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雾都重庆。
六十四岁的辛亥元老李烈钧闭上了眼睛。
国民政府这边的动静大得吓人，直接给办了“国葬”。
你得知道，在那个炮火连天、江山易主的年头，这俩字可不是随便给的。
除非你是开国的柱石，或者是救亡图存的大英雄，否则想都别想。
那时候，军政两界的大佬全来了，灵堂里白花花的挽联挂得满满当当，连蒋介石都亲自提笔写了词，面子是给足了。
可就在这哀乐阵阵、香烟缭绕的灵堂里，来吊唁的人群中间，总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
大伙嘴上都在夸他当年的战绩：辛亥革命打得猛，护法运动冲在前，抗日战争也是硬骨头。
可唯独有一个名字，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所有人心口，谁也不敢大声提——龚永。
这位是李烈钧当年磕过头的把兄弟，也是那个让他背上一辈子“杀友夺妻”恶名的冤死鬼。
若是翻开李烈钧这辈子的人笔账，你会觉得特割裂。
看前半截，这人就是个为了私欲不择手段的狠角儿；看后半截，他又成了个为了国家能把自己儿子送去填战壕的圣人。
这么两个截然相反的魂儿，是怎么挤在一个身体里的？
李烈钧跟龚永，原本那是铁打的交情。
两人在日本留学时候碰上的，那会儿都才二十出头，一腔热血，在那边学军事，天天琢磨着怎么把清朝廷给掀了。
两人意气相投，酒一喝，头一磕，就成了异姓兄弟，发誓要一块儿上战场。
回国没几年，李烈钧混得风生水起，坐上了江西都督的高位。
他倒也没忘本，把这位“老弟”龚永拉到身边，给了个副官长的位子。
坏菜就坏在龚永娶媳妇这档子事上。
龚永回老家成亲，娶的是位大家闺秀，叫华世琦。
这姑娘知书达理，长得那叫一个标致。
李烈钧当时忙着公事没去喝喜酒，但礼钱给得厚实。
本来挺好的一桩美事，直到有一天，李烈钧无意中瞅见了华世琦的一张结婚照。
就这一眼，李烈钧心里的那个“魔鬼”醒了。
虽说就是张黑白片子，可华世琦那股子气质，直接把李烈钧给勾住了。
按江湖规矩，那是弟妹，是绝对不能碰的高压线。
这会儿，摆在李烈钧面前的路其实就两条。
要么当个君子，把这股邪念压下去，守住那点兄弟情义；要么当个枭雄，利用手里的权势，把想要的抢过来。
李烈钧连犹豫都没有，直接选了后面那条路。
而且，他这事儿办得那叫一个阴，那叫一个绝。
他没那种没脑子的强抢，那样太跌份。
他布了个局，是个死局。
没过多久，李烈钧找个理由，派龚永去福建公干，说是去见孙道仁都督，还特意大笔一挥，批了三个月假，让他在那边好好玩玩。
龚永哪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还以为大哥体恤下属，乐呵呵地拎着包就走了。
他这一走，那就是踏上了黄泉路。
龚永前脚刚踩上福州的地界，后脚就被扣了。
扣他的罪名能吓死人：“泄露军机”。
还没等龚永喊冤，也没经过什么公堂对质，直接就被秘密枪决了。
这事儿是谁在背后捅刀子？
虽说没看见签字画押，但只要脑子没进水的人都明白：要是没有江西都督点头，福建那边吃饱了撑的，去动一个来访的副官？
这招“借刀杀人”，李烈钧算计得那是滴水不漏。
人不是我亲手崩的，罪名是通敌的大罪，在那个乱世，这种借口让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接下来，李烈钧的戏做得那是足足的。
听到死讯，他哭得那叫一个伤心，亲自跑到龚家去吊丧。
看着刚没了丈夫、孤儿寡母的华世琦，他表现得特别“仗义”。
那年华世琦才二十出头，天塌了。
李烈钧利用手里的权力，给华家的大舅哥安排了差事，生活费更是流水一样送过去。
他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替兄弟照顾孤儿寡母”的好大哥。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套路，对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年轻女人来说，根本就没法挡。
折腾到最后，华世琦真就成了李烈钧的姨太太。
这一手，最狠的地方在于“彻底”。
他不光占了人身子，还要占著名分。
后来李烈钧的大老婆没了，华世琦直接被扶正，成了正儿八经的“李夫人”，后来还给他生了十个娃。
要是光看私德，这人简直烂到根儿了。
朋友妻不可欺，他倒好，不光欺了，还把朋友给送走了。
