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之外的历史，恐怕会颠覆认知|侯景|北魏|史书|哀江南赋|宇文泰|梁元帝|梁武帝|陈霸先|高澄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这篇文章，是《过江》系列的最后一篇，最后来讲一讲这个庾信。

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四月，庾信奉梁元帝萧绎的命令出使西魏长安，只是才抵达西魏不久，江陵焚书事件就发生了，西魏攻克了江陵，杀死了萧绎，庾信当时的内心台词应该是：

来的时候好好的，这回好了，回不去了。

比庾信更早体会到这种遭遇的，是曾和他在南梁齐名的文人徐陵。

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徐陵奉梁武帝之命出使东魏，结果才到东魏，侯景之乱就爆发了，徐陵因此而滞留东魏七年之久。

只是相较于徐陵宛如囚徒般的北地生活，庾信是幸运的，西魏朝廷授予他一大堆他自己都未必能记住的官职，如：

使持节，抚军将军，车骑大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仪同三司。

可以看得出来，西魏政权的实际执政者宇文泰是有意通过高官厚禄收揽南朝名士的，因为这样可以彰显自身的正统，争取到南方士人的支持。

只不过，宇文泰老奸巨猾，他授予庾信的这一系列职务，大多数都是虚职，就是名字好听，但是没有给到庾信实权。

比如将军，都督这类的职务，难道还真能让庾信带兵不成？

说白了，庾信有官职，有品级，但是他没有权力，也没有相应的俸禄，西魏处在侯景之乱的变局之中，趁乱崛起是它的主要任务，财政上已处于左支右绌的境地，当然不会有闲钱来供养庾信，我们在北朝的史料上看到庾信邑五百户，可这些都是虚封，实际上庾信根本都没有正常的生活来源。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身份状态，最开始庾信是南梁建康政权的官员，侯景之乱发生之后，庾信做了逃兵，侯景称帝开国之后南梁建康政权宣告破灭，庾信就失去了身份，好在他及时的来到了南梁江陵政权，这使他重新拥有了南梁臣子的身份，可在他出使西魏之后，南梁江陵政权灭亡，他又丢失了这个刚刚获得的身份。

在西魏，他仪同三司，西魏朝野尊称他一声庾开府，但其实他并非西魏的官员，至少他自己无法认同这个身份，西魏朝廷对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庾信不是官员，不是隐士，不是隐士的原因是西魏不放他走，他也不是使者了，因为随着时间过去，南梁已经被南陈所取代，他也不是囚徒，他不是南方人，也不是北方人，他是一个四不像。

我们需要简单梳理一下侯景之乱后天下的形势。

通常我们会认为，侯景之乱是南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这样的大变乱似乎加剧了南北分裂，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恰恰是侯景之乱，反而加快了南北一统的进程呢？

侯景之乱之前，南朝梁武帝时期，几乎是南北实力最接近的时候，梁朝疆域辽阔，拥有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而且只要不细看，那就是东魏，西魏，南梁三足鼎立。

如果没有侯景之乱，这种情况必然会缓慢的进行下去。

但是侯景来了，侯景之乱直接导致了南梁的核心武装，比如建康禁军，荆州军，江北防军在自相残杀中相互瓦解了，更重要的是，以前南北之间是有一块战略缓冲地带的，那就是淮河流域，但是现在这个流域没有了，被东魏趁虚而入给占领了，益州，也就是四川地区则在梁元帝时期被西魏拿下了。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南方政权南陈，从此后失去了长江以北的全部屏障，原本用来保护南朝的长江天险，反而变成了北方政权的直接前线。

没有缓冲了。

北方政权也想不到，经过侯景这么一闹，他们会获得如此巨大的地缘优势。

固定的知识点是，南梁因侯景之乱而覆灭，在南朝，涌现出了狠人陈霸先，陈霸先取代南梁，建立了南陈。

而北方自六镇之乱，河阴之变，北魏分裂之后，高欢的后代取代东魏建立了北齐，宇文泰的后代取代西魏建立了北周，西魏（北周）趁乱崛起，强大之后灭掉了北齐和南陈，最终北周的胜利果实又被外戚杨坚所取代，杨坚又取代北周建立了隋，天下到此一统。

