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2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爱泼斯坦案档案举行的听证会，本应是对司法部失职的严肃问责，却演变为一场持续五小时的政治混战。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带着一本精心准备的"反对派研究档案"走进听证室，，其姿态并非接受质询，而是宣示竞选立场。
当民主党议员贾亚帕尔要求邦迪就未能保护受害者隐私（档案未充分涂黑姓名）道歉时，邦迪的回应堪称现代政治奇观：她断然拒绝，反问：“你们都向特朗普总统道歉了吗？”资深议员拉斯金追问特朗普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时，邦迪轻蔑称其为“过气律师”；面对任职20年的众议员约翰逊，她嘲讽对方“缺乏经验”；对共和党议员马西的质疑，她直接扣帽：“你有特朗普错乱综合症，是个失败的政客。”
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表现同样令人侧目。在移民政策质询中，他称议员"思路混乱"，当被要求切题时回敬："那么，提问也得是严肃的。"加州众议员沃特斯不得不向主席请求："能不能让他闭上嘴？"
这绝非传统的美国国会听证文化。美国宪政惯例中，即使最傲慢的内阁官员面对民选代表质询时，也会维持表面程序尊重——顾左右而言他、承诺“跟进调查”、使用模糊话术回避。但特朗普二期的草台班子将听证会变为辩论赛：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攻击提问者；不是解释政策，而是质疑对手的合法性。
美国宪法第一条虽未明文规定“国会监督权”，但最高法院在“麦格雷恩诉道格蒂案”（1927）中确立：立法权内在包含调查权，因为“立法机构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无法明智或有效地立法”。国会掌握拨款权与宣战权，若不能监督行政执行，则这些权力形同虚设。
这一宪政逻辑构建了权力契约：行政官员接受国会质询，不仅是对委员会的回应，更是对人民代表制的服从。传统议会文化形成心照不宣的规则——官员可回避，但不可羞辱；可模糊，但不可攻击；可拖延，但不可否认问责的合法性。
特朗普及其草台班子邦迪们正在撕毁这份契约。
德国政治学家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揭示的核心机制正在华盛顿上演：民粹主义者垄断“真正的人民”代表权，将政治对手道德他者化为“人民的敌人”。邦迪的“反对派档案”、对特朗普的效忠宣誓（“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将民主党议员视为敌人而非对手，正是这种病理的临床表现。
其逻辑链路清晰可怖：行政权民粹化 → 立法机关合法性否认 → 政治对手道德他者化 → 制度性对抗替代程序性协商 → 宪政惯例崩解
当邦迪拒绝回答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文件中频繁出现的问题，转而盛赞其伟大时，她已非履行司法职责，而是化身个人效忠的骑士。当贝森特用“特朗普错乱综合症”式语言回应政策质询时，行政权已不再是中立的执行机构，行政权已蜕变为个人权力的武装分支。
“草台班子”的本质，是民粹主义对宪政主义的系统性侵蚀。传统西方民主的“辅从性抵抗”机制——行政官僚通过程序性拖延、技术性回避对政治权力进行软抵抗——在特朗普二期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激进行政”：官员不再视自己为宪法公务员，而是物朗普的个人战士。
邦迪随身携带的"黑材料"文件夹，象征着行政权对立法权的敌意侦查；她对大屠杀幸存者后裔巴林特进行反犹主义指控的伎俩，展示了道德武器化的冷酷计算；她拒绝承诺向委员会提供国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时的那句"不，你们什么都得不到"（No, you don’t get anything），则是对国会监督权的直接否定。
特朗普二期的听证会革命揭示残酷现实：宪政民主的存续不仅依赖成文宪法，更依赖不成文的宪政礼仪。当内阁官员将国会质询视为个人效忠测试而非制度义务，当攻击替代回应成为标准操作程序，三权分立便从制衡机制退化为战场。
这不是正常政策分歧，而是施密特式“政治的概念”（区分敌友）在民主机构内部的实施。草台班子的真正危险不在于不专业，而在于专业化破坏——他们有组织、系统性、意识形态地拆解着美国两百年形成的问责文化。
当邦迪们带着辩论赛的攻击性而非听证会的问责性走进国会山时，他们带来的不是行政效率，而是宪政危机的入门券。爱泼斯坦案受害者未能等到正义，但美国宪政传统的伤口，正在这些听证室的争吵中血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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