可要是故事就到这儿，李烈钧顶多算个仗势欺人的混蛋军阀，死了也就死了，哪配得上“国葬”这般哀荣。
李烈钧这个人的复杂劲儿就在这儿：他私德亏欠得一塌糊涂，可在大是大非的公德上，他又硬气得让人没话说。
1937年，“七七事变”一炸响，全面抗战开始了。
这时候李烈钧都五十多快六十了，身体是个药罐子，早就带不了兵了。
按常理，像他这种级别的元老，这种时候发个通电骂两句，喊喊口号，哪怕把老婆孩子送去国外避难，也没人会指指点点。
当时国民党里头，这么干的高官一抓一大把。
但李烈钧心里的算盘，打得是另一套路数。
他把家里五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全给叫到了跟前。
这五个儿子，大部分都是华世琦生的。
那是他费尽心机抢来的女人给他留的血脉，平日里宝贝得不行。
现在的选择题是：把儿子藏在翅膀底下养老，还是送出去当炮灰？
李烈钧拍板了：全送走。
他对儿子们撂下一句话：“老子老了，拿不动枪了。
你们去，替我去打鬼子。”
这不是作秀演戏。
那是绞肉机一样的战场，子弹又不长眼睛，管你是都督的公子还是老农的娃，碰上了就是个死。
他把这五个儿子分别塞进了黄埔军校、远征军，有的去扛炮，有的去冲锋。
后来，真就有两个儿子把命丢在了战场上，再也没回来。
蒋介石听说了这事儿，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大为触动，提笔写了一块匾——“五子从戎”。
这块木头牌子的分量，比什么高官厚禄都要沉。
你回过头再看李烈钧这人，真的会觉得脑子分裂。
对着龚永，他是冷血的算计鬼，为了个女人能拿兄弟的命去填坑；
对着国家，他又成了热血的硬汉，为了抗战能拿亲儿子的命去堵枪眼。
这就好比是黑与白两种极端的颜色，硬生生涂在了同一张画布上。
其实，这就是民国初年那帮军阀的典型嘴脸。
在他们的脑回路里，“私欲”跟“大义”这俩词儿是不打架的。
在那个法律是个摆设、枪杆子就是道理的年代，他们信的是丛林那一套。
看上女人了？
抢！
看上地盘了？
打！
在这个层面上，他们自私、野蛮，跟土匪没两样。
可一旦外敌打进来了，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坎儿，他们骨子里读圣贤书读出来的、受正规军事教育练出来的“士大夫”劲儿，又全冒出来了。
在大义面前，这帮人心里有条底线，那是死也不能踩的。
李烈钧就是这种矛盾体的顶配版。
他在江西搞治理的时候，那也是真刀真枪地干实事。
这也说明，他不是那种光知道刮地皮的草包。
1946年那场盛大的国葬，其实就是对他“公德”这本账的最后结算是。
大伙儿都不约而同地把龚永那档子事儿给忘了。
因为在那个山河破碎的节骨眼上，一个能把五个亲儿子送上火线、一辈子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死磕日本人的老将，他的“功”实在太硬，硬到足以把那桩私德上的烂事给遮过去。
至于华世琦，她陪着李烈钧走完了下半辈子。
1962年，她安安静静地走了，最后跟李烈钧合葬在了江西武宁。
那个当年的“受害者”，后来成了风光的“李夫人”，又成了儿孙满堂的老祖宗。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她到底有没有原谅李烈钧当年的手段？
还是说，在那个乱世里，依附一个强者本身就是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这些心事，早就烂在泥土里了，没人知道。
咱们今天再看李烈钧，很难简单地给他贴个“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
你要是光盯着“龚永案”，他就是个卑鄙下流的小人。
你要是光看“五子从戎”，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这么粗粝。
英雄的袍子底下，可能爬满了虱子；而那个满身污点的人，在关键时刻，可能又是那个挺起胸膛挡子弹的人。
李烈钧这一辈子，就是这种“灰色”最好的样板。
他用兄弟的血染红了自己的私欲，转头又用儿子的血洗刷了自己的灵魂。
这两笔账，历史都给记下了，一笔也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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