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神雕侠侣，“吵”出一款世界级新药|sars病毒|乙肝|受体|抗体|李文辉|病毒学

经济观察报记者张铃

每天早晨7点，丈夫李文辉开车，妻子隋建华坐副驾，从家中出发去上班。十几年里，在这趟约半小时的车程中，他们几乎只做一件事——“吵架”。

在中国科学界，他们是一对有名的科学家夫妻。

李文辉，病毒学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研究员、华辉安健联合创始人。隋建华，抗体工程专家，北生所生物制品中心和抗体中心原主任、华辉安健联合创始人、董事长。

20多年前，博士毕业后不久，他们就开始了密切的科学合作。在波士顿和北京，李文辉先后在世界上首先发现了SARS病毒受体和乙肝病毒受体，隋建华则先后在世界上首先设计出SARS病毒人源抗体和靶向乙肝病毒的抗体药物。新冠疫情期间，他们还一起研发过一款广谱抗新冠药物。

SARS病毒很快就发生了突变并得以控制，那个抗体没有被继续开发；在他们开发的新冠药物上市前夕，新冠疫情结束了大流行；不过，在面对至今依然缺乏药物的最严重的病毒性肝炎乙肝合并丁肝时，他们最终拿出了一个重量级的作品。2026年1月，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第一款单抗药物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下称“立贝韦塔”）获批上市。

作为立贝韦塔的共同发明人，李文辉和隋建华的故事从30多年前就开始了。1989年，他们同年考入兰州大学，李文辉在预防医学系，隋建华在临床医学系。硕士毕业后，隋建华先到了协和读博，一年后李文辉也去了协和。2000年，隋建华又先一年到了哈佛做博士后。在哈佛工作多年后，他们又先后回国到北生所工作，并一起成立创新药公司华辉安健。

在校园里，在哈佛和北生所的实验室里，在那些连接住处和实验室的道路上，外界的喧嚣、高大上的名头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彼此，和他们感兴趣的科学世界。

科研二重奏

2000年、2001年，隋建华和李文辉先后赴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隋建华主要做重要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及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抗体药物研发，李文辉主要研究重要病毒感染的分子机制和防治。

在哈佛大学，李文辉原本主要做艾滋病研究。2003年，SARS病毒出现，很快被确认为冠状病毒，李文辉和导师商量，想做些贡献，把它搞清楚。在病毒学领域，受体研究是重要的出发点，也是制高点，因为首先需要知道病毒是怎么感染人的。几个月后，李文辉在全球首先发现了SARS病毒的受体ACE2。

巧合的是，隋建华当时所在的实验室，正是全球少数几个做病毒抗体研究的实验室之一，而且和李文辉所在的实验室就在同一栋楼的上下层。在李文辉发现SARS病毒受体后，隋建华实验室紧跟着开展抗体研究，很快，隋建华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做出SARS病毒人源抗体的科学家。

在哈佛大学期间，夫妻俩还没有孩子，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别的活动。从家到实验室不到一公里，他们一起步行上下班。住得最近的时候，走两分钟就能到实验室。有一段时间，他们会每天徒步穿行波士顿Charles River大桥，桥上是思索着的人，桥下是粼粼的波光。

2007年，李文辉决定离开原本进展顺利的艾滋病病毒研究领域，转向他认为更重要、疾病人群更多的乙肝病毒研究。在美国，乙肝不在疾病谱的前端，支持基金很少，他决定回到有庞大患者群体的中国，到可以自主决定科研选题、不用为经费发愁的北生所展开研究。

隋建华暂时留在了美国，他们的孩子才出生几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在哈佛还有一些重要课题没做完，不能中途撂挑子。

在哈佛，从SARS病毒抗体出发，隋建华继续着病毒抗体的研究。2009年，H1N1流感病毒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这次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持续了一年多，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逾200个，造成超1.8万人死亡。那年，隋建华在全球发现了第一个流感中和抗体，那是个针对高度变异流感病毒的广谱中和抗体及抗原表位，有可能解决16个流感亚型中10个亚型的问题。那是个开创性的工作，对于此后的流感病毒基础研究、抗病毒治疗和疫苗研发都有深远意义。

同一时期，李文辉正在北生所的实验室艰难推进着乙肝病毒受体研究。受体是病毒入侵的第一道门，只有找到这个受体，才能了解乙肝感染机制，从而开发更有效的治疗药物。40多年来，无数科学家致力于此，但都无功而返。

2012年初，在李文辉离答案越来越近的那段时间，隋建华回国参与筹建北生所生物制品中心和抗体中心并担任主任。在哈佛，隋建华的老板想尽办法留她，给她加薪、给她更多机会，甚至许诺她可以暂时回国工作。隋建华下定了决心，在把手头工作都处理完后，她给老板写了一封长信，然后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2012年11月，经过将近6年研究，李文辉在世界上首次找到乙肝病毒受体，这是一个困扰了人类数十年的难题。两年后，后来成为立贝韦塔的抗体分子被隋建华锁定了。

