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1975年1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
辽宁省地震办业务组组长朱凤鸣、科员顾浩鼎和辽宁地震大队代表一起去开会。
去北京的路上，朱凤鸣问顾浩鼎：“小顾啊，你说咱们那可不可能地震？”
顾浩鼎说：“各种迹象表明，我们捕捉的这个大震，长则半年，短则十几天内，甚至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时间内。”
朱凤鸣问：“你估计是几级？”
顾浩鼎说：“6级，弄不好7级以上。”
朱凤鸣说：“但愿我们能捕捉得准，但也不情愿它发生啊。”
顾浩鼎说：“该发生的，你不希望它也会发生。”
朱凤鸣说：“参窝水库4.8级地震后，省革委有个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这就是你们要报的地震吧？我说小了点，大震恐怕还没到。”
顾浩鼎说：“他是嫌我们雷声大，雨点小，整天喊地震，怕影响抓革命、促生产。”
朱凤鸣说：“我们的口号是通过政府喊出去的，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人命关天呐！”
顾浩鼎和岳明生一样，也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也是地球物理，1971年分配到辽宁地震办。
在这次全国会商会上，朱凤鸣提出这样一个判断：
辽东半岛及附近海域，1975年上半年，甚至在一二月份，有可能发生6级左右地震。
从北京回来后，各地异常现象比原来更多了，井水异常现象开始向营口、海城一带蔓延。
特别是2月1日——3日的三天时间里，营口石硼地震台监测到几百次小震。
2月4日上午，小震活动急剧下降。
这是不是大地震前的平静？
2月3日晚，在单位住宿的岳明生被正值班的李欣叫去帮忙。
李欣说：“电话我一个人接不过来，你快过来帮我接接。”
两部值班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都是报告异常的，一个人当然忙不过来。
二人预感事态严重。李欣让岳明生坚守岗位，她去找领导。
很快，朱凤鸣急匆匆赶过来，不一会，顾浩鼎也来了。
朱凤鸣说：“小顾，你赶紧写情况报告，必须马上报省领导，中心意思就是营口、海城地区小震活动后面，可能会发生一次较大地震。”
顾浩鼎起草了草稿，朱凤鸣迅速修改，岳明生去找打字员。
很快，震情简报打了出来，朱凤鸣立即派人把材料送到辽宁省革委。
此时，时间已来到2月4日零点三十分。
朱凤鸣和顾浩鼎留下来坚守岗位。
朱凤鸣说：“目标定了，就是营口——海城。”
岳明生说：“从眼下看，咱们报的震级还是小了点，再大一点才好，才能引起领导重视。”
朱凤鸣问：“你认为震级多大？”
岳明生说：“7级。”
朱凤鸣说：“那是要死人的，五六级就不得了啦！”
2月4日早六点半，营口地区发生4.7级地震，营口石硼地震台、大连金县地震台纷纷报来震情。
朱凤鸣当即决定：
他和李欣去省革委汇报，顾浩鼎、岳明生等人留守，密切监视震情发展。
朱凤鸣和李欣刚走，省革委的一位领导就打来电话，说震情简报和预报意见看到了，刚刚发生的这个地震，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报的地震？
顾浩鼎说：“刚刚发生的这个地震可能是大地震前兆。”
领导又问：“大震多大，预计什么时间到？”
顾浩鼎说：“朱凤鸣主任正往省革委赶，估计该到了，他会向领导讲清楚的。”
电话没打完，另一部电话响了，没等接电话的开口，对方上来就问：
“水源公社震不震？”
岳明生回答说：“我们主任正向省革委汇报震情，听上级通知吧。”
对方好像有些不耐烦，说：“妈的，水源公社震不震都不知道，你们还报什么地震！”
后来才知道，打电话的竟然是省革委的一位副主任，他老家在水源公社，那里又是他抓“学大寨，赶昔阳”的示范点。
2月4日上午八点，辽宁省革委听完朱凤鸣汇报，当即指示他带领有关人员奔赴海城县，召开海城、营口两县及当地驻军负责人参加的防震紧急会，研究部署具体防震措施。
上午十点半，省革委向各地市和沈铁、锦铁等单位发出电话通播，指示各地提高警惕，发动群众做好防震。
那么，辽宁省委、省革委当时又是如何决策的呢？
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4.7级地震后，省委书记毛远新急令省革委常务书记李伯秋查问震情。
省革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汇报，地震办综合各方反映上来的情况，认为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
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
尹灿贞说：“5——6级，房倒屋塌，会出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李伯秋立即把情况报告毛远新。
毛远新让省革委召集会议，决定向营口、海城一带发出地震预报。
李伯秋说：“电台一播，全国、全世界就知道了，如果几天内没地震，岂不要闹出笑话？”
毛远新说：“不要怕闹笑话，关键是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屋里过夜。”
有人插话说：“眼下，室外零下十几度，如果地震迟迟不来怎么办？是要冻死人的！”
有人说：“报出去后，可能会造成恐慌，生产必会受到影响，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影响鞍钢生产，也不得了啊！”
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毛远新。
最后议定的结果是：
预报要发，但要采取稳妥办法，省革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市，先召集海城县、营口县和当地驻军紧急会议，同时，由县广播站通过有线广播把消息传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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