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14日傍晚，陕北羊马河战役刚刚结束，一名黄埔四期生被我军俘虏。
他正是敌方整编第15师第135旅代旅长麦宗禹。
此时正在解放军战士“陪同”下，站在了王震的面前。
王震非常自然的伸出大手，只说了四个字：“我是王震。”
他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气也非常大。
看到王震后，麦宗禹愣住了，这是他们悬赏十万大洋要捉拿的大人物，此刻就站在他面前，没有怒目，没有倨傲，反而带着一种让他不知所措的客气。
在简单的交流中，王震问了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黄埔四期出身的职业军人一时语塞，也让他在此后四十余年中无数次回想。
王震问的是：“麦旅长，在这场战役中，你有何感受？”
这话问得太轻，轻得像拉家常；可又太重，重到一个败军之将不知从何答起。
但是麦宗禹最终的回答，也非常的中肯。
麦宗禹虽然出身贫寒，但是他的军旅生涯还是亮眼。
1906年，麦宗禹出生于广东中山县小榄镇。三岁丧母，六岁丧父，由七叔和未出阁的四姑母抚养成人。
1925年，他从中山县师范学校毕业，恰逢粤军第四军官学校招生，遂投笔从戎。不久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毕业后，麦宗禹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从排长干起，一路升至营长。
抗日战争爆发，他被调任新兵训练工作，后任新编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少将副师长。
1946年，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整编第一三五旅，归属胡宗南麾下，号称“四大金刚”之一。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25万大军进攻陕北，妄图“犁庭扫穴”，一举拿下延安。胡宗南的部队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延安推进。
早在1947年初，135旅旅长祝夏年因坠马骨折，赴西安治疗。麦宗禹以副旅长身份代理旅长，一路来到了延安。
4月初，胡宗南中了彭德怀的围点打援之计，以为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攻打驻守永坪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急忙调兵遣将前去“围剿”。其中麦宗禹的135旅就被派去执行这次任务，但是彭德怀已安排王震的四个旅在援军必经之路羊马河设伏，布下口袋阵。
4月14日上午，当第一三五旅全部进入伏击圈时，西北野战军如猛虎出笼般猛扑上去。仅仅六个多小时，这支近5000人的整编旅便被全歼，战斗过程中麦宗禹曾向胡宗南连电求援，但援军被解放军的阻击部队死死钉在原地，寸步难行。
麦宗禹向附近山沟逃窜，却发现山沟里都是解放军。几名战士用枪指着他喊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我是第135旅旅长麦宗禹，带我去见你们长官。”他没有抵抗，也没有隐瞒身份。
解放军战士善待俘虏，耐心的告诉他首长一会儿就到。
麦宗禹在路边果然没有等待太久。迎面走来的两位首长，其中一位就是王震。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简短的这句回答，是他对自己输掉的这场仗、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全部总结。
“我们不行。”
这不是敷衍，不是自贬，而是一个从北伐打到抗战、再从抗战打到内战的老军人，在战场败阵被俘换来的真相。
对面这支穿着破布鞋、吃不上饱饭的队伍，硬是凭着一股他说不清的力量，把他的整编旅一口一口吃掉了。
其实在整个见面和沟通中，王震没有把他当俘虏看待。问过那句“你有何感受”、听到“我们不行”的回答后，王震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追问，更没有训斥。
当天傍晚，麦宗禹与王震、王恩茂及第二纵队首长同在一间民房吃晚饭。更令他意外的是，当晚他被安排与王震睡在同一个土炕上。
那一夜，刚刚指挥完激烈战斗的王震倒头便睡，很快发出鼾声。
麦宗禹却彻夜难眠。
他在自述中写道：“当时我在想：在前数小时，双方以步、炮兵战斗厮杀，而此刻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真令人非常敬佩。这戏剧性的故事，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事实，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王震没有审问他，没有要他交代任何军事情报，甚至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他们只是躺在一铺炕上，中间隔着陕北春夜的寒意，也隔着一个旧军人的前半生。
几天后，被俘的麦宗禹，被送往解放区学习。起初，他还有顾虑，担心秋后算账。但很快，他发现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政策是真诚的，不杀不辱，愿留者欢迎，愿去者发给路费。
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由于麦宗禹是黄埔出身，熟悉国民党军的编制、战术和内部情况，解放军有关部门邀请他撰写材料，帮助分析敌情。
1948年，麦宗禹正式脱离国民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军战俘处教员、西北步兵学校教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将自己二十多年的军事经验倾囊相授，培养了一大批解放军指挥员。
1949年，王震将军奉命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入新疆。原本麦宗禹可以按照政策选择转业或留内地，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毅然决定随军入疆。
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
1950年4月，麦宗禹在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被任命为起义干部挖金大队大队长，带领部队到阿勒泰地区开矿挖金。
这年5月，麦宗禹率干部挖金大队三百余人，分乘十辆大卡车，历时十天从乌鲁木齐抵达阿勒泰。7月，他们徒步行军至中蒙边境的西岔河，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不到两个月采得黄金八十两。
9月15日，王震亲笔致信表扬。这是麦宗禹一生珍藏的信件，即使在后来的动荡岁月中，他宁可遭受非人折磨，也将这封信完好保存。
1953年，他担任新疆军区农业建设二十八团参谋长。1958年，他又奉命带领采矿队到阿尔泰山深山中的齐伯岭开采云母，当年即开采云母2400吨，创利29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亿元）。
1985年10月，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率团赴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8日，他在青格达湖住处亲切接见了麦宗禹。
这对当年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在土炕上夜话长谈的老对手、老朋友，已是两鬓斑白。
此刻在新疆的团聚，三十八年过去了，两人都特别激动。
离休后，麦宗禹定居新疆石河子兵团干休所。他没有闲下来，而是读书、写回忆录。他撰写《国民党陆军一师四团参加淞沪战役回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一代：落后就要挨打。
1989年10月1日，八十二岁高龄的麦宗禹从石河子赶到北屯，参加农十师成立三十周年庆典。他头戴蓝呢帽，足蹬解放鞋，找到师教委负责人，默默捐出100元钱，再三嘱咐不要声张：“这是作为一名老军垦的心意。”
1991年，麦宗禹在石河子干休所安详离世，享年八十五岁。
他没有写自己的辗转反侧，也没有写那夜的万千思绪。
但他写下了王震问他的那句话，和他那句七个字的回答。
“贵军士气旺盛，我们不行。”
这便是革命战争年代里，一段罕见的佳话。它不讲以眼还眼，不讲成王败寇。它讲的是一铺土炕容下两个对峙的阵营，一句实话换来此后四十年的义无反顾。
而王震当年问的那句“你有何感受”，麦宗禹用后半生做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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