读历史可以往长远一点读，但写历史却要着眼于细微之处。

我们想一下，在侯景之乱之前，南朝是略微弱于北朝的，但是南朝一直都有北伐的实力和意愿，这种实力和意愿，在侯景之乱后就没有了，因为南朝的人口锐减，门阀士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人都要活不下去了，南朝就更不可能有人有力量组织起像样的北伐。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南陈从陈霸先立国的那一刻开始，注定就是灭亡的道路，必然会被北方所消灭，因为所有的优势都没了。

人们常说南陈国力太弱，其实南陈弱的不仅仅是先天条件，不仅仅是兵力，还是一种“我还能赢吗”的集体怀疑，南陈从立国到灭亡始终都没能收复江北全境，难道只是因为打不过吗？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南陈上下已经没有那个心气了，当从皇帝到百姓都期待划江而治是最好的结局时，结果是注定的。

侯景之乱让原本在三国之中实力最强的东魏损失很大，侯景是东魏的叛将，事儿出在自己家里，所以东魏是平叛最为卖力的一方，东魏夺回河南，取淮南，战果赫赫，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东魏太着急了，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侯景，以及和西魏的拉扯上，当然东魏也趁火打劫，对南朝也有入侵，可是东魏的入侵，大多数停留在战术层面，就是粗暴的夺取土地，却缺乏了对南梁社会结构的渗透，夺取到的土地，资源没有转化为优势。

当然历史往往充满了偶然，东魏有一位雄主，也就是高澄，尽管他以相当不理智的方式逼反了侯景，但从大体上来看，如果高澄能够长期掌权，必然会让东魏的政权势力更上一层楼，乃至于可以和西魏角力。

但非常遗憾的是，高澄在这最关键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被宫里的一个厨子给刺杀了。

西魏就不一样，西魏可以说是用最小的代价，来撬动了最大的杠杆。

西魏趁机吞并了汉东，益州，荆雍，成本非常低，但收益却特别高，西魏收编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数不清的人脉资源，柳仲礼，李迁哲，杨乾运，扶猛，这些作者曾经提过或者没提过的风云人物，他们本来服务于南朝，在侯景之乱后却都被西魏吸纳，他们带着对南方地理，人情，军事布局的深度认知，进入了西魏，并营养了后来的北周政权。

那我们可以说，侯景之乱就像是一场剧烈的地震，地震发生的时候，东魏忙着救灾，西魏则趁机改建地基，南陈就惨了，只能在地震的废墟上勉强搭一个棚子。

可是学过地理的我们知道，地震最大的后果，是会改变地貌，原本山川阻隔，人心分异的南北中国，被震出了几条贯通的大道，这是侯景本人也不能想到的。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打碎旧世界的人，并不负责建造新世界，但他打碎这个旧世界的力度，却可以决定新世界能建多大。

庾信，就是在新旧世界夹缝上的人。

很多人对于庾信的初印象，是他的《哀江南赋》。

全文作者就不摘录了，在之前的内容中也提到过，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认为这篇赋是思乡之作，但作者以为，这更像是一封写给北周朝廷的求职信。

真正的思乡是纯粹的，不问条件的，但庾信的情况明显要复杂的多。

庾信刚到北地时，西魏对他表面上非常礼遇，但这种礼遇本质上是羁縻，是把他当成了南方文化的战利品，之前我们用大篇幅来讲了庾信在西魏的生活，目的就是告诉读者庾信在北方的处境——不受重用。

赋中说“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表面是说玉门关外看不到故国的柳树，这是在表达思乡之情，是想家了，但是后半段是这样的，是“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意思是想要回到楚国的王子不止我一个。

战国时期，楚国被秦国攻陷，太子熊完被送到秦国做人质，一扣就是十来年，后来千辛万苦才回去。

太子熊完想要返回楚国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庾信呢？你是南梁的旧臣啊，南梁这个时候已经灭亡了，你又能归到哪里去呢？

所以庾信实际上是在说，我并非是一个草莽流民，我当年在南梁有王谢之重，为何今日在长安竟如布衣？

您说巧不巧，熊完在楚国贵为太子，在秦国也是布衣。

所以，庾信思念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故乡，而是他在南方时那个备受尊崇，文柄在握的社会地位，现在回不去，不是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是就算回去了，他庾信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我们再说，一篇纯粹的抒情文章，对象往往是模糊的读者，就是写给大家看的，但是本赋中却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句子。

