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那天，是凌晨4:17。

监护仪平线前3秒，我攥着她枯枝般的手，听见自己喉结上下滑动的声音——像一块生锈的齿轮，在强行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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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手机在口袋里震了7次：

表姐：“小满，机票改签好了，明天飞！”

婆婆：“闺女，你爸说让咱全家去冰岛看极光，签证都下了！”

她最后一条语音，背景是机场广播：“宝贝，别担心！等我回来给你带海盐焦糖——妈那边有护工呢！”

（我没点开。因为知道，她正把手机贴在耳边，笑得眼角有细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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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完后事，没发讣告。

只把骨灰盒放进老式樟木箱——箱底压着她20年前写的《育儿手记》，泛黄纸页上还沾着一小片干栀子花瓣。

三个月后，她回国。

行李箱轮子卡在楼道拐角，我蹲下帮她抬——指尖碰到她新做的美甲，亮片在楼道声控灯下闪了一下，像一粒没落下的星。

她忽然问：“我妈说…你最近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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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抬头，只把樟木箱钥匙放在玄关托盘里，和她出国前留下的半块巧克力并排。

后来整理旧物，翻出她临走前夜塞进我外套口袋的纸条：“等我回来，我们好好谈谈。”

字迹很轻，墨水洇开一小团——像一滴没来得及落下的、温热的雨。

可有些雨，落在半路就蒸发了。

而人站在原地，衣服还是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