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抗战剧，总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日本人跟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区分？
确实，同为黄种人，同为东亚人种，我们有着相似的肤色、相似的轮廓。
不说话、不做事，单看一张脸，很难快速分清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
可只要相处片刻，或是了解他们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不同。
日本人与中国人长相几乎无异，但他们脸上，从古至今都多一样东西。
那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刻在骨子里、藏在眼神里，挥之不去，也从未消失。
要读懂这份“不一样”，得从千年前的古代说起，从日本人最初的模样谈起。
很多人不知道，“日本”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有的。在更早的中国史料里，他们有个更直白的称呼——倭奴。
这个称呼的由来，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关，背后还有一枚见证历史的金印。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直到刘秀建立东汉，中原才重新归于统一。
而此时的日本列岛，还处于原始部落联盟阶段，没有统一的国家，大小部落星罗棋布，多达百余国。
其中，有一个名为“委奴国”的部落联盟，实力相对较强，首领渴望借助汉朝的权威，统一周边部落。
于是，他特意派遣使者，渡海而来，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洛阳，朝觐光武帝刘秀。
刘秀接见使者时，见这些来自海岛的人，身材普遍矮小，最高的也不及中原成年男子的肩膀，心中十分新奇。
一时兴起，刘秀便赐下“倭”字为国号，意为“矮小的人”，又赐了一枚金印，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隶书大字。
这枚金印，并非寻常信物，而是汉朝承认委奴国主权的象征，相当于如今的“国书”，也是中日交流最早的实物证据。
有意思的是，这枚金印在公元1784年，被日本福冈县的一位农民在田间劳作时偶然挖出，如今珍藏在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那时的日本人，不仅身材矮小，文明也相对落后，没有自己的文字、历法，甚至连衣物都需要向汉朝学习制作。
他们对汉朝充满敬畏，先后五次派遣使者朝觐曹魏政权，献上贡品，请求册封，态度十分恭顺。
可这份恭顺，从来都不是发自内心的敬畏，而是源于“弱小时的妥协”，骨子里藏着的，是不甘与野心。
三国时期，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曾派遣使者难升米前往洛阳，朝见魏明帝曹叡。
曹叡赏赐了卑弥呼大量锦缎、珠宝、铜镜，还册封她为“亲魏倭王”，希望她能约束日本列岛的部落，维持东亚秩序。
可卑弥呼死后，邪马台国陷入内乱，部落之间互相攻伐，原本恭顺的态度，也渐渐变得嚣张起来。
随着中原王朝的兴衰交替，日本列岛也在慢慢发展，他们不断学习中原文明，却也在暗中积蓄力量。
到了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前往中国，学习汉字、佛法、建筑、服饰，甚至照搬唐朝的典章制度。
那时的遣唐使，态度谦卑，一言一行都模仿唐人，可他们的使者，却在私下里记录中原的山川地貌、军事布防。
更让人不齿的是，随遣唐使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些日本女性，她们主动接近唐朝男子，目的就是为了“改良人种”。
唐朝人善良淳朴，大多愿意伸出援手，却没想到，这份善意，日后会变成刺向自己的尖刀。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对周边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日本也趁机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开始脱离中原的影响。
他们将从唐朝学到的文明，与自己的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武士道精神，而这份精神，也成为了他们“狠毒”的根源之一。
武士道精神最初的核心，是“忠、勇、义、礼”，强调武士对主公的忠诚，对荣誉的坚守。
可到了镰仓幕府时期，武士道精神逐渐被扭曲，“忠”变成了盲从，“勇”变成了残暴，“义”变成了不择手段。
那时的日本武士，为了争夺地盘、讨好主公，不惜滥杀无辜，甚至出现了“斩赤子以明志”的极端行为。
这种扭曲的武士道精神，慢慢渗透到日本民族的骨子里，让他们养成了“服狠不服软”的性格，也让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份狠辣。
到了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国力衰退，日本列岛则完成了统一，实力日益增强，他们骨子里的野心，终于彻底爆发。
明朝嘉靖年间，日本浪人、武士勾结中国海盗，组成“倭寇”，频繁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些倭寇，手段极其残忍，所到之处，村庄被烧毁，百姓被屠杀，财物被洗劫一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入侵浙江嘉兴，一次性屠杀百姓数千人，整个嘉兴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当时的倭寇首领汪直，原本是中国海盗，却勾结日本浪人，在日本建立基地，自称“徽王”，公然与明朝对抗。
可即便如此，日本浪人依然不满足，他们表面上听从汪直的指挥，暗地里却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企图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据点。
这一时期的日本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恭顺的“倭奴”，他们脸上的恭顺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狠毒与贪婪。
抗倭名将戚继光，率领戚家军，与倭寇浴血奋战十余年，历经大小战役百余场，才终于平定了倭寇之乱。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记载：“倭寇之狠，胜于虎狼，遇人即杀，不分老幼，其所作所为，猪狗不如。”
可见，当时的倭寇，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多么可怕的印象，而这份狠毒，也深深烙印在日本民族的基因里，从未褪去。
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日益衰败，闭关锁国，科技落后，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快速走上了近代化道路。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推行一系列改革，学习西方的科技、军事、教育，国力迅速提升。
