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岁的朴东赫跪在父亲的墓碑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铝制饭盒。
这是平安南道一处向阳的山坡，初春的风还带着冰碴子，吹得坟头几株干枯的狗尾草瑟瑟发抖。墓碑是水泥糊的，上面用铁钉刻着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份——1943-2014。没有照片，没有墓志铭，只有这行深浅不一的字迹，像父亲的一生，潦草而用力。
朴东赫打开饭盒，里面躺着一块白花花的肥肉。
三指宽，两指厚，脂肪层像初雪一样洁白，只在边缘连着一线猩红的瘦肉。这是他用本月全家五口人的肉票换来的——三张票，九百克配额，换这么一块几乎纯白的油脂。肉铺的售货员用草绳捆肉时多看了他两眼：“你家可真有福气。”
没人这样买肉。在平壤，有票的人抢瘦肉，没票的人求肥肉。瘦肉可以分几顿吃，肥肉是炼油的奢侈原料。而他，一个钢铁厂的八级钳工，一个需要供养岳母、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中年人，用全家整整一个月的肉量，换了一块不能充饥的肥膘。
父亲爱吃肥肉。
这是朴东赫七岁那年就记住的事。1976年，朝鲜的“苦难行军”还没到来，但配给制已经像影子一样长进了每个人的骨髓。每个月十五号，母亲会拿着肉票去合作社排队。队伍总是很长，从合作社门口蜿蜒到街角的泡菜摊，女人们沉默地挨着，把冻僵的手缩在袖子里。
那天母亲买回一条巴掌大的五花肉，三层肥两层瘦，在七十年代的平壤，这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
晚饭时，母亲把肉切成厚片，铺在铁锅里煎。肥肉在高温下卷曲、透明，边缘焦黄，油脂的香气轰然炸开，整个楼都在咽口水。朴东赫端着玉米糊糊坐在门槛上，眼睛钉在锅里。
父亲下班回来，掸了掸工作服上的铁屑，坐到桌前。母亲把最大的一块肥肉夹进父亲碗里，父亲低头扒饭，三口两口扒完，起身去擦他的工具。那块肥肉完好无损地埋在饭底——他根本没动。
“阿爸，你没吃肉。”七岁的朴东赫追到门口。
父亲没回头，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不爱吃，太腻。”
后来朴东赫才知道，父亲不是不爱吃，是不舍得吃。那年祖母病重，父亲把每月的肉票都攒下来，换成的肥肉全炼成了猪油，托人捎回咸镜南道老家。祖父去世早，祖母一个人拉扯七个孩子，饿出了浮肿病。医生说，要补油水。
那块被父亲“剩”下的肥肉，最后进了朴东赫的玉米糊糊。他记得那碗糊糊的每一口滋味——油脂在舌尖化开，顺滑得像丝绸，烫得他直吸冷气，却舍不得停下。母亲在旁边看着他，眼眶红红的。
那年冬天，祖母还是走了。父亲接到电报时正在钳工台上打磨零件，读完那张纸，沉默地把电报折成四方形，塞进工作服口袋，继续打磨零件。当天夜里，朴东赫醒来，听见父亲在黑暗中压抑的抽泣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此后的二十年，父亲再也没有主动吃过一口肥肉。
1997年，苦难行军的第三个年头，朴东赫十九岁。那年冬天，平壤的平均气温零下二十度，家里的米缸空了三十二天。母亲把榆树皮磨成粉，和着野草根熬汤。弟弟饿得走不动路，整天缩在被子里，只剩眼睛还亮着。
一天夜里，父亲突然从炕上坐起来，披上那件磨出破洞的工作服。
“去哪儿？”母亲问。
“厂里加班。”父亲头也不回。
第二天凌晨，父亲回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拳头大的肥肉，白得像月光，冻得硬邦邦。母亲没问这肉从哪来，只是在灶台前无声地哭。父亲蹲在门口抽烟，烟雾和呵气混在一起，看不清表情。
那顿油渣饺子，朴东赫记了二十七年。皮是玉米面掺荞麦皮，黑得发亮，馅里只有指甲大的油渣和冻白菜。但那是他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食物。弟弟一口气吃了二十个，撑得躺在炕上直哼哼。父亲只喝了半碗煮饺子的汤，说“不爱吃，太腻”。
2004年，朴东赫结婚了。婚礼在统一食堂举行，每桌八个菜，凉拌橡子冻、泡菜、豆腐汤、炖土豆，还有一道每人分到两片的薄切猪肉——瘦肉多肥少，是单位特批的“新婚福利”。
