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人们会谈社会、多交多得、少交少得，但不会去触碰体制性差异：为什么公务员交得起，而城乡低收入群体交不起。
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包含在其中的价值冲突太多了。
首先是按劳分配，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概念，主要出自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共同特点是批判私有制，向市场要公平，但不同的劳动无法换算，以至于按劳分配本质上平庸地定格于 “一般劳动时间”，这就成了变相的平均主义，而这正是空想主义大师们自己所批判的，他们无法走出平均主义陷阱。
一部华为手机的剩余价值，在一线工人和研发人员之间如何实现 “按劳分配”？
这是一件永远也做不到的事，因为需要无限算力，而且是动态的、充满了随机性。所以，人算不如天算，承认人类能力的有限性，相信老子的天道酬勤，这就是让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说了算。市场经济通过资本与劳动的供求关系，定义出了一条工资中位数的曲线，按劳分配的落地，就成了按市场分配。
那么，按市场分配的基石又是什么？是劳动的稀缺性与价值乘数。
但这又有一个问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既不具有稀缺性，也没有太高的价值乘数，于是，他们无法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同样是劳动者，全国城乡居民平均养老金约 220 元，而体制内加职业年金在 7000 元左右。这个巨大的落差需要做出社会学的解释，于是就有了社保 “多交多得，少交少得” 的伪正义。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 “伪正义”？因为它看似在讲规则、讲法，实际上是把不合理的规则当成 “法理” 了。实际的场景是：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多缴，而体制内的多缴，吃的是 “政策” 红利，多是财政在托底。“多交多得，少交少得”，是把权力意志伪装成文明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什么是文明的尺度？
是看财政主导的二次分配，到底在捍卫什么 —— 它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平权主义，还是维护身份等级的金字塔结构。
它代表现代文明的理念：是对所有人生存权的人本主义托底，是人类从口号真实走向大同世界的可以证伪的路径，让弱势群体、无助的生命，也能获得基本生活保障。
以瑞典、挪威、丹麦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采取高税制。瑞典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达 57.1%，远高于中国的 45%；税收转化为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不区分体制内与体制外、城镇与乡村、有工作的和无工作的，所有公民均能享受统一标准的基本保障。无论公民是否缴费、缴费多少，只要达到退休年龄，均可领取基础国民养老金，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基础国民养老金标准约为每月 1.2 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 8400 元），覆盖所有退休公民。对于农民、灵活就业者等特殊群体，瑞典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为其缴纳职业养老金，确保其退休后能获得与城镇职工相近的综合养老待遇，体制内外的待遇差异不超过 8%。
北欧国家没有 “农闹”，也不存在充满戏剧性的 “斩杀线”。
有人说那是靠海盗的掠夺积累了财富，这是我在网上见到的最有文学色彩的解释。维京人盛行于公元 8 世纪末至 11 世纪，中国经历了唐代与宋代，财富的积累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文明不仅仅是对强者的赞美，也是对弱势群体的 “不抛弃、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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