主导明治维新的，是山县有朋、福泽谕吉等一批主张“对外扩张”的政客，他们深受吉田松阴侵略思想的影响，一心想要通过侵略邻国，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
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可他却在1885年发表《脱亚论》，公然宣称，日本要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
他在文章中，将中国和朝鲜比作“恶友”，认为日本要想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排斥中国、朝鲜”，甚至要“像对待野蛮人一样，征服他们”。
这种荒唐的言论，在当时的日本却被广泛传播，成为日本国民的共识，也为日本后来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福泽谕吉的头像，至今还印在日本一万日元纸币上，可见，他的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有多深远。
史学家戴逸曾评价：“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本质上是为日本的对外侵略寻找借口，他用‘文明’掩盖强盗的本质，比吉田松阴的逻辑更具迷惑性。”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周密的计划，打败了腐朽落后的清朝。
这场战争，日本惨胜，却从清朝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土地，尝到了“侵略致富”的甜头，也让他们的野心更加膨胀。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割占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二亿三千万两。
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这笔钱，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进一步扩大了侵略野心。
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打败了沙皇俄国，夺取了中国东北的部分权益，成为了东亚地区的霸主。
接连的胜利，让日本彻底飘了，他们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都是“劣等民族”，理应被他们征服。
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扭曲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让日本人的狠毒，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诬陷中国军队所为，进而侵占中国东北。
短短四个多月，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遭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十四年的压迫与屠杀。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推行“奴化教育”，掠夺煤炭、粮食等资源，甚至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731部队，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秘密部队，他们用中国百姓、战俘做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化学武器，手段极其残忍。
史料记载，731部队先后杀害了数万名中国同胞，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至今都让中国人民刻骨铭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日本侵略者，一路南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大屠杀、徐州大屠杀、长沙大屠杀……每一场惨案，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在短短六周内，屠杀了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
老人、孩子、妇女，无一幸免，他们有的被砍杀，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焚烧，整个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
当时，有一位西方记者，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的狠毒，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他们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
十四年抗战，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付出了3500万同胞的生命，才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的侵略野心，终于彻底破灭。
可即便战败，日本也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他们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反而在战后，极力美化侵略历史，歪曲事实。
二战期间，日本为了扩大兵源，推行早婚早育政策，规定女子13岁必须出嫁生育，禁止人工流产，甚至给贫困家庭发放生育补贴。
战败后，日本人口锐减，成年男性所剩无几，人口恢复，成为了日本战后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为了快速恢复人口，日本政府再次将魔爪伸向了日本女性，推行更加严苛的早婚早育政策，强迫13—50岁的女性生育。
更厚颜无耻的是，日本政府以“打工援建”的名义，从海外引入大量欧美男性，让他们与日本女性结合，实现“人种改良”。
明面上，他们说这是“支援战后重建”，实际上，就是利用欧美男性，改变日本民族的基因，提升国民身高，摆脱“倭奴”的标签。
这种做法，不仅践踏了日本女性的尊严，也暴露了日本人骨子里的自私与狠毒——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一切，包括自己国家的女性。
日本学者鹤见俊辅，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评价：“战后日本的人种改良计划，本质上是军国主义思想的延续，是日本人自私与狠毒的又一体现。”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的国民身高，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与中国国民基本持平，长相也越来越接近中国人。
