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
□韩伟
（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全勇先的小说《秘密》既具有令人震撼的深厚历史底蕴，又蕴含打动人心的文学温度。这部作品以纪德荣被尘封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展现哈尔滨伪满时期家国命运的离乱、个体生存的浮沉，在层层揭开“秘密”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历史叙事、人性深度以及文学价值的多重解读，为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叙事结构层面，小说采用“复调”的形式，在个体浮沉中重述集体记忆。一味追求宏大叙事、忽视个体表达，往往是传统历史题材创作的通病，而《秘密》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以主人公的命运浮沉作为故事的切入点，将个体叙事融入历史叙事中，从而将一个个可感可触、有血有肉的个人事件串联成一个具有宏大历史记忆的集体事件。小说以纪德荣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将“大小姐”（赵一曼）不屈不挠的抗日事迹、纪德荣被迫出国逃亡与归国的身份困惑，以及战后弟弟与妻子重组家庭的悲欢离合等情节串联起来，把伪满政府的黑暗、抗日斗争的惨烈、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都围绕着一个人的命运沉浮而徐徐展开。这是一种借助文学来对历史“复调”呈现的叙事方式，即历史并非仅仅是平铺直叙的宏大叙事，而是由无数个体命运与选择交织而成的网状结构。
在叙事真实层面，作品实现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辩证统一。小说选取赵一曼烈士从被捕到牺牲的经历作为叙事对象，但并没有拘泥于常规的史料记载，而是虚拟出纪德荣这样一位兼具历史“旁观者”与事件“亲历者”身份的人物形象，以完成历史的“在场性”建构。例如，赵一曼在狱中所展现的坚贞不屈的精神状态、董宪勋与韩勇义掩护赵一曼逃跑失败后的英勇牺牲，是基于历史档案确认的真实事件，但像赵一曼修剪指甲时展现出来的从容态度、纪德荣面对家庭破碎时内心迸发的极度痛苦，这些都属于小说虚构的心理活动与细节。这些经过艺术加工的虚构元素，非但没有削弱历史的严肃性，反而使得历史人物的形象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进而让读者获得一种“亲历式”的文学真实体验。历史本质上是叙事的结果，而文学通过细节与情感，有效填补了历史叙事的留白，《秘密》正是如此。
《秘密》的另一重魅力在于其在藏秘、揭秘与解密过程中对人性的深度挖掘。纪德荣隐藏的抗日义举是秘密，赵一曼用假名掩盖的真实身份是秘密，冬妮与纪德明之间未曾言说的情感也是秘密，这些秘密被层层揭开的过程，实则是人性光辉不断显现的过程，亦是个体精神得到救赎的过程。以纪德荣为例，虽然身处伪满警察体系，但他的种种行动，如为受伤的游击队员找鞋，阻止日本兵施以酷刑，冒险掩盖赵一曼脱逃等，无不体现出他始终如一坚守着内心的良知。这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的抉择，让这个人物突破了时代局限，具有永恒的人性价值。而赵一曼在狱中保持的体面与尊严，董宪勋、韩勇义明知必死仍选择营救的勇气，都体现了这些平凡小人物舍生取义的崇高抉择。
此外，“秘密”本身亦极具象征意义。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隐藏了许久的秘密被逐个揭开，我们发现，其实每个人物都背负着秘密，如“大小姐”（赵一曼）的身份、纪德荣妻女的选择等。这些秘密的汇聚，不仅填补了史料记载的叙事留白，而且以小见大地彰显了平凡人物气节的崇高。“他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名字一样，消失在时间的尘埃里，如同那些和他们一起消失的秘密。”小说在结尾处流露出对记忆与遗忘的沉思，揭示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进而赋予了作品极为深刻的哲学意涵。
《秘密》具有两方面价值：其一是史学价值，在于其成功还原并引导读者关注那段沉重而悲壮的历史；其二是文学价值，在于它给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树立了极为重要的典范。在娱乐快餐式的创作潮流中，全勇先始终坚守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学的尊严，这样一种创作态度，无疑值得每一位后来人学习。作品提醒我们，历史题材的创作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要在无数事件的流动中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以人的故事来透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总之，《秘密》是一部需要人们静下心来细细品读的作品。它让我们意识到，真实的历史并非网络戏说的语言游戏，也绝不仅仅是教学课本上的宏大叙事，相反，它可以借助“以小见大”的文学笔法，书写平凡人物的感人事迹，让“小人物”彰显出“大情怀”。我们坚信，这类有温度的作品定然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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