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北京军区政委无合适人选，伟人：那个大闹华山的陈先瑞呢|东北军|北京军区|北京市|红二十五军

1970年初，正是“九大”之后的新形势时期，北京军区政委位置空缺了一段时间。中央考虑多位人选，总觉得差了那么一口气。一次谈到军队干部安排时，毛主席忽然提起一个名字：“那个当年大闹华山的陈先瑞呢？让他来。”一句话，就点出了这位出身鄂豫皖根据地、打了一辈子硬仗的老红军。

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许多年轻人对“陈先瑞”三个字并不熟悉，可一提起“陕南王”“陈光瑞”“大闹华山”，不少老战士却会眼前一亮。战场上的绰号，比档案上的简历更生动，也更说明问题。陈先瑞能在1970年被点将进京，故事并不是从首都开始，而是从大别山深处、从一个放牛娃的命运转折讲起。

一、穷苦牧童入红军，鄂豫皖烈火中成长

1914年，安徽金寨，这个后来被称为“将军县”的地方，还只是大别山南麓一个贫瘠山乡。陈先瑞就在这里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出生。因为家里太穷，他很早就上山放牛、给地主家干活，经常挨骂受气。那时的他只是暗暗记着：欺侮穷人的，总有一天要有人管。

1929年，红二十八军的一部队伍路过安徽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消息在山村里传开。年仅十五岁的陈先瑞听老乡说：“这支队伍不欺负穷人，专门和土豪劣绅过不去。”他当场就动了心。有人劝他：“你年纪太小，能吃得了那个苦？”陈先瑞只回了一句：“给地主干活不也一样挨打？不如跟红军去拼一拼。”

就这样，他一路跟着队伍走，进了红军。从此，放牛娃的命运完全改写。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中，他凭着勇敢、机警，被调进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先当排长、再当中队长。战斗越多，担子也越重，后来又先后任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政委、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年龄不大，岗位却都是“压担子”的要职。

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焦土政策铺天盖地压向各个革命根据地。鄂豫皖一带烈火连天，红二十五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这就是后来那支著名的长征先遣队。大部队走了，并不意味着这片土地就此沉寂，一支小而顽强的红军部队被留下来，与敌人周旋，继续发动群众，掩护主力的战略转移。

就在这种生死关头，陈先瑞接到新的任务：留守鄂豫陕边，组织游击武装。他清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却没半点退缩，因为在他的理解里，“走”与“留”，都是为了革命的大局，只是承担不同的风险而已。

二、红七十四师横空出世，游击在鄂陕豫的大山深处

1935年10月6日，商南县碾子坪，一支人数不足千人的部队挂牌成立——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从编制上看叫“师”，实际上不过七百多人，加上伤病员更显单薄，只能编成两个步兵营，一个手枪团。

国民党军却一点也不敢大意。因为这支部队不是临时拼凑，而是从鄂豫陕根据地留下来的骨干改编而成，战斗经验、群众基础都摆在那里。更关键的是，红七十四师一成立，就与远方的红二十五军主力失去了电台联系。没有上级的具体指示，陈先瑞只能自己判断局势，自行制定作战计划。

红七十四师的活动范围极广：东面到豫西卢氏，西边顶到陕甘边双石铺，南下可抵达郧西、旬阳，北上能摸到长安、户县，一圈画下来，几乎将陕南、豫西、关中南缘串成一个大弧线。国民党军眼中的“匪患”，就是在这一大片崇山峻岭间来去如风。

组建之初，国民党军就不打算让这支队伍“站稳脚”。他们从商县、洛南、山阳、镇安、柞水等地同时出动，执行“合围消灭”的老套路。装备、兵力、补给，红七十四师全面处于下风，按常理说，这样的部队很容易被压垮。

陈先瑞在这种局面下做了一个很关键的判断：不能在大路上与敌对耗，要完全依托山地，依靠山区老百姓，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他命令部队从碾子坪悄悄拔营，沿着密林深谷穿插，躲开敌军主力的锋芒。山路难走，却能保命；行军辛苦，却能换主动。

有意思的是，敌人也不是没发现他们。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一五旅的一个营摸到青铜关，营长以为捡到了“软柿子”，扬言要“把这股小股土匪一举吃掉”。在他看来的红七十四师，只是匆忙转移的残余力量。

1935年12月初，红七十四师走到青铜关以东的月西沟时，战机来了。陈先瑞一改往日的敏捷，故意在敌人面前装出“疲惫不堪、行军仓促”的样子，留出明显的追击痕迹。暗地里，却在青铜关以东布下两翼伏击，手枪团部分兵力被悄悄派去封锁敌人后路。

