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春，淮河一带的风还带着寒意。解放区的野战医院里，许多伤员正翻身、包扎，远处传来部队集合的号声。就在这样的年代，一个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少年，在东海上的一艘木船上颠簸北上，他不知道，等着他的，是失散十多年、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父亲陈赓，还有一个完全陌生却要叫“妈妈”的女人。
这名少年叫陈知非，1929年出生于上海。有人告诉他，他的父亲，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而他的亲生母亲，则早已在抗日前线英勇牺牲，她的名字叫王根英。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迟到的父子团聚背后，是一段从上海弄堂到太行山间、绵延近二十年的家国纠葛。从1923年上海工人夜校的一间教室，到1939年冀南战场的一串枪声，再到1946年山西阳城村口的那一声“爸爸”，几个人的命运，被紧紧地拴在了中国革命最惊心动魄的那些年份里。
一、上海夜校里的相遇与婚姻
时间要拨回到1923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刚在上海逐步发展，工人夜校悄悄在一些纱厂附近开办，地点隐蔽、灯光昏黄，却改变了许多底层工人的一生。
王根英当时17岁，已经在纱厂干了近十年工。她1906年出生在上海郊区的贫苦农家，8岁进纱厂，当童工，童年基本是在机器轰鸣和工头皮鞭下熬过来的。那时候的纱厂，多由英、日资本控制，中国工人每天天不亮就要进厂，迟到一点，要么罚钱，要么卷铺盖走人。王根英为了保住饭碗，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喝两口稀粥就上工，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干，干得慢还要挨打。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里，夜校像一扇忽然打开的小窗。1923年，她转到怡和纱厂做工，得知共产党办了工人夜校，几乎没犹豫就报名去了。上课的教员中，有个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身形精干、讲课生动的人，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陈赓。
陈赓是湖南湘乡人，早年投身革命，来到上海后，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工作。按当时一些工人的印象，这位教员不光有文化，还挺“会说”，讲讲马克思、讲讲工人运动，还夹杂着一些幽默的话，班上不少人都爱听。
不过，王根英早期对他，更多是“敬重”，而不是男女之情。她看得出来，这个湖南小伙子有胆、有脑子，但也觉得他有点“油嘴滑舌”，不太靠谱。陈赓几次找她说话，帮忙解答问题，顺便套近乎，她都不冷不热地敷衍过去。
有意思的是，王家的其他人倒挺欣赏陈赓。只要陈赓来，家里总是热情招待。小妹王璇梅还曾羡慕地嘀咕：“这个先生文武双全，又讲理，阿姐跟他说话，就是有福气。”王根英却一句带过：“现在只想做事，不想这些。”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王根英很快成了工人中的骨干。她参加了配合北伐的三次武装起义，甚至还接受过周恩来的直接委托，把武器藏到自己家里。对于彼时的青年女工来说，这绝对算得上走到了风口浪尖。
1927年，是个转折的年份。那年，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多骨干都作为代表出席，间隔几年没见的王根英和陈赓，也在会场里再次碰到。
会议期间，一次听报告的间隙，陈赓琢磨再三，终于决定不再绕圈。他写下一张纸条，递到了王根英手里：“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陈赓。”
王根英看完，脸腾地就红了，手一抖，竟“啪”地一声，把纸条拍到墙上。周围的代表虽然低头听报告，眼角余光还是捕捉到了这一幕，都有些忍俊不禁。
陈赓不死心，又写了一张：“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王根英连看都不看，照旧夹起来、拍在墙上。等到第三张纸条上写出“誓不罢休”几个字时，墙上已经贴了三条“表白”，一到休息时间，众人一围，谁都看懂了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笑着打趣：“王根英，你把纸条都贴出来，这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陈赓也不躲，反倒顺势接话：“总不是反对吧？她是让同志们都来作证。”
