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春，北平中南海的大门外头，来了个看似不起眼的过路人。
这人大概四十岁上下，身上那件旧长袍早已磨得发亮，手里拎着的皮箱也破了角，面黄肌瘦的模样，活脱脱一个被战乱折腾得够呛的穷书生。
可要是接过他递上来的档案袋瞧一眼，负责安保的干部估计得感觉后背发凉。
这份履历简直就是个“地雷阵”：在伪满洲国混过饭吃，后来到了汪伪政权，不光当上了“立法委员”，还挂着少将军衔，那些镇压抗日的法令，不少都经过他的手；甚至到了日本投降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的高级特务。
这纸上写的每一条经历，拉出去枪毙个五分钟都算便宜他了。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人，递进来的纸条上只写了几个字：“李时雨归队，请指示。”
这不仅仅是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回门的故事，更像是一场持续了十五年的“生死赌局”。
李时雨在每一次命运的岔路口都押中了宝，而他赢钱的秘诀说穿了就一条——越是看起来要命的地方，往往越能藏身。
把日历翻回1939年，天津。
那会儿的李时雨，公开身份是汪伪政府天津检察院的检察官。
这差事在当时可是个肥缺：手里有权，兜里有钱，通行证那是随便开，借着职务之便把电台运往延安简直易如反掌。
按照一般搞地下工作的路数，这就属于“满级账号”了，位置不显山不露水，既能搞到情报，又不容易被顶层的大汉奸盯上，典型的闷声发大财。
可偏偏这时候，一个烫手的山芋扔到了他手里。
陈公博想把他调去南京，塞进汪伪政权的核心机构立法院，甚至许诺给他少将的头衔。
这地儿去还是不去？
这笔账太难算了。
去吧，等于直接站到了聚光灯底下。
少将、立法委员，这都是挂了号的铁杆汉奸，一旦身份露馅，或者将来被清算，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再者说，官做得越大，身边的眼线就越密，那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
不去吧，理由也很现成：为了安全，为了保住现有的情报线。
李时雨自己心里也直打鼓，连夜给延安发了报，话里话外透着想留在天津继续当个中层干部的意思。
哪成想，延安的回电来得飞快，字数不多，劲头却大得很：“大胆往上爬。”
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这里头藏着一个反常识的生存智慧：在敌人的大本营里，最安全的掩体不是阴暗的角落，而是金字塔的塔尖。
你要是个办事员，随便来个宪兵都能查你的证件，翻你的抽屉。
可你要是制定法律的“委员”，是穿着将官呢绒大衣的高层，哪个不长眼的敢来盘查你？
甚至可以说，你自己就是那个定规矩的人。
李时雨把心一横，接下了这副重担。
事实证明，这一步险棋走得绝妙。
到了南京，他成了陈公博眼里的红人。
以前搞情报得偷拍、得窃取，现在呢？
敌人对他是一百个放心，毕竟在他们看来，李时雨是既得利益者里的尖子，根本找不出背叛的理由。
靠着这身“老虎皮”，他在龙潭虎穴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最凶险的几年。
转眼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
这是李时雨碰上的第二道鬼门关。
汪伪政权塌了台，陈公博那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整个伪政府树倒猢狲散。
按说这时候李时雨的任务早就超额完成了，趁着乱劲儿撤回解放区，哪怕隐姓埋名过下半辈子，那也是功成身退。
可他偏偏没动窝。
当时，他在汪伪时期的旧相识余祥琴找上门来。
这人正准备投靠国民党军统，想拉李时雨一块儿入伙。
摆在李时雨面前的路有两条：要么归队，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安安；要么跟着余祥琴，一头扎进军统那个特务窝子。
后一种选择听着简直是疯了。
军统是什么地方？
那是戴笠的地盘，全中国抓间谍最狠的机构。
一个顶着“汉奸”帽子的人，主动送上门去给特务头子当手下，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吗？
但李时雨又一次玩了个逆向思维。
他把戴笠的心思摸得透透的。
抗战刚结束，国民党急着接收日伪留下的烂摊子，急着在上海建立新的情报网。
戴笠缺什么？
缺地头蛇，缺懂法律、懂行政、熟门熟路的“老油条”。
李时雨就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急于洗白上岸的旧官僚，递上去的履历那是相当实在：东北军混过，汪伪高官当过，法律专家。
