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昊昕
2月10日，据河南广播电视台“小莉帮忙”消息，南阳邓州的王女士反映，2022年自家六叔去世，因无儿无女在医院病逝，所以全家人给他办了仪式在农村下葬，可安葬后3个月殡仪馆的人告知他们人埋错了，骨灰给错了。“后来我们地里埋了两个骨灰，一个六叔一个陌生人，可三年过去了没有人对这事给个说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慎终追远”不仅是礼仪，更是伦理底线。一个人死后能否“入土为安”，关乎生者的尊严，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可当殡仪馆连最基本的骨灰交接都草率到凭“熟人关系”就省略流程，当逝者身份可以被随意混淆，我们不得不问：在公共服务最不该出错的地方，为何漏洞如此轻易就被打开？
三年过去，一句“经办人已去世”成了搪塞的挡箭牌，一句“熟人没走流程”成了推责的借口。面对一个家庭三年来的痛苦与追问，回应竟是“被埋错的一家也同意和解”。仿佛只要双方“不闹”，错误就可以被抹平。
可和解能换回王女士一家对六叔最后告别的安心吗？能弥补他们面对两捧骨灰时那种撕裂般的困惑与愧疚吗？这种用息事宁人来代替追责整改的回应方式，难道不是对生命尊严的二次伤害？
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某个“已故经办人”，而在系统性的管理松懈和对责任的不够重视。殡葬服务虽属特殊行业，却绝非法外之地。《殡葬管理条例》明确要求规范遗体接运、火化、骨灰领取等环节，每一环都应有签字、登记、核验。
可在邓州这个案例中，这些基本程序竟因“是熟人”而被跳过。这暴露出的，是基层公共服务中长期存在的“人情大于制度”的顽疾。熟人好办事，生人靠边站；不出事万事大吉，出了事就推给“个人失误”。
近年来，多地曝出骨灰错领、遗体调包、火化信息登记错误等问题。每一次，涉事单位的回应几乎如出一辙：“加强管理”“吸取教训”“员工已处理”。但若没有真正建立可追溯、可问责、有监督的操作闭环，这些承诺不过是空头支票。制度若不能长出牙齿，悲剧就可能在别处重演。
基层殡葬机构面对的是最脆弱、最需要尊重的群体——逝者及其家属，更应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技术上，完全可通过电子标签、人脸识别、双人核验等方式降低人为的差错。制度上，应强制执行全流程留痕，杜绝口头交接、熟人代办等一系列灰色操作。
而比技术与制度更根本的，是服务者心中是否存有对生命的敬畏。殡葬工作不是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而是承载着生者哀思、逝者尊严的神圣托付。那位“已故经办人”或许确有疏忽，但若整个机构的文化是把骨灰当作物品而非亲人，那么换谁来经手，风险依然存在。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骨灰已被移走，算是迈出了纠错的第一步。但真正的善后，不应止于物理上的“移走”，更应包括对王女士一家的心理抚慰、对流程漏洞的彻底整改，以及对类似风险的系统排查。更重要的是，要让公众看到：在生命终点的服务上，容不得半点马虎，也绝不允许用“人走了”来逃避制度之责。
一捧错放的骨灰，绝不仅仅反映一个家庭的悲痛，更是对公共服务温度与精度的警醒。愿这样的错误不再发生，愿每一份告别都能被认真对待。因为尊重逝者，就是守护生者的良知，完善制度，就是对生命最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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