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深圳，空气里飘的不是尘土，是机会，也是欲望。
我叫陈默，三十二岁，兜里揣着从亲戚朋友那儿凑来的五万块钱，加上我跟我老婆没日没夜踩缝纫机攒下的三万，一共八万块，站在一栋灰扑扑的六层小楼前，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中介唾沫横飞地指着楼，“陈老板，你看，这地段，离国贸大厦才几步路？以后这儿就是深圳的心脏！原房东急着全家移民去香港，这才忍痛割爱，三十八万，这栋楼就是你的了！”
三十八万。
我听着这个数字，感觉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口，喘不过气。
八万是首付，剩下的三十万，我得跟银行贷款，连本带利，我这辈子都得给银行打工。
我老婆秀英扯了扯我的衣角，她脸色发白，我知道她也怕。
我们俩从粤北山沟里出来，在深圳的制衣厂里干了十年，每天跟机器赛跑，才攒下那点血汗钱。
买下它，要么一步登天，要么万劫不复。
“干了！”我咬着牙，把签了字的合同递过去，感觉自己像个把命押在赌桌上的赌徒。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赵，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西装，眉宇间带着一股散不去的愁绪和一丝不易察arat的解脱。
他接过合同，数了数我带来的现金首付，点点头，从一个发黑的皮包里摸出一大串钥匙。
“钥匙都在这儿了，水电我都结清了。”他把钥匙塞我手里，沉甸甸的。
“赵……赵老板，”我紧张地喊住他，“那……屋里的家具？”
他回头，摆了摆手，一脸的无所谓，“都送你了，都是些旧东西，我们带不走，也懒得处理。你要是觉得碍事，就当柴火烧了吧。”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钻进一辆出租车，消失在深圳喧闹的街头。
我握着那串冰冷的钥匙，站在属于我，却又无比陌生的楼前，心里空落落的。
秀英走过来，牵住我的手，“阿默，别怕，我们有家了。”
我看着她，她眼睛里有泪光，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盼。
是啊，有家了。
一栋六层，每层两户，一共十二套房的家。
虽然破旧，虽然背负巨债，但它像一艘船，承载着我们全部的希望。
我们打开一楼的大门，一股尘封的、混杂着樟脑丸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客厅里堆满了东西，一张蒙着白布的沙发，几个掉了漆的木箱子，还有一张缺了条腿的方桌。
阳光从布满灰尘的窗户里挤进来，照出一道道浮动的光柱，里面有无数翻滚的尘埃。
“这……得收拾到什么时候去？”秀英看着满屋的狼藉，有点发愁。
“没事，慢慢来。”我拍了拍她的背，故作轻松。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大扫除”。
我们把所有家当，两个箱子，一床被褥，搬进了一楼一套稍微干净点的空房间，就算安了家。
然后，挨家挨户地清理。
赵老板一家人走得确实匆忙，几乎所有东西都留下了。
床、柜子、桌椅、锅碗瓢盆，甚至还有挂在衣柜里没来得及带走的旧衣服。
我和秀英就像两只不知疲倦的工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干到深夜。
我们把还能用的家具擦洗干净，归置好，准备以后租出去的时候给租客用。
那些实在破烂不堪的，就拆了当木柴，或者卖给收废品的。
收废品的老头每天骑着三轮车在我楼下转悠，看到我搬东西下来，眼睛都放光。
“老板，又有好东西了？”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
我点点头，把一堆破铜烂铁扔上他的车。
他用一个大秤称了称，给了我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不够我们两口子一天的饭钱，但那一刻，我心里却无比踏实。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靠这栋楼挣的第一笔钱。
清理工作进行得很慢，每一户都像一个被遗忘的战场。
我在一个房间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只生了锈的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一些发黄的书信和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赵老板还很年轻，抱着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小女孩，笑得一脸灿烂。
信是他的妻子写的，字迹娟秀，写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叮嘱他注意身体，别太累。
我看着这些，心里有点发酸。
一个曾经如此美满的家庭，就这么散了，背井离乡。
这栋楼，承载了他们多少年的喜怒哀乐，如今却成了我的。
秀英把那些信和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回铁皮盒里，“等以后有机会，要是还能碰到赵老板，就把这些还给他吧。”
我点点头。
人不能忘本。
清理到五楼的时候，我们俩都快累瘫了。
五楼的两户人家，似乎是赵老板的儿子和女儿住的。
一间房里贴满了香港明星的海报，周润发，张国荣，梅艳芳……另一间房里则摆满了各种看不懂的专业书籍。
我们在这两间房里，清理出了大量的旧磁带、旧杂志，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
