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4日深夜，长江南岸的嘉陵江口灯火通明。西南军区电台里传出急促的摩斯电码，译电员递上一封加急电报。刘伯承扫了两眼，眉头倏地拧起——发电人正是盘踞重庆的国民党川军头子杨森，对方开出的“投诚条件”只有十个字：三千根金条，少一根都不行。
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态势早已不可逆转。黔桂告急、成都内忧外患，杨森的“川军王国”其实已经风雨飘摇。可这位66岁的“森帅”依旧摆出一副坐地起价的姿态，显然还沉迷在过去一连串“逢乱得势”的成功经验里。若想读懂这封索金信背后的逻辑，就得把日历翻回四十余年，看一看他怎样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1884年，杨森出生于四川南溪，父亲杨崇德头戴清末武秀才顶戴，私塾里读得不多，却极会钻营。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官场如战场，话要留三分。”少年杨森记住了这句话。1904年，他进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枪法不出众，拍马却一流。学堂的操场上，他能在五分钟内叫教官的外号侃出三套说辞，被同学们私下称作“滑头杨”。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紧跟着同盟会起事，混了个营长。热血期短暂得像一阵山风。一次酒席上，有人问他到底信哪个主义，他端起酒碗敷衍笑道：“只要能让我当上将军，哪个主义都行！”这句半真半假的玩笑，成了他此后一生的注脚。
1917年，他投向北洋新贵黄郛，不久又折向北洋名将吴佩孚。吴佩孚欣赏他的机敏，赐号“森威”，让他率部入川。杨森这才有机会在山城重庆插下旗子。川人讲江湖气，多头并起，但杨森最懂人性；别人抢地盘，他先摆流水席；别人拼刺刀，他先递名片。两年不到，他把自己的警卫团扩成几万人的军，枪口朝天喊出“新四川建设”，闹得满城风雨。
说是建设，其实是借改革之名巧取豪夺。修道路，劳工是抓来的；办学校，学费比米价还贵；高喊妇女解放，他却娶了十几房姨太太。成都茶馆里的说书人编了段子：“杨将军口里通俗教育，手里通房丫鬟。”百姓敢怒不敢言，他手握十万川军，一声令下，枪栓便咔嚓作响。
1926年的炮火把这位“川中土皇帝”吓出一身冷汗。北伐军过长江，他深知大势难挡，又不舍基业，干脆给广州国民政府去电：“愿举省请归，听中央节制。”口气热情，行动却时紧时松。有人来联络，他就“头疼”，有人催进兵，他就“弹药不足”。刘伯承那时在川军系统里颇有名气，亲赴重庆寻求支援，杨森却连夜设宴，先灌了个酩酊，再以“机宜未定”把老同事搪塞回去。刘伯承事后叹道：“此人心口不一，千万留神。”
1935年长征路过川边，朱德甩开千军万马，只带几名警卫找上门来，摆出一副“老乡劝进”的姿态。两人在碧鸡关谈到深夜。传说中，朱德笑着提醒：“你不想当亡国奴，就得趁早站对队。”杨森心动，却还是那句老话：“且再看看形势。”
十几年的再看，换来大厦倾颓。1949年夏，解放军连续拿下西昌、昆明，年底兵锋直指重庆。此刻杨森已不再是昔日意气风发的“森威将军”，而是一座孤城里被部下催着“想办法活路”的老人。他最信得过的谋士提议，与刘伯承谈判，保住性命。杨森思忖再三，写下那封简短至极的电报。三千根金条，既能为退路加保险，又可彰显自己仍有谈判筹码——这是他一生纵横术的缩影。
刘伯承读罢信件，掌心落下的那一巴掌震得茶盏凌空而起。旁边的参谋低声说：“司令，他不过虚张声势。”刘伯承抬手止住：“重庆百姓不能再等，金条给他。”紧接着，一箱箱金条装车南运，另一头的作战命令也同步生效。
杨森收金条那天，笑得前俯后仰。“跟我讲什么主义？银子是真金白银！”他向心腹示意，加紧空军转场，并下令把沿江大桥预埋炸药。11月27日夜，国民党军机数十架腾空，对江北、沙坪狂投炸弹，重庆霎时火光冲天。被他承诺“完好无损”的工厂、学校再遭劫难。
第二天早晨，解放军渡江攻势全面展开。西郊猛烈炮火中，杨森的部下已动摇，川军向来家乡兵，谁都不愿替他做无谓的牺牲。中午时分，杨森在南岸机场登机前，拍着装满金条的皮箱，不住咒骂情势无常。随行副官小声问：“那三千根金条怎么处置？”他恼羞成怒：“留着买命！”
飞机划过乌江上空时，重庆城里红旗已起。刘伯承冷静地下达命令，一路攻势不作停留。当晚，江北登陆部队已开进市区，炸毁的桥面迅速得到抢修。至12月1日清晨，沉睡多年的山城宣告解放，炮火停息，工厂汽笛再度响起。
此后关于杨森有多种传闻。有人说他在台湾心神不宁，夜夜做噩梦；也有人说金条散尽，他晚年寥落。1960年，他客死台北荣民医院，终年76岁，身边只剩少数旧部料理后事。四川茶馆里老茶客听闻此讯，轻叹一句：“会变色的变色龙，终究躲不过命运。”
刘伯承没再提那三千根金条。解放后，西南重建千头万绪，人民军队忙着修桥、修路、整治盐道。重庆的工业机轮重新转动，轰鸣声掩去了昔日的隆隆炮火，却留下一段值得玩味的插曲——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个人的筹码再厚，也常常经不起浪头翻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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