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教育领域多位专家学者再度聚焦中高考制度，提出调整甚至取消中考的构想，迅速在社交平台与公众舆论场引发广泛讨论，支持者与质疑者各执一词，观点交锋激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明确表态：中考确有优化空间，取消可显著缓解青少年阶段性学业负荷；但高考作为国家人才选拔的核心机制，必须坚定不移予以保留，不容丝毫动摇。
取消中考，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为成长减负赋能
为何社会共识正悄然转向支持中考改革？并非家长与教师放弃对学业质量的要求，而是当前初中阶段的升学竞争已严重异化，其强度之高、节奏之密、代价之重，令人扼腕叹息。
只需稍作观察，便不难发现以下现实图景：
初一年级新生尚未适应新环境，放学后便拖着堪比拉杆箱体积的书包奔赴各类培优课堂，深夜十一点、十二点伏案演算习题已是普遍作息；
双休日被英语强化、数学思维训练、物理实验拓展等课程切割得支离破碎，连用餐都需掐表计算，亲子共处时光被压缩至近乎归零；
部分十三四岁的少年，镜片厚度已超五毫米，面色倦怠，心肺功能明显弱化，八百米测试常需中途停顿，更遑论系统发展艺术、体育或科技类兴趣特长。
我们这一代人求学时虽亦勤勉，却尚保有赤脚踩过水田、蹲在槐树下翻看连环画、写完作业便结伴追逐纸飞机的童年底色。
而今的初中生，连这般朴素而本真的欢愉，也渐成遥不可及的童话。
尤为沉重的是，中考所承载的普职分流功能，正提前两年将升学焦虑具象为家庭生存压力。
普高录取率约50%，这一数字本身具备合理性，但围绕“半壁名额”的争夺，已演变为资源倾注战——动辄数万元的学科集训、跨区择校的隐性成本、辗转托付的人情网络，许多孩子被迫以牺牲睡眠节律、视力健康乃至心理弹性为代价换取微小分数优势。
这种脱离育人目标、窄化成长路径的过度竞争，早已背离基础教育的初心使命。
有人担忧：取消中考，是否意味着学习动力全面消退？此类顾虑实属误读。
取消中考，并非废止所有过程性评估，而是重构人才识别逻辑，摒弃“一次考试定终身”的机械分层模式，拒绝用单一标尺丈量千差万别的生命潜能。
正如教育部近年多次强调的改革导向，中考改革的根本指向在于弱化应试张力、推动教学重心回归素养培育，而取消中考，则是将这一理念推向纵深的关键落子。
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夯实语言表达、逻辑推理、科学认知等通识能力，涵养自律意识、合作精神与责任担当等品格根基。
至于后续进入普通高中抑或职业院校，理应依据学生个体禀赋、职业倾向与生涯规划动态匹配，而非锁定于某次标准化测验的瞬时表现。
尤为关键的是，取消中考将切实缓解普通家庭的教育支出焦虑。
现实中，大量工薪阶层父母勒紧腰带购置高价教辅、抢购名师直播课、支付高昂托管费用，只为让孩子在中考赛道上多争取一分胜算。
这种持续性的经济透支与精神紧绷，不仅侵蚀着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更使整个家庭生态趋于失衡。
取消中考，实质是拆除“唯分数马首是瞻”的制度枷锁，让孩子从无休止的排名攀比中抽身，让家长从补课账单的阴影里走出。
唯有如此，教育才能真正锚定“立德树人”根本，支撑每个孩子舒展身心、自主生长。
高考不可撼动，是寒门学子最坚实的上升阶梯
中考改革意在松绑成长，但高考这道关卡，非但不能撤除，反而需要持续加固、精细维护。
这不是情绪化的坚守，而是基于数十年社会观察得出的理性判断——无数真实案例印证，高考仍是当下中国社会流动性最强、规则最透明、操作最可控的上升通道。
回望1977年冬，全国570万青年从车间机床旁、稻田埂上、边疆哨所中奔向久违的考场，那场破冰之举，不仅重启知识尊严，更重塑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轨迹。
湖南农村青年袁亚湘，彼时已在生产队务农三年，每日面朝黄土挥汗如雨。得知恢复高考消息后，他借来手电筒绑在额前，在漏风的土屋中彻夜研读泛黄教材，最终叩开湘潭大学校门，继而成长为中科院院士、国际公认的计算数学领军人物。
类似的故事，在广袤乡土间持续延展：有人靠高考走出大山深处，有人凭此跨越城乡鸿沟，有人由此挣脱世代贫困循环，开启全新人生叙事。
时至今日，这样的奋斗史诗仍在续写。
云南昭通考生林万东，家中祖父卧病、父亲工伤致残、母亲在建筑工地扛水泥袋维系生计。他买不起全套教辅，复习资料常需多人轮换传阅；没有条件参加冲刺班，全靠整理错题本与反复推演真题提升成绩。最终以713分高分被清华大学录取。
他在入学随笔中写道：“这场考试，不只是我人生坐标的重新校准，更可能成为整个家族命运曲线的转折拐点。”
这行文字，道出了亿万底层学子共同的心声——高考对他们而言，从来不是冰冷的筛选工具，而是炽热的希望火种，是改写个人与家庭宿命的唯一确定性路径。