秀ins在一个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对小小的银耳环，款式很别致。
她拿起来，在自己耳朵上比了比，“真好看。”
“喜欢就留着。”我说。
她却摇摇头，又把耳环放了回去，“这是人家的东西。”
我看着她，知道她心里的那道坎。
虽然赵老板说东西都送我们了，但在她看来，这始终像是“拿”了别人的东西。
我没再劝她。
我知道，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骨子里刻着贫穷带来的自尊和不安。
终于，只剩下六楼最大的一套房了。
那是赵老板和他的妻子住的主卧。
推开门，里面的陈设比楼下任何一间都要讲究。
一张雕花的红木大床，配着两个床头柜，一个巨大的、几乎占了半面墙的衣柜，还有一套真皮沙发。
虽然都蒙着厚厚的灰，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气派。
“这套家具可不能当柴火烧了。”我摸着衣柜上精细的雕花，感叹道。
“这得花多少钱啊。”秀英也瞪大了眼睛。
我们俩合力，想把那个大衣柜挪个位置，好打扫后面的墙壁。
但那柜子像是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
“算了，别搬了。”我喘着粗气，“就地清理吧。”
秀英找来抹布，我们开始擦拭。
我负责擦柜子的上半部分，她负责下面。
柜子分为三层，最上面是顶柜，用来放不常用的被褥。中间是挂衣服的，下面是几个大抽屉。
我打开顶柜，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股浓重的樟脑味。
拉开中间的柜门，里面还挂着几件衣服。
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一件灰色的夹克，还有几件女式的衬衫和连衣裙。
衣服的料子都很好，款式在当时看，也相当时髦。
我把衣服一件件取下来，准备拿去洗洗，看还能不能穿。
就在我取下最后一件连衣裙时，我的手碰到了衣柜的后壁。
“嗯？”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那块木板，似乎有点松动。
我用手指敲了敲，发出的声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有点空。
“秀英，你过来一下。”我喊道。
秀英直起身，走过来，“怎么了？”
“你听。”我指着那块木板，又敲了敲。
“好像是空的。”秀英也发现了异常。
我的心，毫无征兆地狂跳起来。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夹层！
以前听村里的老人说过，大户人家为了藏金银细软，都喜欢在家具里做夹层。
难道……
我不敢想下去。
我让秀英去找个改锥来。
我的手心全是汗，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改锥插进木板的缝隙，我轻轻一撬，木板应声而开，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里面没有金光闪闪的元宝，只有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方块状物体。
我颤抖着手，把那个包裹掏了出来。
很沉。
我把它放在地上，和秀英对视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紧张和期待。
我一层一层地解开油布。
油布里面，是一层旧报纸，报纸的日期是1982年。
报纸里面，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不是金条，不是银元，而是一沓沓……绿色的，印着一个外国人头像的纸币。
“这……这是什么钱？”秀英小声问。
我拿起一张，仔细地看。
纸币的印刷极其精美，上面印着“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虽然读书不多，但也认得这几个字。
美利坚合众众国。
这是……美金！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这辈子，见过最大面额的人民币是一百块，那还是几年前刚发行的时候，我特地去银行换了一张，宝贝似的藏了好久。
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沓沓面值一百的美金。
一沓，两沓，三沓……
我和秀英，像两个傻子一样，把钱全部倒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数。
手指划过纸币的感觉，又滑又涩，带着一种奇特的质感。
一遍，两遍，三遍。
我们反复数了三次，才最终确认了那个让我们头晕目眩的数字。
十万。
整整十万美元。
在1990年，官方的汇率大概是一比五点二。
也就是说，这十万美元，相当于五十二万人民币。
五十二万！
我买这栋楼，连贷款带首付，一共才花了三十八万。
而现在，我手里捧着的钱，比我买楼的钱还多！
我瘫坐在地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秀英也一样，她靠着衣柜，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整个房间，安静得只能听到我们俩的心跳声。
“咚咚，咚咚”，像擂鼓一样。
“阿默……我们……我们发财了？”秀英的声音都在发颤。
我没有回答她。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那堆钱。
绿色的钞票，在昏暗的光线下，散发着一种妖异的、令人着魔的光芒。