王根英被他这股“厚脸皮”惹得又气又急，当众反问：“你凭什么那么自信？我为什么要嫁给你？”陈赓笑嘻嘻地说：“因为我爱你啊。又不是只你一个人好，我也不差，我们志同道合，还有感情基础。”
不得不说，这场“求爱闹剧”在会场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周恩来后来知道此事，严肃地批评陈赓“不懂恋爱艺术，求爱太冒失”，但紧接着，他和邓颖超又从旁劝说王根英，从性格、人品、前途等方面替陈赓“担保”。王根英原本心里就不是毫无波动，周恩来、邓颖超这一“撮合”，她最终点头。
“五大”之后，两人在武汉登记结婚。婚礼简单，却被许多同志记在了心里。这对年轻的革命伴侣，在风雨欲来的年代，走到了一起。
二、特科岁月与太行山上那一声枪响
婚后没多久，时代的风暴几乎不给他们半点喘息余地。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陈赓参加起义，担任要职。8月24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途中的会昌战斗中，他左腿中弹三处，胫骨、腓骨全部断裂，伤势极重。
直到10月中旬，他才被辗转送回上海疗伤。这是夫妻俩婚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圆”，迎接王根英的，却是一条伤痕累累的腿。她皱着眉，费尽力气，终于把陈赓送进了上海有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牛惠霖兄弟医术高超，保住了他的腿，这件事后来被不少人提起，都感慨这是中国革命的“幸事”。
1928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组建中央特科，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特科的工作，对外是“普通人”，对内则是刀尖上行走。为了掩护身份，他们在环龙路租了房子，王根英把妹妹王璇梅和弟弟王心昌接到一起住，一家四口，看上去和普通小家庭没什么差别。
1929年，儿子陈知非出生。为了安全，全家很快又搬了家。1931年前后，他们频繁更换住处，潜伏在上海不同的弄堂、街巷里。王根英自幼在上海长大，对这座城市熟得很。走在街上，她总是用余光观察周围，记形迹可疑的人，一旦感觉不对，心里马上盘算退路。
有时候，警察或巡捕上门盘查，她不慌不忙，以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身份应对，反倒比经常外出活动的“王庸”（陈赓的化名）更不容易引起怀疑。她一边做交通，一边做联络，还时刻提醒弟妹，家里的住址绝不能乱说。
对于年纪还小的陈知非，她干脆不告诉门牌号，怕孩子嘴快。有意思的是，即便小心成这样，意外还是差点发生。
某天，只有两岁的陈知非溜出门，在街上看到了挎着枪的印度巡捕。小孩想到自己在家见过父亲的枪，竟跑过去“炫耀”：“我阿爸也有枪！你们的枪没有我阿爸的枪好！”对方一听，立刻警觉，悄悄尾随其后，一直跟到门口。
王根英正好出来找孩子，巡捕冷不丁问了一句：“你们家有枪？”那一瞬间，她心里一沉，但脸上不露声色，淡淡回答：“有啊，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了把玩具枪。”说着，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支木质玩具长枪递过去。巡捕看了看，找不出破绽，又瞧她衣着打扮像个中产妇人，最终悻然离去。
遗憾的是，个人再机敏，也难敌更大范围的变故。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供出了大量组织情况。陈赓此前就对他的不稳重有所警觉，说过“不死，迟早要出事”，但叛变来得太快，许多同志被迫转移、牺牲。
陈赓很快被调往天津工作，王根英带着陈知非同行。他们住在法租界的交通旅社，对外宣称准备开旅馆，实际上在进行清查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等工作。几个月后，形势更趋严峻，一家人又回到上海。不久，陈赓奉命离开，奔赴鄂豫皖根据地参加红四方面军的工作。
王根英则留在上海，负责沪东区部分工作。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第19路军奋起抵抗。王根英迅速组织沪东工人救护队，奔赴前线，从事救护、转运工作。战事稍缓，她又回到工厂，参与女工工作，后来担任全总女工部负责人之一。
