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盛夏，北京城里树影斑驳，人们三三两两议论新一届国务院的组阁名单。就在同一时间，上海淮海中路一间不大的宿舍里，一封盖着“中央军委办公厅”红章的调令悄然放在茶几上——收件人：常志刚。有人说，这是他人生的“拐点”，也是一段特殊岁月的见证。
常志刚的名字，若非与陈毅元帅并肩十载，恐怕难以被人记住。早在1944年，26岁的他已是新四军中小有名气的司机，枪不离身，方向盘也不离手。会开车的人在当时并不多，这个本领让他从江西根据地一步步开进了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又辗转随部队进入淮海、渡江、挺进大别山。
1948年秋，粟裕在河南临颍给常志刚下死命令的情景，如今仍被老兵津津乐道：“军长要是再抢你方向盘，你就抱死了不撒手！”一句话，道出上下同舟的信任，也凸显了陈毅对“亲自过把瘾”的强烈执念。
行军途中，惊险与幽默并存。穿太行山那夜，山风猎猎，吉普跳动得像船。陈毅靠在副驾，昏昏欲睡，却总被颠得差点滚出车门。常志刚急得额头都是汗，忽发奇想：“老总，要不……用麻绳把您绑牢？”陈毅一听哈哈大笑，爽快答应。多年后他逢人便说：“我是让小常五花大绑押着过太行的。”刘伯承、邓小平听完，也忍不住拍腿取乐。
风趣不掩严谨。抗战、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陈毅进出火线上千里奔波，常志刚凭一双手牢牢把住方向：过河前取下风扇皮带，涉水不过气；夜行时借着星光辨路，遇敌机扫射果断熄火隐蔽。细心与胆识，给这位“专职司机”赢得了无数次“刮目相看”。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坐镇华东局、上海市，仍离不开常志刚。沪上冬夜潮冷，简陋吉普车冷风直灌。常志刚一次去军需处请领棉大衣被拒，只因“司机不算干部”。陈毅知情后，默默把自用棉衣披在他身上。几天后，军需处规章修改：凡执行机关任务者，一律按需供给。一个小小改动，却让无数勤务兵受益，这就是领袖的细腻与担当。
1950年初，常志刚在南京出车，恰逢闯红灯的大卡车撞来，他与张茜夫人双双受伤。昏迷中，他隐约听见电话铃声，院长口中的“陈副市长亲自嘱托，务必抢救”。那一刻，生死线上多了一道坚定的支撑。24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首长怎么样？”张茜却先握住他的手，轻声说：“老常，你没事就好。”
驾驶座旁的磨砺与感念，让常志刚暗下决心向党组织靠拢。陈毅审阅他递交的申请书后说：“入党，不在喊口号，在担当。”随后，他把张茜推为介绍人。1951年春，常志刚光荣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的信念，从方向盘延伸到更宽的道路。
然而，时代巨轮滚滚向前。1954年，陈毅奉调进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司机还能跟去吗？表面只是“用车”问题，实际考验着对一名老兵职业前途与家庭生活的综合考量。继续留在军委汽车队，职务顶多到营长；随首长进京，夫妻分居两地；若改行地方，又存在能否适应的新课题。陈毅反复权衡，最后向组织建议：常志刚调至上海冶金系统，让经验与本地家庭相结合。
是年冬，调令落定：常志刚任上钢一厂保卫科长，行政17级。17级是什么概念？在当时的行政序列里，相当于正连至副营之间，属工厂中层骨干。对于一位从驾驶座走下来的老兵而言，这不仅是级别，更是一条新跑道——从随行保障转入企业安全管理，为上海这座刚恢复生机的工业城市保驾护航。
转岗并非鲜花铺路。厂区设备嘈杂，职工成分复杂，安全制度百废待兴。常志刚摸清门道：先订“三条硬规”——危险品仓库24小时巡查，重大事故逐级报告，门禁登记不得简化。有人抱怨他说话“太横”，他笑着摆手：“以前在战场，慢半拍就要命；如今在厂矿，慢半拍也要出事。”几个月，偷盗少了，火警熄了，他的“战斗作风”让工人由狐疑变敬佩。
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对汽车的那份痴迷始终未减。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出长春，他特地写信给一汽：“车头有力量，车门缝隙再缩点就更好。”到1965年，中央决定仿制三排座高级轿车。研发组四处寻参照，得知外交部长座驾是奔驰600，便打电话请示。电话那头，陈毅只回一句：“拿去拆、拿去量，钢板不够再开清单。”这台奔驰后来被拆得只剩骨架，却换来东风CA772的定型，工程师在厂区旗杆下集体鞠躬致谢。
常志刚后来回忆，自己再没给陈毅开过车，但每逢上海展出国产新车，他总爱挤在人群里多看几眼。有人问他感受，他只说一句：“咱中国人，终于能自己开自己造的车。”语气平淡，却掩不住眉梢的满足。
1969年，常志刚升任上钢一厂保卫科副科长（副营级）；1978年离休时，已是企业党委委员。那张陪伴他多年的驾驶证夹在抽屉里边缘，褪色严重，名字仍清晰。朋友打趣：“还留着干什么？”常志刚把证件合上，说：“它提醒我，方向盘不能握一辈子，可责任得握到底。”
历史往前推移，昔日吉普早成馆藏文物，奔驰600也停在博物馆静静陈列。而关于常志刚的那份17级调令，却像一枚钉子，牢牢钉在了1954年的时间坐标上——记录了一位老兵从战场到工厂的转身，也映照出陈毅元帅对身边同志的体恤与对国家工业的深情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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