发财了？
是的，发财了。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狂喜，而是一种巨大的、无边无际的恐惧。
这钱，太突然了。
它不像是辛苦赚来的，倒像是偷来的，抢来的。
“这钱……干净吗？”我喃喃自语。
秀英被我的话吓了一跳，“赵老板不是做正经生意的吗？”
“谁知道呢？”我心里发虚。
八十年代，风云变幻，多少人一夜暴富，又有多少人倾家荡产。
赵老板这么急着移民，还留下这么大一笔钱，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万一是黑钱，是赃款，我们拿了，会不会惹上天大的麻烦？
我越想越怕，冷汗顺着额头就流了下来。
“不行，这钱不能留！”我猛地站起来。
“那……那怎么办？”秀英慌了。
“还给赵老板！”我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他都去香港了。”
是啊，去哪儿找他？
茫茫人海，他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
我烦躁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地上的那堆美金，此刻不再是财富，而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
“先收起来，谁也别说！”我压低了声音，对秀英说，“就当……就当没发现过。”
我们俩手忙脚乱地把钱重新用报纸和油布包好，塞回了夹层，然后把木板原样钉了回去。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黑了。
我们俩谁也没心思做饭，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黑暗里。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全是那些绿色的钞票。
它们时而变成一张张狰狞的鬼脸，时而又变成通往天堂的阶梯。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精神恍惚。
秀英也是一脸的憔悴。
我们俩默契地没有再提那笔钱，但那个秘密，就像一根刺，扎在了我们心里。
清理工作还在继续，但我们俩都心不在焉。
每当听到楼下有陌生的脚步声，或者看到有穿制服的人路过，我的心都会提到嗓子眼。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人也变得越来越瘦，越来越沉默。
秀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天晚上，她给我端来一碗热汤，“阿默，喝点吧。”
我摇摇头，没胃口。
她在我身边坐下，轻声说：“阿默，那笔钱，要不……我们报警吧？”
“报警？”我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你疯了！怎么解释？说我们买了一栋楼，房东送的家具里藏着十万美金？你觉得会有人信吗？他们只会觉得我们是贼！”
“那……那也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啊！”她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看着她哭，我心里一阵绞痛。
我把她搂进怀里，“对不起，秀英，是我没用。”
如果我不是那么穷，如果我能堂堂正正地赚到很多钱，我们就不会因为这笔“横财”而担惊受怕。
“不怪你。”她在我怀里摇头，“这钱，是福是祸，我们一起担着。”
我抱着她，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
是啊，不管怎么样，我还有她。
我们俩商量了很久，最终决定，这笔钱，我们先不动。
就让它继续藏在那个衣柜里，等到风平浪静，等到我们觉得安全的时候，再想办法处理。
我们必须像以前一样生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
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们依然省吃俭用，每天算计着柴米油盐的开销。
楼里的房间，我们简单地粉刷了一下，添置了一些必需品，然后贴出了招租的广告。
很快，第一户租客上门了。
是个在附近电子厂打工的年轻人，叫小王。
他看到房间很干净，租金也便宜，当场就交了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
我拿着那几百块钱，手心发热。
这笔钱，比那十万美金给我的感觉要踏实得多。
陆陆续续地，十二套房，全都租了出去。
租客大多是像我们当年一样，来深圳淘金的年轻人。
他们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看着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
每个月收租的日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我拿着一个小本子，挨家挨g户地去收钱。
虽然钱不多，但加起来，也足够我们还银行贷款和日常开销了。
我的身份，也从一个打工仔，变成了一个“房东”。
邻居们都客气地叫我“陈老板”。
我开始学着像个老板一样，挺直腰板走路，跟人说话的时候，也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一些。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个“陈老板”，当得有多心虚。