为何高考绝不可替代？因为一旦废止统一笔试，代之以模糊的“综合素养评定”或封闭的“推荐遴选制”，资源分配权将不可避免地向权力、资本与人脉倾斜。
试想：若高校录取不再依赖公开透明的分数体系，优质学位极可能沦为“名师特训营”“关系保荐单”“捐赠优先权”的附庸。
普通家庭的孩子纵有满腹经纶、过人毅力，也可能因缺乏包装能力与渠道资源，永远失去被看见的机会。
正如当下幼升小、小升初阶段，当缺乏刚性评价标准时，“天价学区房”与“隐形条子生”便成为事实上的准入门槛，多数工薪家庭只能无奈接受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配。
高考的深层价值，从来不在甄别“最聪明者”，而在于搭建一座无差别开放的竞技平台。
无论出身显赫或清贫，无论生于都市中心或偏远乡镇，只要坚持系统学习、扎实掌握知识、稳定输出能力，分数达标即可获得相应升学资格，进而赢得改变命运的历史性契机。
这种“不看出身、不问背景、不看财力，只看答卷；不拼家世、不靠门路、不徇私情，只拼实力”的刚性公平，是任何柔性评价体系都无法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支持审慎推进教育改革，但坚决抵制以“取消”为名的制度虚无主义。
高考确有完善空间——命题科学性、区域配额机制、多元录取路径等均可持续优化，但其保障起点公平的基石作用，无可撼动。
捍卫高考制度，就是守护千万普通家庭的教育期待，就是筑牢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堤坝，这道防线，寸土不让。
走向理性，警惕极端话语消解改革共识
关于中高考存废的公共讨论中，始终存在两种偏激倾向：一派主张“全面废考、彻底解放”，另一派则信奉“考试至上、分数万能”。
这两种声音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误区——都将复杂教育生态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既忽视发展阶段特征，也脱离绝大多数家庭的实际诉求。
全盘取消考试，表面是减负，实质是卸责。初中与高中阶段，恰是认知结构加速建构、抽象思维快速发育、意志品质集中锤炼的关键期。缺失必要评估反馈与适度目标牵引，部分学生易陷入目标迷失、动力衰减、习惯松懈的困境，长远看反不利于终身发展。
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科学设计的考试，正是检验知识内化程度、诊断能力发展水平、激发持续精进意愿的重要载体。
我们真正需要革除的，是扭曲异化的“超标考”“重复考”“焦虑考”，而非否定考试本身的价值。
同样，“唯分数论”的迷思亦须破除。
当前诸多教育痛点，并非源于考试存在，而根植于评价维度的严重窄化——把分数当作衡量学生的全部标尺，将升学率等同于办学质量的唯一刻度。
于是孩子沦为刷题机器，学校异化为加工厂，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被边缘化，身心健康指标被系统性忽视。
真正可持续的改革路径，在于“考试提质”而非“考试清零”。
取消中考，旨在重构义务教育末端的升学逻辑，降低功利预期，释放成长空间；捍卫高考，则是为了确保高等教育入口的程序正义，维系社会流动的底线公平。
与此同时，亟需构建多维立体的学生发展评价体系：将思想品德实践记录、体质健康监测数据、艺术素养展示成果、劳动教育参与档案等纳入综合考量，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擅长领域获得认可，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位，成就独特而丰盈的生命个体。
后记
撰写此文，并非要占据道德高地，亦无意卷入阵营站队，仅以一名亲历教育变迁、见证无数家庭悲欢的观察者身份，袒露内心最本真的思考。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物质匮乏年代，深知知识的力量与机会的珍贵，因而格外珍视子女不必重复我们的困顿。
但更深切的愿望，是他们能在一个规则清晰、程序公正、努力必有回响的环境中，从容追寻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教育从来不是速成工程，亦不存在终极完美模板。
我们欢迎理性争鸣，鼓励建设性建言，但决不能让偏激言论主导公共议程，更不可动摇高考所代表的公平底线。
取消中考，是为青春松绑；守住高考，是为公平铸锚。二者方向一致、目标同源，共同指向一个更温暖、更坚韧、更值得信赖的教育未来——在那里，每个认真奔跑的孩子，终将抵达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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