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冬夜，闽西上杭的山风裹着松脂味扑进山洞。古田会议刚刚闭幕，毛泽东把油灯往前挪了挪，示意身旁的年轻秘书抄清决议。“主席，文件已经抄好。”谭政把整洁的手稿递过去。那时谁都想不到，二人之间这种质朴的信任，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场营救的伏笔。
时间快进到1966年。谭政因为一纸调令远赴福建，名义上是“支援地方建设”，实际上已被边缘化。身边的伙伴半开玩笑：“老谭，这回算‘下海经商’了吧？”谭政只是一笑，低头拨弄仍带油墨味的稿纸。他的锋利从不靠声量，而是靠原则。也正因为这份原则，让他在北京的对手抓住机会。
1966年冬，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停在谭政家门口。二十来个身着便衣的年轻人冲进院子，没收文件、搜走手稿。邻居听见有人大喝：“带走！”当晚，谭政被押往北京卫戍区特别看守所，理由含糊不清，只扔下几顶帽子：“反对毛泽东思想”“里通外国”“组织小集团”。从此，漫长的九个年头锁进铁门。
关押第一年，谭政几乎滴水不漏地沉默。看守回忆：“他常端坐木板床，目光直视墙壁，一天到晚只说几句话。”长时间的孤绝让他的口齿开始迟钝，写字的手也微微颤抖。可在监室墙角，一张用牙膏水蘸着小木片写成的纸条熠熠闪光——“忍得住，等得到”。
转折点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温都尔汗，中央紧急开会清算“林彪反党集团”。关押谭政的警卫悄悄放松了戒备，允许女儿短暂探视。漫不经心的几句闲话，也让外界第一次知道：老大将还活着，但情况堪忧。
1973年4月，谭政鼓起勇气写信。“主席，我身体尚可，渴望继续为党做事。”他的字迹已不似当年那样遒劲，却句句清晰。5月，信件辗转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读完后沉吟片刻，提笔批示汪东兴：立即查明情况。然而“四人帮”横插一杠，营救被搁置，牢门依旧紧闭。
1975年2月，农历正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已是暮年的毛泽东言语不畅，他边咳边开口：“那个谭政——去哪里了？”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说：“主席，他还在里面。”会场霎时寂静。毛泽东缓缓摇头：“老谭，是懂政治工作的。”会议结束第三天，中央办公厅下达指令，专列疾驰北京至京郊看守所，谭政被扶出铁门——此时距他被捕，整整八年零两个月。
69岁的谭政步子踉跄。儿子在门外喊：“爸，我来接您回家。”父子对望，无声泪下。回到家第一件事，他翻出那件被密封的旧军装，抚摸领花，嘴里轻轻念：“还是这味道。”
短暂修整后，老战友络绎登门。胡耀邦握着他的手，用再平常不过的口吻交代：“组织上会在生活上照顾你，你的事必须有个交代。”几位老同志建议写信给叶剑英。信件落款日期1975年9月10日，只寥寥几百字，表达愿意回到军队继续工作。
叶剑英把信送到刚复出的邓小平手中。邓小平批注：“谭无政治问题，可任军委顾问。”文件很快送呈中南海。毛泽东看后也只留一句“同意”，落款朱笔，力度依稀可辨。第二天，总政军需库房紧急调拨一套大将军服。重披戎装的那个夜晚，谭政几乎整宿未眠，门板外传来缓慢而坚定的脚步声——他在房里踱了整整一夜。
1977年，他调往全国人大，分管法制与民族事务，闲时常在小院同老友徐向前喝茶。一次说起往事，谭政仍不解：“我到底错在哪？”徐向前叹口气，只拍了拍他的肩膀：“要找理由，他们随时能编一箩筐。”两位久经沙场的老兵相对无言，杯中茶水翻起涌动的涟漪。
1979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为谭政平反。次年，国家层面发布文件，恢复其名誉与应有待遇。那份公文送到家中时，老人捧着文件袋，许久不说话，良久才道：“这回，算是给后人有个交代。”
1988年11月6日，清晨五点二十分，谭政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灵堂挽联写着：“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功在千秋。”葬礼那天，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兵自发而来。人群之中，有人悄声念起古田会议时他誊抄的那段话——“军队之生命在于政治”。语声低，却分外铿锵，像是荒村夜里那盏不灭的油灯，一直把光留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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