飞死前一年，是一件兼具历史意义的重要展品。绍兴十一年（1141），金兵大举南侵，岳飞（1103—1142）受命抵御，高宗接获其奏疏后，书此御札慰勉辛劳。高宗早年书学徽宗，稍长取法黄庭坚、米芾，南渡后上追王羲之，广泛临习魏晋以至六朝笔法，对南宋皇室书风影响深远。

此札虽书于军情急迫之际，笔致仍从容不迫，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对南宋而言，书法不仅是修养，更是帝王宣示文化正统的手段。

▲文徵明，《书兰亭叙》卷（局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徵明《书兰亭叙》

此卷长达170厘米，是展览中尺幅最大的作品。作为明代中期吴门书派的重要领袖，文徵明（1470—1559）一生临写《兰亭序》无数，此卷据卷末自题可知书于八十九岁高龄。这件意临之作，结字缜密而不失生动，笔法灵活中见节制，充分展现了文氏对王羲之书风的深刻体悟，也体现晚年书艺愈趋纯熟的境界。

▲董其昌，《临褚遂良兰亭叙》册（局部），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临褚遂良兰亭叙》

此展品则示范了另一种追仿策略。董其昌（1555—1636）以褚遂良临本为范本，这种“临摹的临摹”体现了书家对传承谱系的意识。

董氏于《画禅室随笔》中言：“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认为临帖不在形似而在神会，本作行间布局虽不类原帖，用笔却深得王、褚之灵秀，正是董其昌书学主张的实际体现。

▲倪元璐，《书画》卷（局部），明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倪元璐《书画》卷

《书画》卷则代表了晚明书风的另一面向。倪元璐（1593—1644）以灵秀超逸的书风著称，与文征明、董其昌的典雅形成鲜明对比。他的作品被纳入展览，或也提示兰亭书风的传承并非只有单一表达方式，其中也有引人入胜的不羁与生命力。

▲王澍，《临宋高宗兰亭诗序》

出自《积书岩帖（五十九）》册，清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澍《临宋高宗兰亭诗序》

此临帖出自《积书岩帖》册，为清初书法家、金石学者与鉴藏家王澍（1668—1743）临摹古碑帖的集合，也是极具价值的书法史文献。王澍的书学活动围绕着“临古”与“辨本”两个核心问题展开。

▲清拓《安素轩石刻》宋高宗临兰亭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作所临底本为宋高宗临《兰亭序》，王澍在后记中指出，自己初见时误以为是颍上本，后因辨识御押，才确认为宋高宗临本，显示其对版本细节的高度敏感。王澍认为宋高宗不仅严守褚书法度，更在圆润、舒展中呈现皇室书写特有的从容气度。

通过这件作品与《积书岩帖》，我们得以看见书法世界中的一种文化自觉：纵使无缘亲炙真迹，凭借严格的辨本意识与深度的临摹实践，经典仍可在层层传递中延续。

回望“兰亭癖”的历史，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收藏一件艺术作品，究竟意味着收藏了投资标的、文化记忆、社会地位，还是作为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媒介？

▲巨然，《萧翼赚兰亭图》轴（局部）

五代十国，南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正因真迹的缺席，物质层面的占有不再是《兰亭序》流传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也从而拓宽了“收藏”的意涵。从富有天下的皇帝、专揽朝政的权臣，乃至文人雅士，人们以临摹、题跋与辨本等不同方式参与其间。《兰亭序》也因此作为母题，反复现身在不同时代与不同艺术形式之中。这些作品所指向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渴望——希望将自己编入经典的谱系，成为传承的一部分。

因为真正得以在历史中传之久远的，从来不是物本身，而是理解与回应经典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