父亲坐在主桌，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胸口的像章擦得锃亮。轮到他讲话时，这个在钢铁厂干了三十年的老钳工站起来，嘴唇动了半天，只憋出一句：“好好过日子。”
婚宴结束后，朴东赫发现父亲把分给自己的那两片肉用油纸包着，塞进了他妻子的包里。妻子后来告诉他，那两片肉她没舍得吃，腌成了咸肉，一直挂在厨房梁上。直到大儿子出生那年，她切碎熬成油，下了一锅面条。
2014年冬天，父亲病了。不是急病，是老了。七十一岁的人，一辈子的粉尘、饥饿、操劳，像锈迹一样慢慢渗进骨头。住院第三天，父亲突然说：“想吃口肥肉。”
朴东赫愣住了。他这辈子，第一次听父亲说“想吃”什么东西。
他立刻跑遍平壤。第一百货、松新市场、统一市场——都没有肉。那天不是供应日，所有国营肉铺都关着铁门。他站在冰天雪地的街头，攥着口袋里那几张永远不对时机的肉票，第一次体会到父亲当年深夜离家时的心情。
第二天早上，父亲已经不能吃东西了。他躺在病床上，瘦得像一捆枯柴，颧骨从松弛的皮肤下支棱出来。朴东赫握着父亲的手，那只曾打磨过数十万零件的、粗糙如砂纸的手，已经轻得没有重量。
“肉……”父亲的眼珠迟缓地转动，“没吃上……”
这是父亲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下葬那天，朴东赫把一块从黑市换来的肥肉埋进了坟土。他跪在水泥墓碑前，把肉放进泥土深处，像种下一颗没有生命的种子。
“阿爸，”他说，“肥的，你尝尝。”
风从山坡上刮过，吹乱了新坟上还没来得及生根的野草。
今天是2024年3月15日，父亲去世十周年的忌日。
朴东赫从饭盒里夹出那块白花花的肥肉，小心翼翼地放在墓碑前的水泥台上。十年的风吹日晒，墓碑已经发黑，那行“1943-2014”被雨水冲刷得更浅了。再过几年，可能连这行字都会消失。
他掏出烟，蹲在坟边点燃。打火机是儿子从中国带回来的，防风，一下就能打着。儿子去年考上了金策工业综合大学，说是“国家最优秀的青年都去了那里”。他给父亲上坟时带来的礼物是几块大白兔奶糖，用印着朝鲜文的外交信封仔细装着——那是他在学校表现优秀的奖励。
朴东赫看着墓碑前那块肥肉。三月的阳光照在上面，脂肪层泛着温润的光泽，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白玉。几只蚂蚁发现了这意外的盛宴，从草丛里列队赶来，爬上这座白色的山丘。
父亲这辈子，从来没为自己要过任何东西。
他不吃肥肉，把它留给儿子。他不穿新衣，把布料让给弟弟娶亲。他不看病，把医疗指标转给工友。他在这片土地上活了七十一年，像一枚被反复使用的螺丝钉，拧紧了无数机器的关节，直到螺纹磨平、铁锈满身，然后被静静替换下来。
没人给他立传，没人给他颁奖。只有一块水泥墓碑，和每年春天，儿子带来的一小块不会有人吃掉的肥肉。
朴东赫站起来，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嚓声。他也五十二岁了，头发白了大半，腰弯下去就不容易直起来。工厂的活越来越少了，今年冬天他歇了整整两个月——没有订单，没有原料，没有电。肉票还在发，但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上个月，他用两张票换了一公斤猪板油，回家炼了巴掌大的一罐。
妻子说：“省着点，够吃三个月。”
他说：“够的。”
山坡下，平壤的轮廓在春日的薄雾中若隐若现。柳京饭店依然没有完工，主体思想塔上的火炬依然亮着。这座城市像一艘搁浅多年的巨轮，船身斑驳，却还在等待某一天能够再次起航。
朴东赫弯腰把饭盒收好，又看了一眼墓碑前那块肥肉。蚂蚁们已经占领了它，在白色的脂肪上爬出一条黑色的细线。
“阿爸，明年再来。”
他转身下山，背影佝偻，走得缓慢而稳当。风把他说的话吹散了，吹进那些狗尾草还没长出来的黄土里，吹进父亲沉睡十年的梦里。
梦里的父亲三十出头，刚从咸镜南道调到平壤。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站在陌生的车间门口，手里攥着一张崭新的肉票。那是他第一次领到国家配给，薄薄一张纸，盖着红色的章，在暮色中像一封迟到的家书。
他想把这张票寄给母亲。
但他已经没有可以寄信的地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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