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雪贝财经的第591篇原创文章
作者：李军
春节回乡的人，常常会产生一种错愕。
在上海写字楼里加班的白领，下班后钻进连锁超市，在临期区翻到一盒打折车厘子，一斤十几元；转身回到县城老家，走进小镇唯一一家像样的超市，却发现轻飘飘一小盒车厘子，贴着50元的价签。空间不过几百公里，价格却像跨越了一条无形的鸿沟。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愤怒：县城怎么这么“贵”？但当我们把情绪抽离，会发现这背后是一套极其冷静、甚至有些残酷的经济逻辑。
价格从来不是“成本加良心”，而是供需结构与规模效率的函数。
在一线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这样的人口高密度城市，超市系统背后是高度成熟的供应链网络。以盒马鲜生、山姆会员商店等为代表的大型零售商，拥有强大的集中采购能力与冷链体系。它们直接对接进口商、港口与批发市场，通过规模化采购摊薄物流成本，再通过高周转率降低损耗。
车厘子这种高损耗商品，本质上对周转速度极度敏感。在一线城市，日均客流量庞大，哪怕毛利率压低，也能通过销量实现盈利。临期打折更是一种主动管理库存的策略：与其让商品腐烂，不如快速变现。对超市而言，十几元一斤不是“亏本甩卖”，而是规模优势下的理性选择。
而县城的情况恰恰相反。
小镇超市的客流有限，日销量远低于大城市。车厘子作为高价水果，购买频率本就不高，周转慢意味着损耗风险更大。超市经营者必须在价格中预先覆盖潜在损耗。一盒卖50元，不仅仅是水果本身的成本，还包括冷链运输、库存风险以及滞销可能带来的损失。
规模差异，决定了单位成本的巨大差别。
物流成本同样不可忽视。一线城市通常靠近港口或大型批发市场，运输半径短、频次高。而县城往往需要通过多级批发环节转运。每增加一个中间商，价格就被加上一层利润。最终零售价里，包含了多次加价与分散运输的成本。
看似“物价更高”，实则是供应链效率的差异。
更残酷的一层，是市场竞争结构。
在大城市，同类商超高度密集。价格透明，消费者选择丰富。任何一家超市若定价过高，很快会被市场淘汰。价格竞争迫使商家压缩利润空间，哪怕薄利多销也要守住客流。
县城则往往呈现寡头格局。一家或少数几家商超垄断了高端水果供应。消费者选择有限，价格敏感度被动降低。市场竞争不足，价格自然难以被压低。
换句话说，价格不仅取决于成本，也取决于竞争强度。
再往深处看，是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错位。
很多人直觉认为，大城市收入高，物价理应更贵。但现代零售业的一个悖论在于：高收入人群更追求性价比。精致白领会蹲守临期折扣、会比较价格、会使用会员优惠。高收入并不意味着低价格敏感度。
县城消费者则常常呈现另一种消费心理。车厘子作为“节庆水果”或“面子商品”，并非日常刚需，而是一种场景消费。购买频率低，对单次价格的敏感度反而下降。商家定价时，会考虑这种“低频高溢价”的特征。
此外，大城市的商业地产与流量规模，使得商超可以通过多品类盈利。水果毛利低，但可以通过熟食、日用品、会员费补贴利润。县城小超市品类有限，单品必须承担更高毛利。
当规模不经济时，单品价格只能上浮。
还有一个更宏观的因素：人口流动与城市化。
一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消费规模扩大，市场容量大到足以支撑多层级供应体系。县城人口则往往外流，消费能力被抽离。人口减少意味着固定成本分摊在更少的人身上。商业密度不足，导致价格难以下降。
这是一种结构性不平衡：收入可能不高，物价却不低。
从更广义的经济学视角看，这体现的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力量。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品类越多，交叉补贴空间越大。大城市具备这两种优势，而县城往往两者皆缺。
因此，县城物价“高于”大城市，并非偶然，也并非简单的商家贪婪，而是供需规模、竞争结构与物流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套逻辑残酷之处在于：人口越少、市场越小的地方，反而更难享受规模红利。经济学不会因为收入水平低而自动降低价格。相反，当规模不足时，单位成本反而上升。
精致白领在上海蹲到十几元的车厘子，是高度竞争与高效供应链的副产品；县城超市里50元一盒的标价，是低密度市场的必然结果。
价格差异，映射的不是简单的城乡对比，而是经济结构的分层。大城市因规模而便宜，县城因规模不足而昂贵。
当我们感叹县城“什么都贵”时，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某一盒水果的价格，而是背后那套决定价格的结构。经济学从不温情，它只遵循效率与规模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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