1933年春天，是这个家庭的又一次大劫难。那一年，陈赓在上海活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那是3月的一天，天已经黑透，陈赓却迟迟未归。王根英一夜难眠，第二天开始四处打听消息，却一无所获，心中越发不安。
长期高压下，她的精神也接近极限。有一次，她在家中突然产生幻觉，仿佛马上就有人要破门抓人。惊慌之中，她竟将陈知非从二楼窗口推了下去，自己也跟着跳下。所幸楼层不高，下面是土地，两人虽然摔得不轻，但保住了命。之后，组织将她送回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才稍微稳定。
稳定之后，她又开始打听丈夫的下落。有一天，她去找一位过去的工友套话，没想到对方已经被敌人收买。第二天，国民党特务便上门，将她逮捕。先是提篮桥监狱，后转押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审讯、威逼接连不断。
狱中，王根英坚持斗争，还组织绝食，争取权益。最终，狱方被迫允许她们与外界通信。这时，距她被捕已经过去两年，家人始终不知道她生死如何，很多亲友都以为她已经遇害。
通信恢复后，她亲手做了玫瑰花枕头寄给家人，给儿子还绣了一个老虎图案的小书包。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就是她默默传递的平安和牵挂。
1937年8月，国共合作再度建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得知王根英仍被关押，特意前往探视。面对突然出现的熟悉身影，她一时竟愣在当场。叶剑英笑着说：“怎么，不认识啦？”她这才回过神来，把这些年的情况一一汇报清楚。
很快，她结束了四年牢狱生涯，被安排赴西安休整。1937年8月26日，她由西安转至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与多年未见的陈赓重逢。对此，有战友还记得，当时邓小平专门准备了一桌像样的饭菜，还特地腾出一间屋，让夫妻俩好好说说话。那一晚，他们聊到深夜，把四年间各自经历的惊险片段，一件一件讲给对方听。
然而，和平团聚在战争年代总是短暂。几天后，王根英被派往延安学习，陈赓则担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辗转各地。1938年，王根英在延安毕业，多次申请去前线工作，同年如愿被分配到129师供给部办的财经干部学校，担任政治指导员，负责思想工作与组织建设。
同一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2月下旬，386旅挺进冀南地区，财经学校随部队东进。1939年3月，再随部队向西，转入太行山区。3月8日，日军对冀南军区驻地发起进攻，供给部在火力包围中艰难突围，准备撤出村庄。
队伍刚刚脱险，王根英突然意识到，装着重要文件和公款的挎包还留在原来的住处。如果丢失，后果相当严重。她没多想，立即转身往村里跑。身边有人拦她，她只留下几句：“东西不能丢！”便冲进烟火与枪声之中。
当她拿着挎包往外跑时，恰好与敌人遭遇，在机枪的扫射下倒在血泊里。那一天，是1939年3月8日。
同一天，率领386旅行动的陈赓接到了电报。战友把密电交到他手里，他看完久久没有说话。电文只有短短几行，却像刀一样扎在心上。后来有人看到，他紧紧攥着电报，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夜里，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对战友说，要“为根英守节三年”。直到1943年，他才在组织安排下，与傅涯组成新家庭。
三、战火中的孩子，海上的木船与山西村口的重逢
王根英牺牲后，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到上海的娘家。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如此：亲人突然失去联系，既不知对方是生是死，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得到一个结果。对陈知非来说，这种“空白”持续了整整几年。
早在父母先后被捕、失踪时，年幼的陈知非就被送往外婆家。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无奈之举。外婆家条件极为拮据，一家人挤在简陋房屋里，靠零碎的活计维持生活。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经常一天吃不饱，饿得前胸贴后背。