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

庾信在赋中写出了北周当权者的名字，以及对他的礼遇，这不像是流亡者的自言自语，这是在向北周朝廷喊话，我知道朝廷里谁说了算。

庾信还列举出历史上跟他有相同遭遇的人的故事：

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

钟仪是春秋时期楚国的贵族，还是一位名满天下的琴师，在战争中流落晋国，成了囚徒，不过他虽然是囚徒，但是却被晋国的国君以礼相待，国君还邀请他弹琴，季孙被扣留在晋国，晋国仍然以客卿之礼来对待他。

庾信把自己的处境类比在这些人的身上，其实就是在委婉的向北周讨要名分，我庾信不是寻常的降臣，我是文化使节，我是礼乐的化身，你们应该像晋侯待钟仪那样待我。

庾信在赋中还花了大篇幅来讲述自己的高贵出身，家学渊源，以及自己的一些成就：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

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

庾信强调自己是世代掌管典籍，参与论道的文化贵族，说自己早年在梁的科举高中，风华正茂，这是怀旧，但也是出示履历。

庾信甚至还语带玄机的说：

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名士陆机是三国时陆逊的孙子，刚到洛阳闯荡的时候，曾经被人轻视，东汉的张衡，就是发明地动仪的那位，初入文坛写《二京赋》时也被人嘲笑，这是庾信在呐喊，你们可以轻视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

真正的思乡之情是不需要读者在场的，而《哀江南赋》从头到尾，都预设了一个北朝的朝廷作为听众，庾信啊庾信，他不是在空谷长啸，而是在大殿陈情。

他用故国之泪洗刷降臣之耻，用乡愁之情掩盖求仕之切，他是在告诉北周朝廷，我不是贪生怕死，贪图富贵才留在这里，我是因为故国已亡，无处可归才寄身于此，既然我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朝廷不肯给我与我的才学匹配的位置呢？

这个结论在道德化的文学史叙事中是令人不适的，千百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庾信想象成一个身在北朝，心在南朝的悲情诗人，人们想象，他的每一滴眼泪都洒向了江南的烟雨，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对故国的无声挽歌，谁都不愿意相信，他写出堪称六朝压轴之作的《哀江南赋》，是为了找工作。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庾信的处境，就会发现，这正是他最可贵的诚实。

庾信入北之后遭遇的最大困境，不是思乡，不是贫寒，甚至不是屈节之耻，而是失语，他发现自己没用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求官不是贪婪，不是无耻，而是自救，他必须获得一个有用的身份，才能确认自己还是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庾信失败了，一直到在北方死去，他再也没有进入过朝廷的核心圈层。

有读者说不对啊，史料不是你这样记载的，史料的记载是：

《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

说庾信进入到北方之后，受人尊敬，受人推崇，王公贵族，甚至是皇帝都对他青睐有加。

这的确是不假，但是青睐有加之后呢？

不是给庾信实权，让他发挥，而是拜托他给北朝那些死去的王侯将相写墓志铭。

承圣三年，庾信来到西魏，开皇元年，已经是隋朝了，庾信在北方挣扎半生，因病去世。

这后半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

他没有可以凭恃的军功，没有可以依赖的家族背景，没有可以求助的政治盟友，他只是一个从敌国来的降人，一个挂着虚衔的文学侍从，一个在任何人看来都无足轻重的边缘人。

西魏的权力争夺史是残酷的，纸面上的西魏历史上四个皇帝，元愉自杀，元宝炬做了一辈子的傀儡，元钦被杀，拓跋廓被杀。

西魏所有出身于北魏宗室中的皇帝，全都被宇文家族所控制，西魏后期出了一个叫做宇文护的权臣，他废掉了西魏最后一个皇帝，拥立宇文觉做新帝，由此西魏变成了北周，然后北周统治阶级开始内斗，宇文护也被杀死。

长安城里的权力更迭如同翻书，因为缺乏勇气，庾信无法亲眼见证南梁的分崩离析，但他见证了北朝的风起云涌，看到了无数煊赫一时的人物一夜之间就身首异处，想一下，庾信会不会恐惧？

