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所的玻璃门推开时，冷风卷着母亲的叹息灌进来。她攥紧我手腕的力道，比平时喂我吃药时还重三分。"人家姑娘不嫌你慢，还会煮越南米粉。"她反复擦拭我衣领上并不存在的污渍，像在擦拭这场交易最后的犹豫。穿金链子的中介敲着计算器，数字蹦得比春联上的金粉还晃眼——六万，买断我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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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的睫毛膏在结婚证照片里晕成两片乌云。她教我说的第一句越南话是"吃饭"，却在深夜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对着手机笑。母亲把存折藏进腌菜坛子那天，新娘正用谷歌翻译问我："中国警察多久查一次暂住证？"她总把行李箱塞在床底，拉链齿咬合的声音，像极了小时候邻居家那条总想扑咬我的恶犬。
洗衣粉还没用完第三袋，她的粉色拖鞋就变成了报警回执上的一个鞋印。警察问话时，我数着笔录纸上的格子，想起她消失前夜突然给我梳头，梳齿刮过头皮的触感，和母亲当年送我去特殊学校时一模一样。"会有人照顾你。"她们都这么说，可梳子最后卡在了我打结的发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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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蹲在中介所门口数钞票的背影，像极了菜市场褪毛的鹌鹑。六沓粉色纸币被退回来时沾了烟味，可那个会说"听话"的越南词语的人，再没回来教我第二句。律师的西装领带在调解室里格外刺眼，他说这钱本该早退，就像那场婚姻本该不存在。
冰箱上还贴着她用口红画的爱心，现在成了母亲每天喂我吃药的计时器。警察说跨境找人像在火锅里捞一根特定的豆芽，而我的智力检测报告始终停在72分——刚好够理解"被骗了"，却算不清这场交易里，到底谁更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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