隋建华用门和盾来类比病毒受体和抗体的关系。病毒要想感染人体，必须通过一道门，这道门就是受体。病毒入侵时，会带着各种武器，有刀，有矛，要阻挡它们，就必须在门前摆好坚硬的盾，让病毒的武器变钝、断掉，这个盾就是抗体。在李文辉找到门之后，隋建华立即开始建立筛选系统，去寻找那个可能的盾。

两条河流交汇

有一年，李文辉到夫妻俩共同的母校兰州大学参加校庆活动，给隋建华带回一个白色纪念保温杯，她特别喜欢，放在办公室用，还网购了两个同款保温杯放家里用。

三十多年前，这对科学上的灵魂伴侣就是在兰州大学相识的。本科时，他们还没认识，只有隋建华听说过李文辉这个学霸的名字。读研时，两人的共同好友走到一起，他们也因此相识。研究生毕业那年暑假，他们结婚了。

异地、异国那几年，他们写过很多信。信在路上花一周时间邮寄到对方城市，收到后再回信。读博时，隋建华听到过一堂很好的生化课，激动地在信里告诉李文辉自己今天学到了什么，李文辉就在回信时和妻子讨论那些知识点。

和很多科学家夫妻不同，李文辉和隋建华是真正的黄金搭档，不仅有相同科学品味，并且研究同一领域，而且是能够紧密合作的上下游关系。

李文辉是病毒学家，主要做机制研究，隋建华是抗体工程专家，更擅长如何把机制类的东西做成产品，立贝韦塔就是这种合作的成果。比如，当李文辉发现一个受体，隋建华就知道如何最有效地来干预这种受体。做药时，隋建华也会从应用角度去看科学层面哪些做得还不够，尽可能减少研发后期的不确定性。“我俩几乎是无缝衔接的，我今天知道的事情，她明天就可以做转化。”李文辉说。

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巧合，从学生时代开始，两人就从没为对方该做什么研究而计划过。

读博时，隋建华原本考的是心血管博士，她考了第一名，但报考的导师说她个子小，将来胜任不了总住院医师期间的高强度工作，没有录取她。这份偏见让她阴差阳错去了血研所，师从著名血液病学专家、中国血液病重点实验室奠基人宋增璇。

宋增璇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回国后，为了解决一些血液病问题，在发现一个现象时，她总是要想办法找到其机理，并为此专门学习各种新的科研技术，是最早和德国专家建立合作并研究抗体工程的中国科学家。读博期间，在宋增璇的指引下，隋建华也开始研究抗体。博士第一年，隋建华在协和基础所学基础课时，用书信和老师交流，宋增璇在信中送给她一句话：“科研是一条艰辛的路，但其中乐趣是一切其它享受都不能替代的。”

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时，李文辉最初选择的也不是哈佛大学。2000年，隋建华到哈佛医学院著名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做博士后，从事与基因工程抗体相关的研究。第二年，李文辉也赴美留学，他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马上就要出发了。一个周末，隋建华和往常一样在实验室工作，吃饭时，隔壁实验室的教授迈克·法赞和她聊课题时问起来：“你的丈夫在哪里？”隋建华回答后，对方说：“你这么优秀，你丈夫一定不错，让他来我这吧。”

就这样，夫妻俩的科研之路开始接轨。

争与不争

李文辉身体敦实，一看就是舒朗的西北人。隋建华身形娇小，留着齐耳短发，看起来像个邻家大学生。他们都爱笑，说到兴奋的话题时，都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了解李文辉和隋建华的人会知道，他们性格互补，但是经常“吵架”，更准确地说，是与科学有关的争论。

争论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办公室、书房、实验室、马路边、饭桌上、汽车里……没有谁会妥协，也没有谁会求和，直到一方说服另一方为止。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来了，他们会随时暂停争论，下次继续。有时争论相持不下，两人都会静下来，过一会儿，总有人先开口：“你想吃啥饭？”

在这种争论发生着的岁月里，重大科学成果一个个被发现了。

2015年，李文辉、隋建华和北生所另外两位同事联合创立华辉安健。这家以夫妻俩名字命名的创新药公司，承载着他们共同的科学梦想：治愈更多肝病患者。

创立公司后，李文辉主要负责基础科学发现，日常依然在北生所的实验室里工作，公司团队的运营、管理和新药临床试验等工作由隋建华负责。上班路上，他们会聊聊公司事务，常见的对话模式是这样的：李文辉提问，隋建华回答，李文辉追问，隋建华再绞尽脑汁回答，一个又一个回合。

李文辉的思维是批判式的，他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结论性语言。比如，聊临床试验进展时，隋建华提到一个最新临床试验设计，告诉他公司准备如何做。李文辉没有参加所有的讨论会议，听完结论性决定后总是充满怀疑。

