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丘昭券的传奇故事|中原|君王|吴越国|水丘昭券|江南

——乱世君子，东南柱石

乱世烽烟里，水丘昭券以一身孤忠立吴越朝堂，秉君子之德，居枢要之职，衔命出使中原而不辱国格，廷前直谏而心忧苍生，福州一策安东南，政变一死全臣节。他以血肉铸东南柱石，以风骨照千古汗青，身死而名不灭，义存而世长钦。

五代十国，天下板荡，中原鼎沸，杀伐不休。而偏安江南的吴越国，却在烽烟四起中守住一方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城池井然有序。这份安稳，离不开钱氏三代君主的励精图治，更离不开一位风骨凛然、智勇兼备的忠臣——水丘昭券。他是吴越的三朝元老，是王室倚重的外戚，是执掌禁军的重臣，是出使中原的使节，更是以死殉国的君子。千年之后，拨开历史的尘烟，我们依旧能看见他在乱世中坚守的道义与风骨，听见他为吴越社稷、江南百姓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水丘昭券，杭州临安人，出身名门望族，为东汉司隶校尉水丘岑后裔。其家族与吴越钱氏王室血脉相连，武肃王钱镠的祖母、母亲皆出自水丘氏，这份深厚的姻亲关系，让他自幼便与吴越王室休戚与共。但他从未凭借外戚身份骄奢跋扈，反而自幼熟读经史，修身养性，养成了沉厚持重、正直忠义、知书达理的品格。史载其“为人厚道，知书达理”，身处乱世，却始终坚守君子底线，不媚俗、不妥协、不盲从，既有文臣的谋略与格局，又有武将的担当与气节，被时人誉为“东南第一君子”。

他的性格，是乱世中最稀缺的清流。沉稳内敛，遇事不慌，总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看清本质；刚正不阿，坚守法度，即便面对君王之命，也敢直言进谏，不曲意逢迎；忠君爱国，心怀百姓，将吴越的安稳与民生放在首位，而非个人荣辱得失；谦逊有礼，进退有度，无论是朝堂议事，还是出使外邦，都不失君子风范。这份性格，让他在吴越朝堂备受敬重，即便政敌，也不得不叹服其品行，胡进思之妻听闻其死讯后痛哭：“它人犹可杀，昭券君子也，奈何杀之”，足见其人格魅力之盛。

水丘昭券历仕忠献王钱弘佐、忠逊王钱弘倧、忠懿王钱弘俶三朝，官至内衙都监使，这一职位是吴越国的核心要职，执掌中央禁军“内牙军”的监察、军纪整肃、用兵谋划与军政机要，与执掌禁军指挥权的内牙指挥使胡进思形成权力制衡，是王室防范武将专权、维系朝政稳定的关键。作为三朝元老，他深度参与吴越国的军政决策，上辅君王，下安臣民，既是君王的左膀右臂，又是朝堂的定海神针。

除了执掌禁军，他还肩负着军事、外交、司法等多重重任。军事上，他掌管用兵事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外交上，他多次担任使节，出使中原王朝，维系吴越与中原的宗藩关系，为吴越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司法上，他坚守法度，主张明正典刑，反对滥杀无辜，维护朝堂秩序与法治尊严。身兼数职，他始终恪尽职守，不辱使命，用毕生心血守护着吴越的江山社稷。

在水丘昭券的生涯中，出使中原是极为重要的使命。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走马灯般交替，战乱不断，局势动荡。吴越国作为东南藩属，必须与中原保持良好关系，方能避免战火波及，保住一方平安。这一艰巨的外交重任，多次落在水丘昭券肩上。

忠献王钱弘佐继位时，年仅十四岁，朝局未稳，急需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以正名分、稳民心。水丘昭券临危受命，担任贺正旦使，率领使团出使开封，觐见后晋君主。彼时后晋政局动荡，石敬瑭新丧，朝局扑朔迷离，契丹铁骑虎视眈眈，汴梁城内人心惶惶，契丹兵烧杀抢掠，使者性命朝不保夕。水丘昭券身处险境，却毫无惧色，始终坚守使节气节，“辞气不挠，进退有度”。

他既未屈膝投降、苟全性命，也未盲目强硬、招致杀身之祸，而是凭借灵活的外交手腕，周旋于契丹权贵与后晋朝臣之间，从容应对各种刁难与威胁。他向中原朝廷陈述吴越的忠诚，年年朝贡，岁岁称臣，恪守藩属之礼；同时精准洞察局势，摸清“契丹众叛亲离，不久必北归”的关键信息。最终，他不仅成功保全了整个使团的性命，更顺利完成册封使命，为吴越国赢得了中原王朝的认可，稳住了内外局势。

此次出使，水丘昭券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智慧与过人的胆识。他深知，吴越国小民弱，无力与中原、契丹抗衡，唯有坚守“事大保境”的国策，方能在乱世中立足。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以吴越的利益为核心，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让中原君臣见识到吴越的忠臣良将，也为吴越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此后，他又多次出使中原，始终坚守使命，维系着吴越与中原的友好关系，成为江南与中原沟通的重要桥梁。