庾信不是不想要做忠臣，他是连做忠臣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君主可以让他效忠，他也不是不想要归隐，他是连归隐的安全感也得不到，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人，谁知道哪天就祸从天降？

这就是一个失势文人在权力夹缝中的真实生态。

他活在数个时代之间，数个王朝之间，数种文化之间，数种身份之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坐标系，无法被任何一个框架定义，他的痛苦不是无法回归故乡，而是无法回归自我，那个在金陵城中和徐陵争胜，在东宫宴上挥笔成赋，在邺下使节宴会上语惊四座的庾子山，早已死在554年江陵城破的那个冬天。

此后，庾信只剩一副行尸走肉。

千年过去，我们还在读庾信。

但我们读《哀江南赋》，不是因为我们对南梁的兴亡感兴趣，我们读《拟咏怀》，不是因为我们要了解六朝的官制，我们读《枯树赋》，不是因为我们对北周的政治斗争有好奇心。

我们读庾信，是因为在他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

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不需要他的才华的时代。

我们看到了一个渴望被认可的人，却永远徘徊在权力核心之外。

我们看到了一个恐惧生存的人，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成为虚妄，因为南方已不再是当年。

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自救的人，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收效甚微，付之东流。

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历史的裂缝中挣扎，彷徨，迷茫，用最精致的语言书写最不堪的处境，将身份破碎的剧痛转化为了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

侯景之乱改变了天下的地缘格局，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是宏观的历史，而微观的历史是：它制造了一个叫做庾信的人，将他从金陵带到长安，让他在命运的玩弄下重建自我，让他在恐惧中学会隐忍，让他在失语中磨砺出最后的声音。

这个声音穿越千年，仍然清晰可闻。

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城市里辗转迁徙，陌生的职场，复杂的社会，多变的环境，原生家庭的捆绑，性别对立的疑惑，身份认同的模糊，在各种情绪中反复摇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庾信。

他的孤独，是我们的孤独。

他的挣扎，是我们的挣扎。

庾信尚且如此，那侯景之乱中无数的百姓，无数的普通人呢？

我不喜欢高欢，宇文泰，梁武帝，侯景，包括庾信，其实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我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他们是我必须所研究的。

我更关心的，是那些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名字的人。

《哀江南赋》中说“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八个字就可以写完十万人的迁徙，赋中说“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冻死沟壑的老弱成了神话里的眼泪。

挨打的，被抢的，饿死的，病死的，被奸淫的，被掳掠的，被侯景杀害的，死于各种战乱的，劳役而死的，被封建王朝所压榨的，被贪官污吏所迫害的，成了奴隶的，做了奴婢的，家破人亡的，妻离子散的，析骸以爨的，易子而食的，被当作口粮吃掉的，他们是来处不明，去处不载的流民，是编户齐民之外的浮口，是战乱中减口的那个口，是盛世里滋生人丁的那个丁。

从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这一百六十九年里，试问天下百姓，吃过几顿饱饭？

他们种稻，稻被征走，他们织绢，绢被调走，他们生子，子被抽走，他们交完租，纳完调，服完役，还剩下什么？

剩下一点力气，不够活好，不够活下去。

够在建康城破时跑出二里地，不够跑到下一个州郡。

够在饥荒年月啃三个月树皮，不够啃到新麦登场。

够在夜里梦见死去的亲人，不够在天亮后把梦讲完。

他们不会写赋，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告诉后人自己叫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在哪里。

一百六十九年，稻熟六十万次，绢成三百四十二万匹，役起不可计数，建康宫阙未焚时，洛阳佛寺未毁时，长安未作京时，邺城未徙民时，长江自西而东，黄河浊浪依旧，两岸人迹接踵，往来如织。

织者不知名，耕者不立传，役者不勒石，死者不封树。

但他们不是无名氏，他们不是那个谁，不是背景板，不是一个概括性的黎民，百姓，他们是父，子，兄，弟，姊，妹，是灶前添柴的妻，是檐下学语的儿，是春社同饮的酒友，是腊月赠脯的邻人，是某年某月某日，与某擦肩而过的行人。

而今行人俱往矣。

无史，无传，无记载，无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