那十万美金，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的头顶。
我常常在半夜惊醒，然后蹑手蹑脚地跑到六楼，打开那个衣柜，确认那个包裹还在，才敢回去睡觉。
我甚至不敢让租客住进六楼那间主卧，谎称那间房我要自己用。
时间，就在这种提心吊胆中，一天天过去。
转眼，一年过去了。
深圳的变化日新月异，国贸大厦周围，又多了好几栋高楼。
我的那栋小楼，夹在它们中间，显得越发不起眼。
但房价，却像坐了火箭一样，蹭蹭地往上涨。
有人来问我，愿不愿意把楼卖掉，开价八十万。
一年，翻了一倍多。
我拒绝了。
我已经不是一年前那个穷得叮当响的陈默了。
每个月有稳定的租金收入，我还清了所有外债，手里还有了点积蓄。
最重要的是，我的心态变了。
那笔美金，在衣柜里躺了一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的恐惧，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化了。
我开始觉得，这笔钱，或许真的是上天对我的补偿，是赵老板无意中留给我的“遗产”。
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不能让这笔钱永远在衣柜里发霉。
我得让它活起来。
但是，怎么活？
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美金是稀罕物，也是敏感物。
我根本不敢拿到银行去兑换，那等于自投罗网。
我开始留意各种小道消息。
那时候的深圳，有很多“地下钱庄”，专门从事外汇倒卖。
他们在黑市上，用比官方汇率高得多的价格，收购美金，然后再转手卖给有需要的人。
这当然是违法的，风险极大。
但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我通过一个租客，搭上了一个叫“强哥”的人。
强哥是这一带有名的“倒爷”，据说路子很野。
我约他在一个嘈杂的大排档见面。
他长得五大三粗，脖子上戴着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一副不好惹的样子。
“听说，你有好东西？”他一边剔着牙，一边斜着眼看我。
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美金的钞票，推到他面前。
他拿起钞票，对着灯光照了照，又用手搓了搓，然后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是真货。”他点点头，“有多少？”
“十万。”我轻声说。
他剔牙的动作停住了，眼睛里闪过一丝精光。
“十万？”他重新打量了我一遍，笑了，“兄弟，你藏得够深啊。”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一比七，怎么样？”他开价。
一比七，比官方汇率高了将近两块钱。
十万美金，就能换七十万人民币。
我心里盘算着，这价格很公道。
“我怎么相信你？”我问。
“呵呵，”他笑了，“在这片，我强哥的名号，就是保证。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打听。”
“我不是不信你，”我说，“我是怕……不安全。”
“这个你放心，”他说，“我们分批交易，每次一万，你给我货，我给你钱，当面点清。这样，对你我都有保障。”
我犹豫了一下。
分批交易，确实能降低风险。
“好。”我答应了。
我们约定了第一次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地点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时间是三天后的晚上。
那三天，我过得坐立不安。
我把一万美金，用塑料袋包好，贴身藏在怀里。
我甚至买了一把水果刀，放在口袋里防身。
秀英看我这样，担心得不得了，“阿默，要不……我们别去了，这钱我们不要了。”
“不行！”我红着眼睛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穷怕了，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穿了一身最不起眼的衣服，戴着一顶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
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那个仓库附近。
我躲在暗处，观察了很久，确认没有异常，才走了过去。
仓库里，强哥已经在了，他身边还站着两个马仔。
看到我，他笑了笑，“兄弟，你挺准时啊。”
我没理会他的客套，开门见山地说：“钱呢？我看看。”
他拍了拍手，一个马仔拎过来一个黑色的旅行包，拉开拉链，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
“七万，你点点。”
我蹲下身，开始数钱。
强哥也没催我，就那么抱着胳膊，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我数得很仔细，每一沓都反复确认。
确认无误后，我才从怀里，掏出那一万美金，递给他。
他也当着我的面，仔细地清点了一遍。
“合作愉快。”他伸出手。
我跟他握了一下，转身就走。
“等等。”他突然喊住我。
我心里一紧，手不自觉地摸向了口袋里的水果刀。
“下次交易，什么时候？”他问。
“过一个星期。”我头也不回地说。
我几乎是跑着回家的。
一进门，秀英就迎了上来，“怎么样？”
我把那个装满钱的旅行包，扔在地上。
她拉开拉链，看到里面的钱，惊得捂住了嘴。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感觉自己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全身都湿透了。