等那股敌军追到月西沟，自以为“将功立威”就在眼前，刚一伸手，就被狠狠咬住。两侧伏兵突然开火，山谷里枪声炸响。敌军慌乱之时，转身想撤，却发现后路已被封死——手枪团堵在出口，前压后堵，中间又被合围，一下子乱成一锅粥。

这场青铜关战斗，是红七十四师组建后对敌正规军的第一次硬碰硬，结果打得干脆利落。部队不仅甩掉了追兵，还缴获了一批紧缺的枪支弹药。士气一下子上来了，许多战士悄悄说：“这仗打得值，陈师长有本事。”

战斗之后，国民党军并未放弃追击，却发现自己总跟不上节奏。敌人还在商县一带忙着部署时，红七十四师已经北上，转战到镇安、柞水、宁陕交界的菩萨店地区。在那里，他们不仅休整了部队，还建立了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让游击战争有了依托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的陈先瑞已经不满足于单纯“打游击、避锋芒”了。敌人对红七十四师的围攻越紧，他越留心观察国民党部署中的破绽。

其中一个破绽，就是宁陕县城。

国民党军为“围剿”红七十四师，从周围据点抽调了大量兵力，宁陕县城防守空虚，却储存了大量弹药、粮食等军需物资。按一般思路，游击队往往会往深山里退，慢慢与敌人周旋。可陈先瑞却决定反其道而行：下山打城。

1935年12月下旬，红七十四师像猛虎出山一样扑向宁陕。守军没想到这支“被围剿的游击队”会主动攻城，防线迅速被撕开。县城很快被攻克，弹药、军服、粮食源源不断装上红军的背篓，部队的供给压力一下子轻了很多。

更让百姓记住这支队伍的，是“开仓放粮”。过去被国民党当局征收、搜刮的粮食，被原封不动地发还给当地穷人。有人写歌谣传唱：“腊月梅花开，宁陕来红军，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打土豪，救贫民，穷苦百姓把腰伸。”这样的歌谣，比任何宣传更有力量。

宁陕一战之后，红七十四师几乎成了国民党军眼中的“心腹之患”。围剿的火力越压越重，可陈先瑞用的是“虚虚实实”的打法：从洋县金水河一带扬言西进，引诱敌军西调；随后突然掉头东进，在荆紫关、西坪、峦庄等地出其不意打击敌军；待敌军蜂拥向东，他们又一个回马枪杀向西面，趁守军抽空时攻占佛坪县城。

这样反复机动，红七十四师像一颗钉子钉在敌人后方，拔不掉，又疼得很。有人总结说：“他们不按常理出牌。”对国民党军而言，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三、“陕南王”与“陈光瑞”的名号，大闹华山震动西安

红七十四师越打越响，关于这支队伍的传闻在陕南一带越传越玄。1936年前后，《西京日报》刊登报道，将陈先瑞称作“陈光瑞”，给他安了个外号：“陕南王”。文章渲染说，“股匪数千，四处游击”，语气里满是惊慌。

有趣的是，“陈光瑞”这个名字一开始连红军内部都弄不清。由于通信条件太差，很多时候靠口头传达、徒步带信，发音稍有差错，就容易记混。有战友问他：“你是陈先瑞，怎么报纸上写成陈光瑞？”陈先瑞只笑笑，大概也想不通这名字是怎么出来的。

既然弄不明白，索性就利用起来。后来，红七十四师打仗时，时而打出“陈先瑞”的旗号，时而挂出“陈光瑞”的名号。有时故意放出“陈光瑞部已北撤”的风声，转头却在陕南腹心地区出现。这样一来，国民党情报部门就更加摸不着头脑，判断错误屡见不鲜。

毛主席当时在陕北，对这支游击队的动向一直很关注。面对有限的汇报材料和零散情报，他却判断得很准，称陈先瑞是红军的“陕南王”。这个称呼，并不是溢美，而是对其在陕南地区影响力的概括。

精彩的一幕出现在1936年11月前后。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一再催促各路军队加紧“剿共”，陕南方面也组织了新一轮围攻。公秉藩部奉命进攻红七十四师，打算一口吞掉这支“钉子部队”。

富水关战斗中，红七十四师抓住地形和敌军骄傲轻敌的弱点，打出了漂亮的一仗，公秉藩部遭到严重打击。战斗结束后，部队继续转战官坡、兰草、灵峪口、石家坡一带，逐渐向华山方向靠近。

华山在当时已经是声名在外的名山，险峻而难登。陈先瑞却偏偏选择在那里“做一件事”。按他的意思，这是一次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行动：要在全国目光更容易聚焦的地方，亮出红军在陕南存在的旗号。

