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范绍增，很多人脑子里立刻会浮现出那个肥头大耳、眯着眼睛、憨态可掬的“傻儿”形象。电视剧里把他演活了，可真实的范哈儿，比电视剧还精彩。
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抗战时带着八十八军出川打鬼子，击毙了日军中将酒井，创下日本陆军创建以来在职师团长阵亡的头一遭。可这之后的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1949年12月，范绍增在渠县率两万多官兵通电起义。人民政府对他既往不咎，调他到湖北沙市当军分区副司令员。他手下那几千号人也跟着改编成了解放军，一块儿调到沙市。
临走前，范绍增做了一件事——把重庆的私宅“范庄”捐了。那可是占地36.7亩、15幢98间房子的豪华公馆啊，当年为了讨四十位姨太太欢心修的，花园里亭台楼榭、健身房、游泳池、舞厅一应俱全，大门旁边还养着狮虎熊。人民政府奖励性地补贴了他旧人民币1.5亿元，把这地方改成了机关招待所。
可旧军队改编成解放军，那个痛苦劲儿，够受的。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号一吹，全体官兵就得集合早操，沿着江岸跑好几里地。白天不能闲着，要搞大生产，开荒种菜、喂猪养鸡，再不然就去河边挖沙装船。晚上还有政治学习，九点半准时熄灯，不许喧哗。
范绍增这帮老部下，走南闯北吃肥吃瘦惯了，哪受得了这个？尤其是他本家一个叫范老二的，从小当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比别人更难过。这帮人变着法儿偷懒，挨个请病假泡病号，把医院床位全占了，一见上级来慰问就哼哼唧唧装病。还有不少人听说老家分田分地，都暗暗攒着津贴，打算开小差。
政委没办法，只好请范绍增出面讲话安抚。
那天军分区开大会，高音喇叭里传出范绍增的声音：“弟兄们！不，同志们，现在时代变了，当兵光荣，小朋友一见就喊你‘解放军叔叔’，家属的生活也有政府照顾。我奉劝各位不要东想西想打退堂鼓，到处乱跑，谨防老子当野兽打！”
这话说得，还是那股子江湖气。众人一看他态度坚决，慢慢也就安下心来服役了。
范绍增有个改不掉的老习惯——喜欢泡澡。这个习惯在四川养成的，一年四季从不间断。浑身泡得发热，往干净清爽的躺椅上一歪，舒坦得跟腾云驾雾似的。常洗热水澡对他那些老伤也有好处。
他还爱打猎，走到哪儿都带着二十多支猎枪，擦得锃亮。天好的时候，带上一班卫士钻进芦苇丛，打下一堆野鸭子带回营房下酒。他还训练了一支篮球队，节假日组织比赛，跟驻地附近的机关学校打得火热。
1951年底，统战部把他调到中南军区高参室当高参，住武汉。在那儿他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觉悟提高不少，还口述回忆录，给全国政协提供文史资料。
有一回，那个范老二从沙市偷跑到武汉找他诉苦，说部队里民主生活会老有人给他提意见，还专门批判他，不想当兵了。范绍增说：“这算啥？旧军队里还要打骂关禁闭呢，你一天到晚吊儿郎当，人家说你几句就受不了？还不给老子滚回去检讨！”
范老二一看势头不对，乖乖归队了。
1953年，统战部门根据他的爱好，任命他当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到任才知道，国家体委主任是贺龙——当年战场上的对手，如今成了顶头上司。去北京开会难免打照面。贺龙头回见他，故意开玩笑说：“听说范主任当年亲率四个旅的大军，指名道姓要抓我贺胡子？”
范绍增连连摆手：“岂敢岂敢，范某人是贺老总的手下败将，差点丢了脑壳。”
两人相视大笑，握手言和，竟成了至交。因为他们都真心关心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郑州体育场那座气势宏伟的建筑，就是范绍增在任时留下的政绩。没他力争，没贺老总支持，一个省会城市当年哪修得起这个？河南体育界的人至今提起他还交口称赞。
1965年，他率河南省体育代表团南下访渝，最后一次回重庆。为了仔细看看巨变的山城，他没跟团住大宾馆，自个儿俏咪咪的到市中心建设公寓开了个房间。
满街的乞丐、、银圆贩子哪去了？歪歪斜斜的捆绑房子、昏黄的街灯、臭气熏天的垃圾堆哪去了？模糊泪眼中，只见大道宽阔、高楼林立、一桥飞架嘉陵江、铁路横跨成渝。昔日的腐朽已化为神奇。
妓女
有天在冠生园吃饭，老师傅认出他来，试探着问：“动问一声，您老人家是不是范大爷？”
他把嘴一抹：“好记性！在下正是范绍增。嗳，你们别乱喊，就喊我老范同志吧。”
众人围着“老范同志”问长问短，还上了几盘生猛海鲜，免费，就为听他摆龙门阵。有人问起当年打牌赢美丰银行的事，他嚼着虾说那是杜月笙的手笔，卖着关子要汤喝，逗得大伙直乐。
他托人带话，请老搭档罗君彤来公寓住了一晚，抵足而眠彻夜长谈。多年未见，说起从前的事，都不免感慨万千。他对重庆充满依恋，说日后退休要回来颐养天年。
可第二年“文革”就爆发了。正在上大学的范老三受极左思潮影响，跑回家宣称要造反，指着范绍增鼻子骂“老军阀”，要划清界限。
范绍增勃然大怒：“哪个说老子是军阀？老子1949年就参加了解放军，是响当当的革命干部！你看见没有？这是老子的荣誉证书，朱德总司令颁发的！”
龟儿子
范老三又指着那根有国民党党徽的牛皮腰带质问，范绍增气得返身找出滑膛猎枪吼道：“翻天了！你不知道自己能吃几两干饭，再跟老子胡搅蛮缠，老子一枪崩了你！”
范老三抱头鼠窜。
统战部门尽力保护他，可还是因贺龙冤案受牵连，被收审关押了几年。但当有人想从他那儿搜集贺龙的“黑材料”时，他把心一横，半句坏话不讲。做人要有良心，他坚信贺胡子是好人。四川的极左派多次派专案组来，想挖“叛徒集团”，他便装聋作哑，一提审就打瞌睡。
粉碎“四人帮”后他得以平反，恢复全国政协委员职务，补发工资，增加住房，在郑州养老。
1977年3月5日，这位一辈子憨态可掬又侠肝义胆、娶过四十位姨太太又击毙过日军中将、跟贺龙称兄道弟又差点被儿子指着鼻子骂的传奇人物，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
统战部、全国政协给他家属发了唁电，河南省有关部门开了追悼会，报刊登了他逝世的消息。人民政府客观地评价他——爱国民主人士。
这个“傻儿”，其实一点都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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