七八岁时，陈知非已经辍学，成了街头的小报童。每天凌晨四点，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到报社门口拿报，再沿街叫卖。那一点点钱，要维持几口人的日常。有人看着这个瘦小的孩子，会忍不住摇头，外婆也常抱着他掉泪：“本该是读书的年纪，却要挑家里的担子。要是你爸爸妈妈能回来就好了。”
更惨的是战火。日军飞机轰炸上海的时候，外婆家的房子被炸成一片废墟，家当都没了。外公受不了这一打击，病倒不久便去世，外婆和舅舅也先后生病。那段时间，支撑这个残破家庭的，竟是一名不过几岁的孩子。不得不说，这些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等到稍微大一点，陈知非和舅舅一起去做工，生活才略有起色。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46年。
那一年，陈赓已经在解放区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关系紧张，但各解放区仍在恢复与巩固之中。身在战区的陈赓，始终惦记着这个早年匆匆分别、后来杳无音信的儿子，多次托人打听。可惜，王家曾住的房子在战火中被炸，街坊邻里又四散而去，多方寻找都没有结果。
1946年，上海地下党在一次整理关系时，终于找到线索，找到了陈知非的舅舅舅妈。上海一些老邻居认出了这个曾经卖报的小孩，才让这段寻亲有了落脚点。
当得知陈赓还健在，并且通过组织来接人时，王璇梅同样激动。这个曾经被姐姐从纱厂带回“掩护身份”的小妹，已经是中年妇人，她坚定表示，要跟外甥一起去前线看望“姐夫”，也顺便弄清姐姐的情况。
他们坐上一条大木沙船，从上海启程，沿着东海近岸一路北上。木船在海浪中摇晃，白天看的是灰蒙蒙的海面，晚上看的是星星和远处微弱的灯火。船上条件十分简陋，风吹进来，冷得刺骨。两人挤在角落，既紧张，又有几分说不出的期待。
“你说，姐夫还认不认得我？”在海上飘了几天的夜里，王璇梅忍不住低声问。
“他要是不认，那也没办法。”陈知非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打鼓。对那个从没真正见过的父亲，他既好奇，又有些胆怯。
五六天后，他们在苏北一个小镇登陆，随后陆路转移。一到解放军驻地，就有干部前来接应，给他们换上粗布军装。两人穿着还不太合身的新衣服走上街，听到战士喊他们“同志”，都有点不太适应。对来自旧上海弄堂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气息。
继续北行，到了山东一带，他们才从接应的人那里得知了一个令两人心碎的消息——王根英，已经在1939年的战斗中牺牲。母亲的死讯，晚了七年才传到儿子和妹妹耳中。两人抱头痛哭，几乎哭成了泪人。悲伤之余，唯一能抓住的，是那句“陈司令还在前线”的话。
之后的路段，他们改坐牛车，一颠一簸，又走了三个月。山路不好走，车轮陷进泥坑的情况时有发生，遇到陡坡，还要下车推。一路上，他们逐渐熟悉了解放区的景象：民兵巡逻、部队行军、村里开会，和在沦陷区时看到的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目的地在山西阳城附近。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村口挂着昏黄的灯笼，战士们列队等候。最先出来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身材不高、表情温和的女同志，她就是傅涯。
关于这个“新妈妈”，两人早就私下商量过。路上，他们悄声说：“要是她对人不好，就想办法离开。”这种想法，多少也反映出普通家庭对“重组家庭”的本能担心。
但现实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见面之后，傅涯十分热情，既不刻意亲近，也不冷淡疏远。她准备了热乎乎的饭菜，还特意炖了鸡汤。夜里，怕他们一路劳累睡不好，帮忙拍打被褥，甚至干脆帮陈知非抓跳蚤。这些细微的举动，让原本紧绷的心慢慢松了下来。
多年以后，陈知非回忆这一幕，还会笑着说：“见了傅涯，就再也没有要走的那个念头。”
四、那一声“妈妈”与父子间迟来的摸一摸
傅涯很快写信，把陈知非和王璇梅到达的情况报告给陈赓。那段时间，陈赓正率部在前线作战，一时抽不出身。直到1946年12月，部队打完一仗，转往山西沁源一带休整，他才知道儿子和小姨子已经在附近。
消息一到，他立即派人传话，让傅涯带他们来会合。为了这次团聚，傅涯带着两人，足足走了一百多里山路。山路崎岖，冬风刺骨，几个人边走边歇，总算赶在天黑前接近驻地。等到真正抵达，天边已经染上了夕阳的颜色。