他派出手枪团的精干力量攀登华山，战士们背着武器和标语板，从险峻的山道一步步往上爬。山风凛冽，路窄如线，却拦不住这群经历过无数生死关头的老兵。等登上高处，他们在显眼位置贴上了醒目的标语，内容核心很明确：呼吁抗日，一致对外。

有人问：“师长，这标语能起多大作用？”据传陈先瑞当时笑着回了一句：“华山这么高，贴在这，总比贴在山沟里让更多人看到。”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又在华山脚下命人刷了两行大字，一句是“陈先瑞到此一游”，另一句写的是“陈光瑞从此路过”。这两句看似俏皮，却透着一种别样的自信——把敌人给他“改”的名字，也当成旗号堂堂正正写出来。

华山一闹，西安方面立刻紧张起来。国民党当局收到报告后大为震动，各路军队纷纷上报：“红匪竟公然登临华山张贴标语，影响极坏。”从军事角度看，这次行动没有夺城攻堡，也没有缴获弹药，但在政治宣传和心理效果上，却极为醒目。

毛主席得知这一行动后，很欣赏这种灵活机智的做法，用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评价：“红军主力在西线展开行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不错，很好嘛。”在他的战略视野里，陕北、西线、陕南，这几块棋盘上的子，是相互呼应的。红七十四师这样“闹一闹”，等于在敌人后方敲了重重一记木鱼。

西安事变爆发后，局势快速演变。东北军与西北军在围攻压力下希望得到红军的配合，张学良专门发电：“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这句电文，说明在东北军眼中，这位“陕南王”的力量已经不容忽视。

问题在于，红七十四师与红军主力长期缺乏联络，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态度也还停留在过去交战的印象上，信任不足。张、杨两人只得通过中共方面联络，由党组织派人翻山越岭，找到陈先瑞，说明西安事变的大致情况和党中央的策略。

据说见面之初，陈先瑞仍有疑虑，反复确认：“这是党中央的正式指示？”来人很坚定地回答：“是。”在明确政治方向后，红七十四师迅速行动，赶往灵宝一带，对“讨逆军”构成牵制。这一举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收场提供了侧面压力，也让这支长年在山林中硬抗围剿的部队，在全国性大事件中留下了一笔。

四、从“陕南王”到北京军区政委：资历、战功与信任

西安事变之后，国内局势进入新的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许多原先各地的游击部队或并入主力，或担负地方抗日任务。陈先瑞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回到统一的战略布局之中。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一度被调到延安学习，进入抗大深造。对一个从15岁起就在前线摸爬滚打的老红军来说，“坐在教室里”并不轻松，但这种转变非常必要。战争年代，能打仗固然重要，但要带兵、要做政治工作，离不开系统的理论和组织经验。

从已公开的资料看，毛主席对陈先瑞的评价相当高，一方面是肯定他多年坚持敌后斗争的经历，另一方面也看中他在复杂环境下做政治工作的能力。长期在敌后打游击，既要敢打硬仗，又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这样的人，在后来的部队建设中尤为难得。

解放战争期间，陈先瑞又多次参加重要战役，在正规军作战体系中担任要职，这些经历逐渐把他从“地方游击领袖”塑造为“全局型干部”。到1949年前后，他已经是一位经历了土地革命、长征外围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资格红军干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那时陈先瑞已三十多年的军龄，却仍旧被赋予重任，担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在朝鲜战场，政治工作并非“唱唱歌、讲讲话”那么简单，而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在极其残酷环境下的意志与纪律。他在这一阶段的表现，被认为是“稳、准、严”，对稳定兵团战斗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5年授衔时，陈先瑞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一批授衔人中，有许多来自四野、二野等主力大军战线上的有名将领，而陈先瑞属于另一类：既有长期敌后作战经历，又有正规战线指挥和政治工作经验。这样的履历，很容易在大军区、军区级单位中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时间来到1960年代末到1970年前后，国内政治环境复杂，军队高层岗位安排更显得谨慎。北京军区，地位不用多说，是首都的屏障，也是全国几大要害军区之一。政委这一职务，对政治可靠性、历史资历、威望和群众基础要求都非常高。

恰在这个时候，北京军区政委的职位出现空缺。面对诸多候选人，中央需要的是一个既“老”又“硬”的人：老，是指资格资历、参加革命时间长；硬，是指立场坚定、关键时刻扛得住压力。毛主席在谈到人选时，把目光投向了几十年前在陕南“闹华山”的那位师长。

“那个大闹华山的陈先瑞呢？”这句话之所以被记住，不仅因为语气轻松，更因为其中藏着一条清晰的逻辑：一个能在极端艰苦的地方长期坚持斗争、屡次在敌后构建根据地、还能在复杂的大背景下正确执行战略意图的人，用在首都军区政委的位置，并不突兀。

从组织角度看，陈先瑞有几项“硬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