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见鞭炮声，是去年十一月初的一个凌晨。
那天我熬夜赶一份方案，两点一刻才躺下，刚迷糊着，窗外“轰”的一声炸响，震得床都抖了三抖。我一个激灵坐起来，心脏擂鼓似的狂跳，半天分不清是梦里还是现实。
等反应过来是有人在放鞭炮，我拉开窗帘往外看。楼下小区空荡荡的，路灯孤零零地亮着，连只野猫都没有。只有对面六号楼那扇窗户还亮着昏黄的灯。
我没去敲门。大半夜的，兴许是人家有急事。
第二次，是三天后。还是凌晨两点，还是那种沉闷的大地红，噼里啪啦响足有半分钟。我的猫从沙发上弹起来，一头扎进床底下，怎么叫都不出来。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一周之后，我确定了一件事：对面六号楼那个窗户，不是偶尔放，是每天都放。凌晨两点，准时得像打卡。
我开始失眠。不是被吵醒，是不敢睡。每次躺下，耳朵就不自觉地支棱起来，等那一声响。它不来，你惦记着；它来了，你气得发抖。好不容易折腾到三点，总算安静了，天也快亮了。
一个月下来，我的黑眼圈能拉到颧骨。咖啡从每天一杯变成三杯，工作效率直线下降。开会时经理点名，我愣了三秒才反应过来是在叫我。
不能再这样了。
我第一次去敲门，是个周六下午。六号楼404，门口堆着几袋杂物，门铃坏了，我用手敲。
开门的是个老头，六十来岁，头发花白，穿着旧棉毛衫，外头套了件羽绒马甲。他打量我一眼，没什么表情。
“大爷您好，我是对面五号楼的，姓林。”我尽量让语气温和，“是这样的，您家最近是不是经常凌晨放鞭炮？”
他嗯了一声，没否认，也没解释。
“是这样，我睡眠比较浅，这鞭炮声实在太响了，能不能麻烦您换个时间，或者……尽量别放了？”我小心措辞。
老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门关上了。
吃了闭门羹。
我不死心，又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他终于开口了，言简意赅：“我家的事，外人别管。”
门又关上了。
我开始尝试别的途径。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去沟通过，老人态度很强硬，他们也没办法。给社区反映，社区大姐叹了口气，说老周这人倔得很，老伴走得早，儿女都在外地，一年也不回来一趟，劝不动。
“那报警呢？”我问。
社区大姐犹豫了一下：“能报，但邻里邻居的，报了警以后见面也尴尬。要不再试试？”
我没报警。不是因为怕尴尬，是我隐约觉得，一个人每天凌晨两点放鞭炮，这行为本身就不太正常。他不是为了骚扰别人，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可这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十二月中旬，事情出现了一点变化。
那天凌晨两点，鞭炮准时响起。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拉被子蒙头，而是披了件羽绒服，站到窗边。对面六号楼那扇窗户亮着，窗帘没拉严实，透过缝隙，我隐约看见一个人影站在窗边。
他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直到鞭炮声完全停止。
然后他关了灯。
那个背影，隔着几十米远，我却分明看出了点什么。不是固执，不是愤怒，是……空。
说不清为什么，第二天晚上，我炖了一锅土豆排骨汤，盛了一保温桶，拎到六号楼404。
开门的老周看见我，表情和之前一样，皱着眉，有点不耐烦。我把保温桶递过去：“大爷，刚炖的，天冷，您趁热喝。”
他愣住了。接过保温桶，低头看了半天，没说话。
“炖多了，我一个人吃不完。”我编了个拙劣的借口，“保温桶明天我再来拿。”
我把桶塞到他手里，转身就走。下了两层楼，听见身后门开了又关上，轻轻的。
第二天我去取保温桶。老周把空桶递给我，桶洗得干干净净，内胆擦得一点水渍都没有。
“汤还行？”我问。
他点点头，还是不习惯看我的眼睛：“嗯。”
那是我们之间第一次不是吵架性质的对话。
第三次去送汤，他主动开了门。我把土豆炖牛肉递给他，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说：“进屋坐？”
那是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老周屋里暖气很足，但家具陈设都透着冷清。沙发是十几年前的款式，茶几上摆着一个旧相框，里面是一对中年夫妇的合影。
我在沙发上坐下，他去厨房拿了个碗，当着我的面把汤倒出来，小口小口地喝。
“我老伴，走了八年了。”他忽然开口，没头没尾。
我没接话，等他说。
“腊月十九走的。凌晨两点。”他握着汤勺，手背上青筋突起，“那天我睡沉了，她叫我，我没听见。等醒过来，人已经不行了。”
屋里暖气很热，我却觉得后背发凉。
“医生说是心梗，就几分钟的事。”他把碗放下，没再看我，“就算我醒了，也救不回来。可这些年，我就是过不去这个坎。”
我没问他为什么不和儿女一起住。有些问题不需要问，答案明摆着——不是儿女不孝，是他自己不肯走。这房子里有老伴的味道，有她擦过的桌椅，有她用过的锅碗瓢盆。他怕离开了，这些味道就散了。
“那鞭炮……”我试探着问。
“她怕冷。”老周说，声音很低，“以前每年除夕，她都要我放鞭炮，说听了热闹，就不怕冬天了。”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忽然就懂了。
不是捣乱，不是发泄，是一个老人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他在凌晨两点——她离开的那个时刻，放一串鞭炮，告诉她：冬天还没过去，但有人在想她。
我把空碗收进保温桶，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大爷，土豆我还存着半袋，明天炖咸口的，您尝尝。”
他没说好，也没说不用。但我下楼的时候，听见身后门没有立刻关上。