如今，很多人都说，日本人与中国人，猛一看，根本分不清，尤其是年轻一代，穿着打扮、言行举止，几乎没有区别。
可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者之间，依然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源于地域、文化、生活习惯的不同。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肤色，偏暗黄色，肤质相对粗糙，这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环境有关。
而日本人，长期生活在海岛之上，受海风的影响，肤色相对偏淡，肤质也更细腻一些，脸上的雀斑相对较多。
在面部轮廓上，中国人的面部线条相对柔和，额头较宽，眼睛稍斜，眼距相对较宽，给人一种温和、憨厚的感觉。
而日本人的面部轮廓，相对硬朗，颧骨更突出，眼睛更贴近鼻梁，眼距较窄，眼神里，总带着一丝警惕与冷漠。
牙齿方面，中国人的牙齿，大多比较平整，而日本人，由于长期食用软烂的食物，加上遗传因素，龅牙的比例相对较高。
还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是脚趾——日本人因为常年穿木屐，大脚趾与其他脚趾之间的距离，比中国人宽很多。
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就是利用这个特征，来判断潜伏在国内的日本特务，准确率极高。
可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差别，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打扮、改变生活习惯，慢慢淡化的。
而日本人，比中国人多的那一样东西，却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藏在眼神里的，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那就是——刻在脸上的狠毒，藏在骨子里的弱肉强食，以及永不满足的野心。
这种狠毒，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从古至今，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源于他们扭曲的武士道精神，源于他们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
古代，他们依附于中原王朝，表面恭顺，暗地里却积蓄力量，一旦中原王朝衰败，就立刻露出獠牙，烧杀抢掠。
近代，他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就立刻发动侵略战争，把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当作“猎物”，肆意掠夺。
战后，他们没有悔改，反而极力美化侵略历史，供奉战犯，培养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对日本人的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分析。
她写道：“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们既崇尚菊花的优雅，又崇尚刀的狠毒；既谦卑恭顺，又傲慢自大；既注重礼仪，又残忍无情。”
而这种矛盾性格的核心，就是“弱肉强食”——他们尊重强者，欺负弱者，只要你比他们强大，他们就会对你恭顺谦卑；只要你比他们弱小，他们就会对你狠下毒手。
战后，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给日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可日本，却对美国百般讨好，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看门狗。
而对于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对于被他们伤害过的中国人民，他们却从未真心道歉，反而不断挑衅，觊觎中国的领土。
这就是日本人，刻在骨子里的狠毒与自私，也是他们，比中国人多的那一样东西。
反观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善良、温顺、憨厚的，我们信奉“礼尚往来”，信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古代，我们帮助日本，传授他们文明、技术，从未想过要索取什么回报；近代，我们遭受日本的侵略，可在日本战败后，我们没有报复，反而选择了宽容。
我们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与生俱来的，而日本人的狠毒，也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与生俱来的。
有人说，我们不应该一直纠结于过去的仇恨，应该向前看，与日本和平相处。
可我想说，和平，是建立在实力对等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方真心悔改的基础上的。
日本从来没有真心悔改，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他们的野心，依然没有消失。
如今，日本不断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供奉战犯，在国际上不断挑衅中国，这些行为，都在提醒我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铭记教训，警醒后人。
我们要明白，日本人比我们多的那一份狠毒，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良，而有所收敛。
我们要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强大，只有民族复兴，才能抵御一切外来侵略，才能保护好自己的人民。
如今，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弱国，我们的国力日益强大，我们的民族日益复兴。
可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日本人骨子里的狠毒，从来都没有消失，他们的野心，从来都没有熄灭。
日本人与中国人，长相差不多，可他们多的那一样东西，从古至今，一直存在。
那是刻在脸上的狠毒，是藏在骨子里的野心，是永不满足的贪婪，是弱肉强食的执念。
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努力强大自己，守护好我们的国家，守护好我们的人民。
愿我们永远记住，善良要有锋芒，宽容要有底线，唯有自身强大，才能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不敢再轻易挑衅。
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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