“成功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们俩对着那七万块钱，看了整整一夜。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我和强哥，陆陆续续交易了十次。
每一次，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
当最后一笔钱到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重获新生。
我把七十万人民币，存进了好几个不同的银行，用的是我和秀英两个人的名字。
我们终于，成了一对名副其实的“万元户”，不，是“十万元户”。
那座衣柜里的秘密，终于被我搬进了银行的保险柜。
我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秀英，去深圳最高档的商场，买了两身最贵的衣服。
然后，我们去了一家高级餐厅，点了一桌子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菜。
那顿饭，我们俩吃得热泪盈眶。
压抑了太久的苦，仿佛都在那一刻，得到了释放。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不再是那个斤斤计较的房东，我开始主动给租客们减免房租，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我把那栋小楼，从里到外，重新装修了一遍。
我还买了一辆小汽车，虽然只是辆二手夏利，但在当时，也足够引人注目了。
我开始学着做生意。
我利用手里的资金，在华强北租了个小柜台，倒卖电子产品。
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赔了不少钱。
但我肯学，肯吃苦。
我每天泡在市场里，跟各路老板打交道，慢慢地，摸清了门道。
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
几年后，我已经成了华强北小有名气的“陈老板”。
我开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员工。
我们从那栋小楼里搬了出来，住进了高档的商品房。
那栋楼，我没有卖。
它是我发家的地方，是我的“龙兴之地”。
我把它，留给了我的租客们。
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可以一直住下去，我永远不涨他们的房租。
他们都说，我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只是……运气好。
有时候，午夜梦回，我还会想起那个昏暗的下午，那个藏在衣柜夹层里的油布包。
那笔钱，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但它也像一个烙印，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时常会想，赵老板，他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吗？
他在香港，过得好吗？
他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回来，向我讨要那笔钱？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不安。
为了找到答案，也为了求个心安，我决定去一趟香港。
我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赵老板的下落。
过程很曲折，花了不少钱。
终于，在一个下着雨的午后，我在香港的一个廉租房里，找到了他。
他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
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正在吃一碗泡面。
看到我，他愣了很久，才认出来。
“你是……小陈？”
我点点头，把手里提着的水果和补品，放在一张小桌上。
房间很小，很拥挤，跟他在深圳的那栋楼，简直是天壤之别。
“你怎么来了？”他显得有些局促。
“我来香港办点事，顺便……来看看您。”我说。
我们俩沉默地坐着，气氛有点尴尬。
“在深圳……还好吧？”他先开了口。
“挺好的。”我说，“那栋楼，现在值不少钱了。”
“是吗？”他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那就好，那就好。”
我看着他，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问出了那个藏在我心里多年的问题。
“赵老板，当年您走的时候，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他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迷茫，“忘了东西？没有吧，能带的都带了，带不走的，不都送给你了吗？”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那十万美金，是他无意中留下的。
“您再好好想想，”我不死心，“一个红木大衣柜，里面……”
“哦，那个衣柜啊，”他想起来了，“那是我爸留下来的，有些年头了。怎么，那柜子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什么问题。”我赶紧摇头，“就是……挺结实的。”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告诉他真相？