这简直就是给戴笠量身定做的“工具人”。
戴笠用人有个邪门的逻辑——“疑人不用”，但他更信奉“有污点才好控制”。
在他看来，像李时雨这种有历史污点的人，为了活命，除了死心塌地给军统卖命，别无选择。
于是，荒诞的一幕上演了：李时雨不光顺顺当当过了审查，还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二站社会组的组长。
这官职听着不大，实权却硬得很。
民政档案、公安记录都在他手里攥着，甚至连情报员的招募都得过他这一关。
这就好比老鼠不光钻进了米缸，还当上了米缸的保管员。
他利用这个身份，干了件极为漂亮的事。
军统打算往北方派遣特务搞暗杀，名单和计划都要经过他的手。
他一边把情报传给地下党，一边又一本正经地给军统提建议：这计划有漏洞，得改改。
改来改去，目标早就转移了，时间也错过了。
等军统回过味来，只当是计划不周全，压根没想过是内部出了内鬼。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
1946年春天，戴笠飞机失事摔死了。
接班的毛人凤为了树立威信，开始搞内部大清洗。
李时雨这种背景复杂、升迁像坐火箭的人，自然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一天深夜，他被秘密逮捕，直接扔进了军统的临时看守所。
什么审判程序统统没有，上来就是大刑伺候。
老虎凳、辣椒水、压杠子，特务们的手段怎么狠怎么来，目的就一个：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这会儿，李时雨面临着生死攸关的第三次博弈。
承认？
那就是个死。
喊冤？
特务可不信眼泪。
他祭出了一招极高明的心理战术：死咬“程序正义”。
不管身上多疼，他嘴里就只有一套词：“我以前在汪伪干事，那是为了混口饭吃；后来加入军统，那是戴老板点的头。
我干的所有事都是按命令办的，你们说我通敌，证据呢？
拿不出来证据，那就是诬陷！”
他是法律专家，太懂特务那点心理了。
特务抓人，往往是先抓了再找证据。
如果口供撬不开，他们自己心里也会犯嘀咕。
被转押到提篮桥监狱后，他白天干活，闲下来就打坐，嘴里念念有词，翻来覆去就是《道德经》里那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这出“空城计”唱得那是相当到位。
特务们查了个底掉，也没查出他和共产党有一毛钱关系的实证，翻出来的全是他在东北军和汪伪时期的旧账。
折腾到最后，毛人凤那边也没招了，毕竟杀一个少将级别的“自己人”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不然会让其他投诚过来的人寒心。
最后，军统只能以“证据不足”为由，判了他七年六个月。
这个判决，说白了就是特务机构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杀不掉，放不得，那就先关着吧。
这一关，就直接关到了1949年。
那时候上海局势乱成了一锅粥，物价飞涨。
监狱连犯人的饭都管不起了，加上李时雨属于“政治犯”里的轻罪，平时又表现得与世无争，狱方竟然大手一挥，把他给放了。
重获自由的李时雨，虽然在这个城市里还有旧部，还有军统残留的关系网，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出戏该收场了。
他没联系任何国民党的人，也没在这个节骨眼上暴露身份，而是带着妻子连夜转移。
两口子绕道香港，一路辗转，终于回到了北平。
在他归队之后，军统的档案里对“李某”做了一个最终的注脚：“编号834，已脱离接触，档案封存。”
他们直到最后那一刻都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这个平时唯唯诺诺的“书呆子”，其实是插在他们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李时雨这辈子没开过一枪，没杀过一个人。
但有一笔账，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就在华东战役打响前夕，正是他送出的一份关于国民党粮草调配线路的绝密情报，让前线指挥部提前洞悉了敌军的动向。
这一封电报，至少帮大部队节省了十天的军事调动时间，间接让成千上万的战士免于牺牲。
晚年的李时雨，日子过得平淡得像杯白开水。
他不提当年当少将的风光，也不说提篮桥受的酷刑。
你要是问他，当年怕不怕？
他可能会告诉你：怕，怎么不怕，手心全是汗。
但那是战场，只不过手里拿的不是枪，是算盘。
算准了敌人的贪婪，算准了对手的傲慢，就能在必死的局里算出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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