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最后一次漫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工位上的灯光渐次亮起，像棋盘上落下的棋子。李远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向七点半。走廊尽头传来总监爽朗的笑声，裹挟着“融资”“上市”之类的词汇，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他端起已经凉透的咖啡，那最初苦涩、如今只剩寡淡的味道，和他这一天的滋味如出一辙。
这一幕，与七年前那个下午惊人的相似。那时他初入职场，月薪三千，租住在城市边缘。格子间逼仄，键盘声此起彼伏，像永不疲倦的蝉鸣。组长甩来一叠报表，撂下一句“明天一早要”，转身就去赶赴老板的饭局。李远看着那厚厚的纸张，又看看自己屏幕上跳动的租房信息，手指在关机键上悬停了几秒，最终还是松开。他起身去接热水，经过经理办公室时，玻璃门内灯火通明，老板正对着电话意气风发。那身影于他而言，清晰又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默默走开，心里只有早点干完活，赶上末班地铁这一个念头。那时的“老板”，于他，或许仅是一个刻在工资条抬头上、与他实际生活无关的符号。
转变始于一次加薪。几年过去，他不再是新人，薪资涨到了八千。公司接了个大项目，全组进入“战备状态”。某个深夜，经理把他叫到一边，拍着他的肩，语重心长：“小李，这项目成了，你们年底这个数。”经理的手指比划了一个手势。那一刻，李远感到某种沉甸甸的东西落在了肩上，那不仅是承诺，更像是一种归属的暗示。他开始主动留下，盯着进度，反复核对那些曾经觉得繁琐的数据。当甲方提出近乎苛刻的修改意见，经理在电话里唯唯诺诺时，他竟也跟着一起着急上火，仿佛那批评也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开始懂得“忍”字怎么写，把一些情绪压下去，换成了更殷勤的“收到”和“马上处理”。薪资筑起了一道门槛，他在门内获得了一份脆弱的安稳，也交出了一部分喜怒的自主权。
真正感到自己与这架机器的齿轮严丝合缝，是升任主管、月薪突破两万之后。他搬进了离公司更近的公寓，行李箱常年放在办公室一角，以备不时之需。他的通讯录里，“重要客户”和“领导”的分组越来越长。他会不自觉地在朋友圈转发行业动态和公司捷报，配上一两句昂扬的点评。一次家庭聚餐，母亲埋怨他总不回家，他脱口而出：“妈，公司现在正是关键时期，我走不开。”话说出口，他自己也愣了一下。不知从何时起，“公司”这个词，已经和他的生活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甚至在某些时刻，排在了“家”的前面。他的时间、精力、社交圈，乃至部分情感，都被工作不动声色地重新编排了。
去年，他再次晋升，薪资达到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代价是，他的日程表再无空白。凌晨回邮件，周末开跨国电话会，已是常态。他拥有了独立的办公室，视野开阔，能俯瞰半个城市的灯火。但很多时候，他坐在那里，感觉不到“独立”，只感到四面八方涌来的、不容喘息的责任。生日那天，妻子带着蛋糕来公司找他，看到他正对着下属大发雷霆，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漏。妻子默默放下蛋糕，转身离开。深夜，他对着那份没动过的蛋糕，感到一阵巨大的空虚。他好像得到了很多，却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一座被“工作”这座名山完全覆盖的孤岛。那句“我不需要下班”的调侃，于他，已不是戏言，而是某种冰冷的现实写照。
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是妻子问他是否回家吃饭。李远望向窗外，城市华灯初上，每一盏灯下，或许都有一个被薪资刻度悄然改变着的人生剧本。他忽然想，这条用数字标定的路途，究竟指向怎样的终点？是更宏大的成就，还是更彻底的迷失？他站起身，没有回复信息，而是关掉了电脑屏幕。今晚，他想试试，走出这座用薪水和职位垒起的高塔，是否还能找回那条通向生活本身的、淡淡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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