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县城的千年变迁，是一部在山水间寻找安稳的迁徙史。从唐宋时期的峡口、蒿坪台，到元代至明初的归仁山，再到明代中期定址的牧马河南岸，每一次迁移都印刻着防御需求与民生考量的拉锯。

西魏废帝元年（552年）西乡县得名，早期治所设在今峡口镇一带，唐代迁至杨河镇蒿坪台——这片牧马河畔的高地，既近水源又易守，成为唐宋县城的核心。元代至明初，县治迁至归仁山（今城关镇西北约2.5公里，涵盖城北街道乔山、四季河村），依山势筑城，城墙沿山脊蜿蜒，防御工事与山体融为一体，成了乱世中的堡垒。但这座“山城”太闭塞：街巷局促，生活用水靠山泉与四季河溪流，后来还爆发虎患，《西乡县志》记载“猛虎入城伤人”，居民白天不敢独行。最终，随着明朝稳定，防御优先让位于民生便利，归仁山老县城被时代放弃。

明代中期，知县张逊勘察后选定牧马河南岸（今城关镇）为新治所。这里位于牧马河与泾洋河交汇处下游，河谷开阔平坦，双河交汇带来充足水源，便于水陆交通与县域治理——这是社会稳定后对“宜居”与“治理”的回归。从此，西乡县城结束千年迁徙，在此扎根。明代开始营建城池：弘治三年（1490年）知县郭玑在土围城上增筑角楼，沿城外凿池一丈许；正德八年（1513年）知县王建芳增筑东门外土城，挖宽三丈、深一丈二尺的城濠；嘉靖十年（1531年）知县李侯将旧城改建成砖城，周长三里三分，设东、南、西、北四门，刻石额“元晖”“享济”“利成”“贞定”，城墙上有392个垛口，四门建城楼配吊桥，城池初具规模。

清代的西乡城愈发坚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知县王穆组织民众打虎安民，招徕移民复垦，兴修城北五渠引山泉灌溉，洪水期排入牧马河，实现蓄泄两利；他将四门更名为“招徕”“开运”“射虎”“安澜”，此时城河水满、城高池深，防御功能显著提升。同治七年（1868年）知县梁际殷复修城墙，长1980米、高7米有余，增建21座炮楼，城外三丈处筑“栏马墙”，城池雄伟壮观。那时的西乡城，十字街口有钟鼓楼，西大街有城隍庙、文庙、县衙，东大街有老君庙、火神庙，城内外还有张飞庙、山陕会馆、武昌馆等，街市井然，商铺林立，经济繁荣。

解放后，城池失去军事设防功能。1958年大练钢铁时期，东南西三座瓮城楼被加高改造成炼铁大焖炉，事后挖炉取铁，城门楼自此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西乡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先后开通南北大道、樱花大道、鹿龄路等道路，城南建了蔬菜、食品工业等产业园，新建了牧马河廊桥水城、河滨公园、樱桃沟、鹿龄文化广场等休闲场所，还开发了午子山、太白洞、骆家坝古镇等自然与红色旅游景点，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名片。

现在的西乡城，站在牧马河畔回望，归仁山的夯土墙早已融进泥土，蒿坪台的陶片还在草丛沉默，只有现城关镇的老城门痕迹，诉说着从迁徙到安定的故事。这座城的“老”，不在砖石新旧，而在它被山水选择、被时代推动的历程——归仁山的险是为了活下去，现址的平是为了活得好，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人们总能在险与平、守与迁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烟火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