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说说行政级别与资源配给。按照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国家的资源配给大致有三种方式，其中两种最为常见。一种是价格机制，也就是按私有产权分配，一种是等级机制，就是按照等级分配。西方经济学通常认为，市场，也就是价格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事实上，在真实世界中，价格只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之一，甚至不是主要手段。比如你乘坐的城市公交定价，去医院看病的诊疗费用，免费的博物馆……一个人周围的很大一部分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都不完全由市场定价。聂辉华认为，从古至今，“等级制度”都是一种非常重要而普遍的资源配置手段。原因有几个：等级制度是一种比较明确的规则，不容易有歧义和模糊地带，易于操作，而等级是在较长时间内产生的，比较稳定，不容易突变，在等级机制中高等级者会倾向于维护制度的执行。

我们从城市来看。北京市、杭州市、福州市、无锡市、江阴市，听起来都是市，实际上它们属于城市的五个等级。北京市是直辖市，国内有4个，属于省部级城市。杭州市属于副省级城市，有15个。福州市是普通省会城市。无锡市属于地级市，行政级别属于厅级。江阴市属于县级市。这五个层级构成了城市金字塔。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15个副省级城市中有5个不是省会城市，比如大连、深圳、厦门。这也意味着在一个省里，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厦门是副省级城市，而福州是省会城市。但是一般省会城市的领导都会高配于它的实际级别，往往由省委常委兼任。也就是虽然一般省会城市是地级市，但是党委一把手是副部级官员，因为省委、省政府和下属机构都在省会办公，如果省会城市的一把手没有较高的政治级别，很难协调省级机关，从而无法履行属地管理的责任。

对城市金字塔的研究，让聂辉华得出一个结论：人随着资源走，资源跟着级别走。稀缺的公共资源通过行政级别来分配，粗略来算三种重要资源。排在首位的就是财政拨款。在中央-省-市-县-乡的五级财政体制下，拨款由上往下层层下拨，下级政府的财源往往被上级政府截留。书中一个基层官员的“吐槽”描述了这个过程。假如中央拨了一百亿给省里，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就要拿走一半，剩下50亿，还有10个地级市要分，就算平分，每个地级市的到手资金也就5亿，市辖区通常会拿走一半，剩下2.5亿分配给其他10个县，每个县到手2500万。100亿的财政资金听起来很大，但是基层的每个县只能拿到400分之一。第二，大学的分布。全国有116所211大学和39所985大学。其中985大学绝大部分位于副省级以上的城市，只有4所位于普通省会城市。北京作为首都，211和985大学分别占了五分之一。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好的大学不仅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毕业生，还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大型国企的产研型项目通常会找优质大学合作，又会对城市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带来新的可能。第三，但也很重要的资源，那就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全国三级甲等医院总数不超过2000家，从城市分布上看，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汇集的三甲医院最多，比如北京和上海，集中了中国医疗资源的顶配。副省级城市，如广州、沈阳、武汉、成都的三甲医院的集中度也远高于其他地级市。绝大多数省会城市集中了全省50%-80%的三甲医院数量。医疗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当地居民能获得的医疗服务越好。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偏远城市，不如好医院能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

行政级别跟资源的关系，经过长期的熏染，早已渗透在社交文化中，即使在非公务招待的座次排位中，也往往会参考在座诸公的级别大小。民间聚会中互相推让主位，各自拉扯，状似“妖精打架”，是尊重对方的表现，以主位为核心，扇形分布座次，用的也是仿照级别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