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深冬，沈阳军区礼堂里炉火很旺，将星闪耀。散会后，邓华站在门口，握着那只不锈钢手柄的勃朗宁，若有所思。同僚们只当他是在回味抗美援朝的旧事，没人想到，两年后这位上将会把枪揣进大衣口袋，改坐行政桌前。
1960年3月，中央组织部电话打到沈阳军区：邓华调往四川省，任副省长。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时他五十三岁，资历深、脾气直，心里却亮堂——这是一次组织考验，也是一次自我修行。
离京前夕，毛主席通过罗瑞卿转话：“到四川，多听基层，多看农田。”邓华回一句：“请主席放心，绝不当消极官员。”语气平缓，却带着军人特有的笃定。
家搬成都，他开玩笑说“全家一锅端”，孩子们还拉着要带的黄海牌收音机。军区后勤编了一张清单：望远镜、测距仪、两支手枪，统统标注为“个人纪念品转交”。署名的，是时任政委赖传珠。兵家规矩严，可在军中威望更重的将领面前，偶尔也会出现“通融”一词。
刚到成都，他先拜访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李井泉笑道：“我们可等你多时。”邓华回礼：“行家里手不敢当，外行硬着头皮干。”短短一句，已表明态度——服从组织，尽快“转码”。
省委分工明确，他主抓农机。那会儿，全国农业普遍实行大兵团作业，四川丘陵盆地却依旧肩挑牛拉。邓华当即请来农机所的谢功贵，“我外行，你是土生土长，给我当秘书，带路讲行话。”谢功贵连连摆手：“副省长身边事，不敢当。”邓华轻拍他肩：“军人打仗要子弹，搞农机也得有懂行的人，你来，不商量。”
随后的一年，他们几乎踏遍川西坝子、川南丘陵、川北盆地。去自贡农机厂那回，车间里机床声轰鸣。邓华瞄一眼角落，眉头一挑：“那台铣床呢？”厂长愣了几秒，只能老实交代已换成卡车。会后，他悄声对谢功贵说：“真没想到老将军记性这么吓人。”
调查来调查去，难免碰上议论：“一个受处分的兵家宿将，图啥？”邓华听见只说一句：“吃百姓饭，就得干百姓事。”随后低头又钻进拖拉机旁，看师傅拆柴油泵。
1961年7月，趁到甘孜、阿坝调研，他决定“顺便狩猎散心”。警卫带枪是规矩，可他自己腰间那两支手枪却格外惹眼。一支镌着他的俄文姓氏，是1954年访问莫斯科时苏联国防部赠送；另一支便是那支不锈钢勃朗宁，源自也门王子在朝鲜停战谈判后的私人馈赠。
路上颠簸，谢功贵忍不住好奇：“首长都转业了，还带两支枪，合规吗？”邓华摆手：“手续齐全。离军区前我开了单子，不让带也行，可这玩意是荣誉，也是纪念。不违法就行。”
这趟高原行，说是“打猎”，实际平均海拔四千米，先要克服高反。几个回合下来，连野兔影子都没见着，只把子弹朝空中放了几发。邓华大笑：“当心老百姓听了还以为土匪又来了。”一句笑谈，缓解了众人胸口的缺氧。
大金县县委准备了刚猎到的梅花鹿角，想给将军补身子。邓华得知后，立刻板起脸：“群众家里缺盐巴，你们先想着给我送补品？”硬是让县里写报告，把鹿角收归公有。陪同人员记下这笔账，后来算作集体福利。
在若尔盖草地，他望着成群牦牛，皱眉问：“挤奶能不能用机械？手工效率太低。”技术员解释电力不足，他便让随行电力厅同志现场勘探，回去拟方案。几年后，第一批牧区流动发电车就此上路。
至于“带两支枪”这桩旧闻，多年后谢功贵写回忆录，才彻底揭开。原来，部队对开国将领的个人装备有一条“荣誉携带”条款：缴回主战武器，纪念武器可留自卫或陈列。邓华又要下乡深山，安全保障不易，带枪出行就顺理成章。
1977年8月，他奉调入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重归戎装，让他颇感欣慰，也自知年已花甲，体力不再，便劝谢功贵回四川。秘书敬礼告别，从此各奔前程。
1980年盛夏，邓华病逝于北京三〇一医院。住院那天，谢功贵特地赶来。老将军握着他的手，只说了四个字：“好好干事。”话音微颤，神情却依旧沉稳。
多年后，成都南郊的简陋公寓里，谢功贵把那支镌字勃朗宁挂在墙上。有人问他为何不捐博物馆，他答：“那是首长的记忆，也是军人的脊梁，我替他看着。”不得不说，这句话里藏着两代军人的默契和担当，亦道破了当年“邓副省长腰挎双枪”的真正意义——荣誉、责任，以及随时准备再披战袍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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