水丘昭券的朝堂对话，没有巧言令色，没有趋炎附势，只有直言进谏的赤诚与坚守法度的刚正。他始终以吴越社稷、百姓福祉为出发点，即便触怒君王、得罪权臣，也绝不妥协。

忠献王钱弘佐在位时，宠臣程昭悦专权乱政，祸乱朝纲，钱弘佐忍无可忍，下令水丘昭券深夜率领甲士千人围攻程昭悦府第，将其诛杀。面对君王的紧急密令，水丘昭券没有盲从，而是直言进谏：“昭悦家臣也，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他认为，程昭悦身为朝臣，即便有罪，也应公开审判，明正典刑，若深夜兴兵围杀，不仅违背法度，还会引发朝堂动荡，惊扰百姓，让奸臣落下口实。

这番劝谏，看似违背君命，实则深谋远虑，顾全大局。钱弘佐听完，幡然醒悟，赞叹水丘昭券“深知大体”。这一事件，尽显水丘昭券坚守法度、不盲从君命的政治智慧与为官原则，他心中装的是朝堂的稳定、法度的尊严，而非个人的安危与宠信。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南唐出兵攻打福州，闽国大乱，闽将李仁达遣使向吴越求救。消息传到杭州，吴越朝堂炸开了锅，诸将纷纷以“路远难至、粮草不济”为由，拒绝出兵。满朝文武，唯有水丘昭券力排众议，主张出兵相救。他向钱弘佐进言：“唇亡齿寒，闽亡则吴越危，救邻恤灾，古今通义。”他清醒地认识到，福州是吴越东南屏障，若被南唐占据，吴越将直面南唐威胁，永无宁日。

他的谏言，字字珠玑，直击要害，最终说服钱弘佐下定决心出兵，并命他掌管用兵事宜。水丘昭券运筹帷幄，制定“围魏救赵”的战略，避免与南唐主力硬拼，直击敌军要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三月，吴越军大败南唐军，成功解福州之围，巩固了吴越东南边境，为吴越赢得了十多年的和平。这场胜利，离不开水丘昭券的战略眼光与果敢决策，他以一己之力，扭转朝堂舆论，守护了吴越的边疆安全。

忠逊王钱弘倧继位后，内牙统军使胡进思恃功专权，结党营私，架空君王，祸乱朝政。钱弘倧忍无可忍，与近臣何承训密谋，欲将胡进思驱逐出境。水丘昭券深知胡进思党羽众多，根基深厚，若仓促行动，必引发内乱，祸及君王与百姓，于是劝谏道：“进思党盛，未可猝去，不如姑容之，以待日后解决。”他主张缓图之，静待时机，不可激进冒险。

可惜钱弘倧犹豫不决，何承训更是胆小怕事，为求自保，将密谋之事泄露给胡进思。胡进思恼羞成怒，决定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丁卯夜，胡进思身穿军服，率领百余亲兵，闯入王宫天册堂，废黜钱弘倧，将其软禁于义和院，另立其弟钱弘俶为君。

政变之夜，杭州城内人心惶惶，朝堂官员要么沉默自保，要么倒戈依附，无一人敢站出来阻拦。唯有水丘昭券，身为内衙都监使，忠于王室，坚守道义，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挡在叛军面前，厉声怒斥：“公等荷国厚恩，当以忠义为本，奈何谋逆废主，自取灭族之祸邪！”他明知寡不敌众，明知必死无疑，却依旧毫不退缩，用生命捍卫君王的尊严与朝堂的正义。

胡进思大怒，下令亲兵将水丘昭券拖出斩杀。临刑之际，水丘昭券神色不变，骂不绝口：“吾死不足惜，独恨不能为国家诛此逆贼，以安社稷！”一代忠臣君子，最终死于叛军刀下，血溅王宫，满门遇害，结局令人扼腕叹息。他的死，是乱世的悲剧，更是忠义的绝唱，用生命践行了“文死谏，武死战”的君子信条。

水丘昭券的生命定格在公元947年，虽身死，但其精神与功绩，却永远镌刻在吴越历史的丰碑上，泽被后世，流芳千古。

他的军事功绩，筑牢了吴越的边疆防线。力主出兵援闽，大败南唐，守住福州屏障，让吴越东南边境数十年无战事，百姓免受战火侵扰，安居乐业。他掌管用兵事宜，整肃军纪，训练禁军，让吴越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盛，成为守护江南的钢铁长城。

他的外交功绩，为吴越赢得和平环境。多次出使中原，周旋于乱世列强之间，坚守“事大保境”国策，维系宗藩关系，让吴越避开中原战火，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富庶、最安定的国度之一。

他的政治功绩，守护了吴越的朝堂秩序。坚守法度，直言进谏，反对滥杀无辜，主张明正典刑，维护朝堂法治与稳定；制衡权臣，防范武将专权，辅佐三代君王，稳定朝局，让吴越政权平稳传承，避免了内乱纷争。

他的精神功绩，树立了乱世君子的标杆。他的忠诚、正直、勇敢、坚守，成为吴越臣民的精神榜样，教化一方民风，让江南大地始终坚守道义与良知。他以死殉国的忠义之举，激励着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为家国、为道义、为百姓，坚守初心，不畏强权。

更深远的是，水丘昭券用生命守护的吴越江山，最终在钱弘俶的治理下，秉承他“保境安民”的理念，于北宋建立后，纳土归宋，不战而降，让江南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百姓免受战火屠戮，城池完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份和平与安宁，离不开水丘昭券生前的苦心经营与精神指引，他用一生的坚守，为吴越的和平落幕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