告诉他，他当年随手送掉的旧家具里，藏着一笔足以改变他下半生命运的巨款？
然后呢？
让他活在无尽的悔恨中？
还是，把钱还给他？
可那笔钱，早已经被我变成了公司，变成了房产，变成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该怎么还？
我看着他眼前的泡面，和他局促不安的神情，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赵老板，”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这是……一点心意。”
信封里，是我来之前，准备好的十万港币。
“你这是干什么？”他把信封推了回来，脸色沉了下来，“我虽然落魄了，但还没到要人施舍的地步！”
“这不是施舍！”我急了，“这是……这是您应得的！”
“我应得的？我应得什么？”他盯着我。
我被他看得说不出话来。
我总不能说，这是你那十万美金的“利息”吧。
“就当……就当我感谢您，”我换了个说法，“要不是您当年把楼卖给我，也没有我的今天。这钱，您就当是我孝敬您的。”
他沉默了。
良久，他叹了口气，“小陈，你有心了。但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
“因为，那栋楼，我已经卖给你了。它后来涨了多少钱，那是你的眼光，你的运气，跟我没关系。”他顿了顿，继续说，“我这辈子，做生意有赚有赔，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现在，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
但我知道，我再坚持下去，只会让他更难堪。
我收回了那个信封。
临走的时候，我问他，“您……后悔过吗？离开深圳。”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没有回头。
“没什么后不后悔的，都是自己的选择。”
他的声音，很轻，很淡，像窗外的雨丝。
离开那栋廉租房，我走在香港湿漉漉的街头，心里一片茫然。
那个压在我心底多年的秘密，并没有因为这次见面而解开，反而，变得更沉重了。
我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真相。
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或许，有些秘密，就应该让它永远成为秘密。
回到深圳，我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专门用来帮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来深圳寻梦的穷苦年轻人。
基金的名字，就叫“初心”。
我希望，我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我内心的那份亏欠。
也希望，那些拿到帮助的年轻人，能够永远记住，他们来深圳的“初心”是什么。
时间又过了很多年。
深圳，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我的公司，也成了行业里的龙头企业。
我有了更多的钱，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
但我最高兴的，不是这些。
而是每当我看到那些被“初心”基金帮助过的年轻人，在深圳扎下根，实现自己的梦想时，我心里那份踏实和满足。
那栋六层的小楼，我一直没有动。
它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繁华的都市一角，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六楼那间主卧，我再也没有进去过。
那个红木大衣柜，也依然摆在原来的位置。
我知道，那个夹层，现在是空的。
但只有我知道，它曾经，装下了一个多么沉重，多么滚烫的秘密。
一个关于人性，关于命运，关于选择的秘密。
这个秘密，我会带进棺材里。
它是我一个人的，不能说的故事。
偶尔，我会独自一人，开车回到那栋小楼下，停下来，看一会儿。
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年轻面孔，我会想起三十年前，那个站在这里，手足无措的自己。
我也会想起，那个把一串钥匙和满屋“破烂”塞给我，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街角的，姓赵的男人。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陈默的今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才是我的贵人，我的“财神爷”。
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这么讽刺。
它在你最绝望的时候，给你开一扇窗。
但窗外的风景，是天堂，还是地狱，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
我很庆幸，我当年，选择了那条最艰难，但也最心安的路。
车窗外，华灯初上。
深圳的夜，璀璨得像一片星海。
我发动汽车，汇入滚滚车流。
后视镜里，那栋小楼，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
就像我那段，尘封的往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