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就往404跑。有时送菜，有时送水果，有时什么都不送，就是敲个门，问他暖气热不热，降压药还够不够。
老周话依然不多，但不再关着门了。他给我看过老伴的照片，年轻时候很漂亮，扎两条辫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他说她以前是纺织厂的女工，三班倒，总是喊累。他说她走之前那几天，刚给他织完一条围巾，灰色的，纯羊毛。
那条围巾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八年了，连樟脑丸都没放过。
他没给我看过他的儿女。我也没问。
腊月十九那天，凌晨两点，我又听见了鞭炮声。这次不是猛地炸响，而是有节律的，一下，一下，像心跳。
我站在窗边，看着对面那扇亮灯的窗户。鞭炮响了很久，比平时都久。我想，那是他在和老伴说话，说很多很多这一年攒下来的话。
第二天晚上，我去404送刚蒸的土豆糕。老周开门时，眼睛有点红，但神色是平静的。
“昨天放了很久。”我说。
他嗯了一声：“今年放得多些。”
他把土豆糕接过去，忽然说：“以后不放了。”
我愣了一下。
“八年了，该放下了。”他看着手里的盘子，“老是吵你们，不像话。”
我张了张嘴，想说其实没关系，想说我们都习惯了，想说他可以继续放，只要他觉得好受。但这些话卡在喉咙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他说“放下”这两个字，用了八年。
“大爷，”我最后说，“您要是哪天想放了，就放。我那儿存了几挂鞭炮，回头给您送来。”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很浅，嘴角只抬了一点，但确实是笑了。
“好。”他说。
春节前，老周的儿女回来过年了。我在楼道里碰见他儿子，四十来岁，提着大包小包，正站在404门口敲门。
“您是……林姐吧？”他认出我，“我爸电话里老提起您，说您总给他送吃的。”
我点点头：“应该的。”
门开了，老周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旧羽绒马甲，头发好像刚理过，显得精神了些。看见儿子，他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只侧身让人进去，然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读懂了。
是谢谢，也是再见——不是再也不见，是他知道，他不需要再用鞭炮来证明自己还在乎了。
年三十晚上，零点刚过，窗外响起了鞭炮声。不是凌晨两点，是真正的新年时刻。我站在窗边，看见对面六号楼404的阳台上，老周和他儿子并肩站着，孙子在一旁捂着耳朵又蹦又跳。
一串鞭炮放完，老周弯下腰，从纸箱里又拿出一挂。
他侧过头，对我这栋楼的方向，遥遥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头。
那天晚上睡得很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失眠的毛病好了。也许是习惯了吧，习惯凌晨两点没有鞭炮声的安静，也习惯了那个孤独的老人终于不再一个人面对冬天。
元宵节那天，老周来敲我的门。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鼓鼓囊囊的。
“自家亲戚种的。”他把袋子递过来，“土豆。”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得有五六斤。
“今年不放了。”他又说了一遍，这次语气轻快了很多，“省下钱买土豆。”
我低头看着那些土豆，个个圆滚滚的，还带着没搓干净的泥。他挑了最好的给我。
“大爷，”我说，“以后每年我都给您送土豆。”
他点点头：“那我也每年给你送。”
我们都没说“一言为定”之类的话。老头子的约定，不必签合同。
那天晚上，我把老周送的土豆做了醋溜土豆丝，炖了土豆排骨，还蒸了几个当粗粮。猫在脚边绕来绕去，蹭了一裤腿的毛。
窗外万家灯火，远远近近的楼里传来模糊的笑语声。有一扇窗户前，站着一个穿羽绒马甲的老人，也许正看着这边，也许没有。
我夹起一筷子土豆丝，忽然觉得，这个城市好像没有那么冷了。
后来我和朋友讲起这件事。朋友问，你送了两袋土豆，就让一个固执了八年的老头放下了心结？你这土豆是什么神仙品种？
我想了想，说不是土豆的事。
是有人看见他了。看见他凌晨两点站在窗边的背影，看见他握着汤勺时发抖的手，看见他叠了八年的围巾，看见他在失去之后，试图用最笨拙的方式抓住些什么。
对抗不如对话，责备不如理解。鞭炮声里有八年的思念，土豆里有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他等这份善意等了很久，我送去的时候，只是刚好。
现在六号楼404的灯，有时亮到很晚。但凌晨两点，不再有鞭炮声了。
那个时间他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睡了，也许是醒着，也许正看着床头那条灰色的围巾，想着一些很旧很旧的事。
但至少，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家的土豆，每次买都多买一份。冰箱里常备着排骨，炖锅在灶台上随时待命。
有时候下班路过六号楼，我会抬头看一眼四楼那个窗户。灯亮着，窗帘没拉严实，透出一点暖黄的光。
我就知道，今天不用送了。
但明天，可能还得送。
这大概就是邻居的意思吧——不是非要住对门，而是你知道，那扇门后面有个人，他吃你炖的菜，你把土豆存在他阳台上。
凌晨两点的鞭炮声停了。
但冬天的土豆，还在继续送。
这比什么道歉都好。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素材来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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