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高速铁路的施工现场，一名工程师盯着手中的图纸发呆。图纸上标注着一个关键的施工要求。他需要决定使用一种材料。这个词在韩文中读作“Bangsu”。由于没有汉字标注，他只能靠猜测。
这个词既可以指“防水”，防止水渗透进去；也可以指“放水”，把水排出来。两者发音完全一样，意思却截然相反。他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一个瞬间的决定，导致数万根混凝土枕木在雨季吸饱了水，并在寒冬中冻裂。
这段铁路变成了废墟。这并非虚构的故事，而是发生在现代工业国家的一个真实瞬间。它不仅是一次工程事故，更是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文化实验带来的苦涩果实。
东亚曾经拥有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由汉字编织而成。几百年前，一位来自朝鲜半岛的儒生，可以与一位来自越南的官员，在听不懂对方语言的情况下，通过笔谈畅聊通宵。他们读同样的书，信奉同样的道理。这种“书同文”的局面，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识。大家共享一种高级的操作系统，虽然硬件各不相同。
但历史的车轮滚到近代，情况发生了剧变。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与现代化，四个国家拿起了手术刀。他们试图切除身上那个名为“中华文化”的器官。这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次对民族记忆的深度清洗。
新加坡做出了最冷静的选择。李光耀在建国的那一刻，看着地图上被马来世界包围的那个小红点，心中只有生存二字。他明白，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融入西方的贸易体系。于是，他下令切断了华文教育的根脉。
英语成为了第一语言。这是一个精明的商业决定。几十年过去了，新加坡变成了一台高效的经济机器。街上的年轻人长着黄皮肤，吃着海南鸡饭，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西化。
他们无法阅读祖辈留下的家书，更无法理解那些古老的诗词中蕴含的情感。他们成了“香蕉人”，外表是东方的，内核是西方的。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阉割，虽然保住了命，却丢了魂。
越南的遭遇则充满了殖民的屈辱。法国人为了统治这片土地，发明了一套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他们想切断越南与北方的文化联系。后来，越南为了扫除文盲，顺势废除了汉字。如今，越南的年轻人走进顺化皇城，看着大殿上那些苍劲有力的牌匾，眼神中只有陌生。
那些字对他们来说，只是毫无意义的装饰花纹。一个民族无法阅读自己古代的历史典籍，无法看懂自己祖先的墓碑，这是一种可怕的文化失忆。他们亲手堵死了通往过去的道路，让自己成了历史的孤儿。
日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纠结。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喊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他们嫌弃汉字繁琐，认为这是落后的象征。但他们又舍不得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于是，他们搞出了一套折中的方案。
他们限制汉字的数量，大量使用片假名来拼写外来词。现在的日语文章，满篇都是片假名，汉字像点缀一样夹在中间。这种做法既保留了实用性，又在心理上与中华文化划清了界限。这很符合日本人的性格，既自卑又自傲，在接纳与排斥之间寻找着某种微妙的平衡。
最激进的当属韩国。二战结束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占据了上风。他们认为汉字是屈辱的象征，必须彻底清除。于是，汉字被逐出了教科书和官方文件。甚至连首都的名字，也从“汉城”改成了没有任何汉字对应的“首尔”。
韩语中超过七成的词汇都源自汉语。一旦去掉了汉字这个锚点，语言就成了无根之木。同音异义词带来的混乱开始显现。法律条文变得含糊不清，医疗诊断出现歧义，甚至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高铁事故。
现实给了狂热者最响亮的耳光。韩国的大企业开始意识到，不懂汉字的员工无法准确理解商务合同，也无法在东亚的商业圈中高效沟通。三星等大财团开始在招聘中增加汉字测试。
教育部门也悄悄在小学课本的角落里，给那些容易混淆的词汇注上了汉字。这并不是什么文化的复兴，而是撞了南墙之后的狼狈回头。他们发现，切断了与汉字的联系，就等于切断了自己语言的逻辑根基。
这四个国家的经历，像是一场关于文化基因的社会实验。它们为了证明自己不再附庸于人，拼命想要剥离身上的文化胎记。新加坡换来了财富，却失去了文化的厚度；越南换来了独立，却造成了历史的断层；日本在矛盾中挣扎，试图创造一种混合体；韩国则在混乱中不得不低头认错。
文化从来不是一件可以随意穿脱的外衣。它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你无法通过换血来改变自己的身份。越是急于撇清关系，越是证明了那种文化引力的强大。
这些国家绕了一大圈，最终发现，想要讲清楚复杂的逻辑，想要读懂自己的历史，想要在灵魂深处找到安宁，还是绕不开那几个方块字。所谓的“去中国化”，本质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一个连自己祖宗的文字都不敢正视的民族，无论经济多么发达，在精神上永远都是残缺的。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不得不承认，承认自己属于汉字文化圈，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在那之前，他们只能继续在文化的荒原上流浪，假装自己找到了新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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