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后，各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重新规划战后的国际秩序。
当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要取代德国占领山东时，中国代表团里的留美青年们，在反对日本这件事上迅速达成了一致；在国内，北京大学的爱国青年们，率先发起了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
愤怒的中国人向日本当局提出了要求——归还山东，解放朝鲜和台湾。
与此同时，伴随着民族工业慢慢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主力军，整个中国的民族意识也普遍觉醒了。
五四运动主题绘作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波涛汹涌的五四运动，日本各界人士都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价？后续又采取了什么应对办法呢？
事实上，对于五四运动，日本军部和内阁的看法高度一致，认为这场运动是别人煽动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他者煽动说”。
当时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在发送于5月10日的电文中，就将五四运动定性为“暴动”，还说这场运动的起因是“进步派的煽动”。
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党和政府、军阀、各个政党势力互相争斗的产物，情况复杂又离奇”。
日本参谋本部虽然一直密切关注着五四运动的动向，但也得出了和坂西利八郎一样的结论。
他们认为，这场反日运动并不是中国青年们自觉发起的，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打心底里厌恶日本，而是以冯玉祥为首的“野心家”们，利用当时“社会混乱、人心涣散、思想界的不满情绪”，再加上“英美活动家的煽动”才搞起来的。
所以，山东问题是“驱使思想上最易动摇的青年，令其燃烧起雷同性火焰的导火索；青年则是被利用的炸弹。
近代的日本议会
时任首相原敬的观点也与之大同小异。他从自己国内斗争的经验出发，根本不相信民众会自发发起运动，认定任何民众运动背后一定有少数人在煽动。
1919年9月9日，基于这种“他者煽动说”，原敬内阁做出了“反对五四运动，同时支持北洋军阀”的决议，内容要点如下：
眼下中国最活跃的，是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组成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品格也比较纯洁，他们的努力原本不该被轻视，而且我国今后也需要考虑和他们的关系。
但是，他们的运动，除了自己的意愿之外，还受到了林长民（近代政治家、外交家，林徽因的生父）、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汪大燮（历任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兼副院长，教育、交通等部总长、国务总理等职，均为时短暂）等政治家的挑唆，甚至有英、美两国在背后煽动，而且直到现在，他们的行动还一味地专注于消极反日。
考虑到他们根本不顾及中国复兴的根本——也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改革和建设，所以很难说他们有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抱负。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帝国既然不能同情他们的努力，就应该在获得各国认可的基础上，向中国中央政府和总统提供公正的借款，给予他们援助，这才是最好的政策。
原敬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军政界之外，日本主流报纸杂志和知识分子中也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被他人“煽动起来”的。
发表于1919年5月，刊发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社论文章《中国签名之拒绝》尖锐地表示：
中国的当局者或者一部分中国人，以为这样做能为难日本，最后还能通过日本以外的强国帮忙，实现他们反日的要求，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文章不仅对五四运动做出了颇为尖酸的评价，说它“就好比女人疯了之后，放火烧自己的家、自杀跳井一样”，是“中国人自己危害自己的国家”，还说这是“中国人只有追逐私利的勇气，再加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坏心思，根本不管国家的兴亡盛衰，靠着狡猾的狡辩，想只靠伪装来达到自己欲望的国民性弱点造成的”。
发表于同年6月，刊发在《国民新闻》，题为《反日的背后》的文章宣称，这次反日运动背后藏着“有人暗中策划”的“奇怪真相”，还造谣认为：
反日运动的总部，就设在美国兵营的宪兵队里；所有活动的经费里，都有欧洲战争救济会的捐款；从美国大使馆通过中国人间接送来的资金，总共达到了五十五万元。
发表于同年7月，刊发在《东京朝日新闻》，题为《对华政策之是非》的文章指出：
有人把这次中国学生的政治运动，当成是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觉醒，还说他们跟着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开始反对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其实就是书呆子式的解读，根本不能用到实际的政治中去。
发表于同年12月，刊发在综合杂志《太阳》，题为《日中共存论》的文章，则对五四运动给出了全面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
决不能将五四运动视为是一场单纯的反日运动，它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胡思乱想”、对日本的不了解，再加上美国人的煽动才发生的。
五四运动主题绘作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刊发，身为京都帝大教授与东洋学“泰斗”的的内藤湖南，在当时的日本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但需要指出的是，内藤湖南自始至终都不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觉醒。
早在辛亥革命期间，他就不认可中国民族主义已经觉醒这一事实，还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中国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动乱了”，其中有一半人是“觉得好玩，才跟着加入到革命的动乱里来的”。
进入1917年以后，他不仅对“中国已经觉醒”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还反驳了“中国可以自己独立治理国家”的观点。
1919年7月，林长民给他寄去了一本名叫《敬告日本人》的小册子，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
在读完了这本小册子后，内藤湖南不禁感慨，就连林长民这样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且了解日本的人，“居然也沦为了北京那边很有影响力的反日思想宣传者，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遗憾，甚至有些震惊”。
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固然是由学生发起的，但里面还混着一些市井无赖，所以不过是一场盲目的骚动而已，根本没有坚实的基础”。