“我说了123是不够的，要说456，甚至他还要问：为什么团队没想到789？”隋建华说。

其实，他们的争论从不为了争输赢、论对错，更像一种对双方思维的互相梳理。他们把相互的质疑当成促进成长的力量：“有人挑战总是一个好事儿。”

在家里，儿子也常见到他们在饭桌上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小时候，他一度很紧张，以为爸爸妈妈在拌嘴。长大后他才知道，辩论发生时，父母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是属于科学问题的世界。

在李文辉的学生、华辉安健的员工祁永和眼中，李文辉和隋建华很像，都很纯粹、朴素。不同的是，隋建华性格直爽，风风火火，快人快语，李文辉则是内心澎湃，表面平静如水。

十多年前，隋建华回国参与筹建的北生所生物制品中心和抗体中心担负着一个重任——支持北生所从基础研究领域延伸到应用领域的探索，她从招学生、招技术员开始，一步步把做抗体的一套技术平台搭建起来。祁永和曾作为技术员参与隋建华实验室抗体文库的建设，他记得，在科学问题上，隋建华特别抠细节，细到会关注每种溶液的生产厂家、溶液是不是去离子的、做实验时这种溶液该用3微升还是4微升……

从2008年进入李文辉实验室工作开始，祁永和几乎没见李文辉休息过一天。即使是周末和假期，李文辉也都会去实验室，下午五点多回家陪家人吃晚餐，晚上又返回实验室，直到夜里十点后离开。有一年，李文辉邀请他到家里过年，除夕的下午，他敲开李文辉家门，被眼前的场景怔住了——老人在客厅包饺子，李文辉在卧室对着电脑工作。

纯粹的科学家

当把所有目光都放在科学问题上时，科学家常常不容易看到其他东西，李文辉和隋建华都是这样。他们的学生和员工都知道，李文辉似乎总是穿着那一两套看起来一样的衣服，隋建华常年留着超短发，衣服样式也十分简约。

除了科学上的争论，几乎没有生活上的琐事能让他们有矛盾，厨房是个例外。

科研之余，李文辉会进厨房，这是他最爱做的家务，却是隋建华最怕的事情。“那是真正的‘炸厨房’。”隋建华说，文辉是个很有创意的科学家，做饭时也是这样，他做的饭菜总有人们永远想不到的搭配，有时候一锅汤，甜的、酸的、咸的都混杂在一起。她能勉强接受这些奇奇怪怪的口味，但无法接受发挥创意后鸡飞狗跳的现场。等她再进厨房时，锅碗瓢盆到处都是，她需要花比自己做饭更多的时间收拾残局。

2012年，隋建华回国前后，正值北生所的多事之秋，由于经费不足，短时间内有十几位科学家跳槽。对于这些纷杂往事，隋建华当时毫不知情，她只知道李文辉在那里，而且所长王晓东也欢迎她。

“我们不八卦到什么程度？李老师回国后一段时间一直没买房，他曾经要买的那套房子，后来升值了好多，他甚至不知道那里是孩子将来上学要用的地方，后来孩子上学只能去那个小区租房子。去食堂吃饭时，同事们互相交流买房话题，他完全不知情。”隋建华笑着调侃丈夫。

夫妻俩作为海淀家长，是少有的不“鸡娃”的爹妈。从小，儿子只用去自己想去的兴趣班，任何事父母都会和他商量着来，一切以他意愿为主。幸运的是，儿子很自律，在学习上和生活上都能自己处理得很好。有一次，隋建华因为照顾孩子的时间太少，对儿子说了一声“抱歉”，儿子回答她“没事儿”。高中时，儿子已经学习了大学生物学课本，他慢慢开始加入父母的饭桌争论活动，一家人经常在饭桌上讨论生物学问题。

隋建华说，一家三口中，儿子学习能力强、兼具父母所长，自己和李文辉的聪明则不太一样。李文辉善于琢磨和长期记忆，书读得很慢，会把知识抽象出来整合进自己的知识体系里，合上书后就可以从自己的知识体系里调用，严谨、逻辑性强。她擅长快速处理和短期记忆，看一遍书，知识一字一句就都进了脑子里，能像复刻机一样写出来和快速连接起来。考博时，他们一起复习，三大本好几百页的厚砖头，隋建华看完一整本了，李文辉才看到几十页呢。“经常是他在勤勤恳恳在读书，我已经呼呼大睡了。”隋建华笑了起来。

他们一个理性，一个感性。李文辉喜欢骑车、听音乐和散步，读书只读人文历史及科技类的书。隋建华喜欢读文学、写日记，小时候想当作家，最欣赏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雨果。大学时，她读了很多名人传记，被伟人们的经历感染后决定考博，李文辉只觉得这些都是“鸡汤”。

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许和两人家乡迥异的风土有关。李文辉是甘肃兰州人，隋建华是山东胶东人，少年时代，他们一个在黄土高原漫游，一个在海边渔村远望，一个背靠大山，一个面朝大海。

很多年后，两个不同的人最终走向了同一条道路——科学。

（本报实习记者田韫莘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张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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