村口，陈赓和一群战士早已等在那儿。穿着军装的指挥员站在队伍前面，脸庞消瘦却精神矍铄。那一刻，陈知非心里“咯噔”一下——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人，就是从小听外婆提起的“陈司令”。
少年站在队列边缘，故意把脚岔开，挺直腰板，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他怕父亲觉得自己太普通，怕被看低，只能用这种略带孩子气的姿态来掩饰紧张。
陈赓一眼就看出儿子的心思，走上前打量了他一会儿，缓缓说了一句：“有点神气。”语气里没有责备，反而有几分欣慰。接着，他忍不住感叹：“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连头发都像。要是你妈妈在，该有多高兴啊。”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默默沉默了一瞬。王根英的名字，在386旅的很多老战士心里，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人名，而是一段难忘的往事。
在这热闹又带一点伤感的氛围里，有个细节十分微妙——陈赓注意到，儿子一直管傅涯叫“傅同志”或干脆不直接称呼，明显有点别扭。按当时的说法，这个儿子既是他和烈士王根英的骨血，也是现在这个家庭的一分子，迟早要有一个明确的身份称呼。
于是，他找了个机会，对陈知非说：“以后，你要喊她‘妈妈’，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不带威压，却带着一种很朴素的坚持。对一个正值十七八岁的少年而言，要当众叫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妈妈”，确实不太好开口，既要面子，也有心理上的复杂。但在这种语气下，他明白，这是对母亲王根英的一种交代，也是对现在这个家庭关系的一种确认。
那天晚上，战士们各自回到驻地，只剩下父子二人同住一屋。没有人再围观，没有正式的场面，陈赓终于卸下了司令员的“外壳”，展现出另一个身份。
屋里点着昏黄的油灯，窗纸上是寒风划过的影子。陈赓坐在床边，叫儿子过来。他先是看了看，又伸手从头摸到脚，像是在确认这个孩子是真实存在的。多年来，他只知道自己有个儿子，却没有亲自养过一天，如今能这么抱一抱、摸一摸，心里难免翻涌。
陈知非一开始有些尴尬，一动不动地坐着，却能感觉到父亲手心的粗糙和那种带着克制的关切。这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父爱”，虽然来得晚，却并不陌生。
气氛缓和下来后，他终于忍不住问起了一直萦绕心头的“传闻”。外婆曾对他说过，他父亲是“大官”，彭德怀给过他“两车钞票”，他都不要。少年好奇很久，趁着这个机会，问了出来：“听说你不要人家的汽车钞票，是不是真的？”
陈赓先是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那是老太太听岔了。”原来，当年南昌起义时，他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又经手接管江西银行，确实用汽车运过大批钞票，但那是组织的行动，跟“送礼”完全不是一回事。彭德怀指挥的是部队，不会给他“私人两车钞票”。一句话，民间转述，难免越传越“传奇”。
就这样，父子俩边说边笑，把多年来隔着战事和海峡的距离，一点点拉近。
另一边，王璇梅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她从上海纱厂的小女工，变成了解放区的一名家属。后来，在部队和组织的安排下，陈赓还替她撮合了一门亲事——对象是后来成为开国将领的陈锡联。对她来说，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意味着姐姐王根英的娘家有人在新生活中得到了妥善照料。
年迈的外婆，也在之后被接到部队驻地附近生活。提起陈赓，王璇梅一辈子都难掩感慨：“姐夫真是个重情义的人，一辈子没忘过我们。”
试想一下，从1923年上海工人夜校的一盏煤油灯，到1939年冀南麦地里的一阵枪声，再到1946年山西村口父子相认的一抹夕阳，这个家庭的命运始终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有人倒在前线，有人辗转牢狱，有人在弄堂里卖报求生，也有人在太行山脚的土屋里，重新学会喊出一声“爸爸”“妈妈”。在那样的时代，个人的悲欢被时代的车轮裹挟向前，却又在这些具体的人和事里，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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