内藤湖南还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相互脱节为由，断定“在这样的国家里，说什么出现了中国人真正的民众运动，说什么有国民公愤，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算中国民众“在表面上有一些活动”，那也肯定是因为“有人打着假旗号煽动”才发生的。
他还批评中国的革命青年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也不知道国家的弊端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只是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而当时的政治家，也不具备“像李鸿章那个时代的政治家那样的魄力”，去真正地改造国家。
所以，无论是中国的青年，还是当时的政治家，都没办法拯救中国。
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五四运动爆发后，内藤湖南不仅没有承认中国民众已经觉醒，反而坚定了自己“北洋政府没用”的看法，同时进一步认定，中国的政治必须依靠日本才能运转；他根本不觉得五四运动会给中国带来新的秩序，反而认为这场运动只会破坏现有的秩序。
也正因如此，他提出了中国“国家灭亡而文化永兴论”，他说：
现在已经不用多说中国会在什么时候灭亡了。中国其实已经灭亡了，现在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具愚蠢又腐朽的残骸罢了……就算中国亡国了，也不用太过悲伤。
中国就算在政治、经济上快要垮掉了，但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着值得世人尊敬的伟大成就。国家灭亡不算什么，相反，中国的文化会向全世界绽放光芒，中华民族的名誉也一定会和天地一样永远存在。
内藤湖南坚信，中国没有能力建设近代国家，还断定中国不可能像日本那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所以他主张，中国应该把政治和经济都交给日本来打理，自己只专心保住和维护好自身的文化就好。
除此之外，内藤湖南还宣称：
在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因为北方民族的强烈刺激，中国才从垂死的状态中被拯救了过来。现在日本民众在中国开展的经济活动，会打破中国原来的政治组织，引导新的民众政治力量出现。
中国民族要是想阻止这种趋势，恐怕只会让自己走向衰败。从这个重大的使命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主义也好，军国主义也罢，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
晚年的内藤湖南，一直居住在恭仁山庄
总的来说，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向中国扩张，其实是拯救中国的一种方式；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中国人存在爱国心，也不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觉醒。
实际上，进入20年代以后，这种否定中国青年学生与工人主体性、认为中国反日运动是政治家教唆和外国人煽动的认识，依然没有得到纠正。
众所周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夺取了沙俄在东北享有的特权。但按照原来中俄签订的条约，到1923年，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就满了。于是，中国向日本提出要求，按照原条约收回旅大和旅顺。
但是，日本以“二十一条”已经把旅大的租借期限延长到99年为借口，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于是，中国人民再度掀起了新一轮的反日运动。
1924年，民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在日本《外交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洞察中国民心的急务——速速解决“二十一条”问题》，他在文章里呼吁日本，应该理解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要求收回旅大的心情。
文章发表后，《外交时报》的主编半泽玉城撰写文章予以回应。他在文章中表示：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绝不是因为执着于“二十一条”和收回旅大的事，就血气方刚、爱惹事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被少数人拿来做政治交易的工具罢了。
《外交时报》内页
当时担任汉口日本人代表的小川爱次郎，也分析了中国为收回旅大而掀起反日运动的原因。他不仅依然坚持中国反日运动是“被人煽动起来的”这一说法，还提出了几点所谓的“理由”。
第一，他认为中国的反日运动绝对不是出于老百姓的真实意愿，中国国内还有很多亲近日本的人。
第二，他觉得是日本的“外交软弱”，才引发了中国的反日运动。
所谓“外交软弱”，具体包括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无条件归还山东”，还有主动倡导“日中亲善”，这些举动让中国人误以为可以“得寸进尺”，气焰嚣张地要求收回旅大。
第三，他提出，世界思想的影响、社会纲纪的颓废、制度变革的混乱等，都是引发中国反日运动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反日运动“被政治斗争利用了”。
他分析说，当时直系军阀在政府里占上风，连警察、军队都公然参与反日运动，这就是反日运动被政治斗争利用的明显证据。
最后，他认为有欧美各国在背后煽动。
他在文中表示，美国的传教士主动加入抵制日货的队伍，肆无忌惮地宣扬反日言论；美国在中国开办的学校，也经常举行反日演讲，并把这种演讲说成是“中国走向民族觉醒的预备运动”。
除了小川爱次郎之外，旅居汉口的茂木一郎也持类似观点。
他认为，汉口当地的反日运动，一方面是吴佩孚和孙中山进行政治斗争时，由吴佩孚煽动起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商界里，销售欧美货的商人想对抗销售日货的商人而推动的，同时还和第三国传教士的煽动脱不了关系。
天津东亚医院的院长田村俊二，更是直接否定了反日运动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觉醒。
在他看来，现在中国各地开展的反日运动，都是由反日的罪魁祸首——南北各地的政治家联合发起的，根本不是建立在国民自觉觉醒的基础上。
电影《茶馆》剧照
到此为止，日本各界依然坚持认为：
中国的反日运动是受政治家和外国人煽动的，始终不承认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普遍觉醒这一事实；在如何解决中国反日问题上，日本民众也没有要求本国政府反省其侵略政策，反而一致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中国的反日运动。【5】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时期，包括元老、军部、政党、知识界在内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未能承认中国民众在反日运动中的自主性与自觉性，从而否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普遍觉醒。
这导致日本无视中国以民族主义为动力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方向，并进而构成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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