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同志，国务院决定免去你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1960年1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一份薄薄的文件送到了燕南园63号，那个倔强的老头只是平静地接了过来。
没有什么激烈的争吵，也没有预想中的痛哭流涕，这位80岁的老人甚至连一句辩解都没有，就开始默默收拾那堆没人愿意看的数学手稿。
大家都以为这老头是怕了、认怂了，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那道关于26亿人口的数学题，他算得比谁都准，只是那时候没人愿意相信那个恐怖的答案。
01
这事儿还得从1953年那场让全国人民都乐开花的普查说起。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大家伙儿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觉得人多就是好办事，人多力量大嘛，家里多添几口人那就是多几双筷子的事儿。
国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在这一年，搞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结果一出来，那数据漂亮得不得了：6亿0193万8035人。
这数字一公布，大街小巷都在敲锣打鼓，报纸上也是一片喜气洋洋，好像咱们一下子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可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份喜悦里的时候，刚当上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却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对着那份普查报告，眉头锁得像个解不开的疙瘩。
这老头是搞经济学的，对数字敏感得要命。
他盯着那个官方公布的增长率——千分之二十，心里总觉得不对劲。
这数据是抽样调查出来的，也就是用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来的，看着是挺科学，可马寅初觉得这数字太“温和”了。
他不信邪，既然坐在北大校长这个位置上，就不能光看文件不看地。
于是，这位70多岁的老人，在这个大家都忙着庆祝的时候，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助手，一头扎进了上海和浙江的农村。
这一查不要紧，查出来的结果直接让他后背发凉。
上海的人口净增长率根本不是什么千分之二十，而是高达千分之三十九。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像是往一个本来就快满的水缸里，拿着高压水枪拼命注水。
马寅初回来后，拿起算盘就开始推演，他把这几年的粮食产量、耕地面积和人口增长速度放在一起，算了一笔大账。
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最后得出的那个数字，让他捏着笔的手都在抖。
按照这个速度生下去，根本用不了太久，只要50年，中国的人口就能达到26亿。
26亿张嘴啊，那时候的中国耕地就那么多，拿什么去填这26亿个无底洞？
这哪是生孩子，这分明是在给未来埋雷，而且是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
02
马寅初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必须得说点什么，哪怕这话再难听，再没人爱听。
他连夜趴在桌子上写文章，题目起得也直白，就叫《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
他的想法很简单粗暴：现在不刹车，将来车毁人亡，想刹都刹不住。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马寅初兴冲冲地带着他的稿子去了，他特意把这篇稿子交到了浙江代表小组，想听听老乡们的意见。
他满心以为，大家看到这个惊人的推算，会像他一样着急，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结果呢？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小组讨论会上，代表们拿着他的稿子，表情那叫一个精彩。
有的代表翻了两页就扔在桌上，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觉得这老头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还怕养不活这几个人？
有的代表倒是客气点，但也只是敷衍地点点头，转过头就跟旁边人聊起了别的，压根没把这事儿当回事。
更有人私下里嘀咕，说马寅初这是在唱反调，大家都在喊人多力量大，他非要说人多是祸害，这不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吗？
马寅初坐在角落里，看着这帮人的反应，心里凉了半截。
但他是个倔脾气，既然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先把稿子收回来，等机会，他就不信这个理儿讲不通。
这一等，就是两年。
1957年，机会似乎真的来了。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把这事儿提了出来，这一次，上面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毛主席听完他的汇报，竟然点了点头，还当场夸了他，说这件事可以讨论。
这一点头，马寅初那个激动啊，觉得自己这几年的冷板凳没白坐，终于要云开雾散了。
当时还有个重量级人物也站了出来，就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
这俩人那时候好得跟亲兄弟似的，在会议上还要坐在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控制人口这事儿摇旗呐喊。
看着这架势，好像控制人口这事儿马上就要板上钉钉了，大家都觉得这回稳了。
03
可谁能想到，这看似顺利的局面，还没开始真正落实，内部就先出了岔子。
问题就出在这个“怎么控制”上。
马寅初和邵力子虽然大方向一致，但到了具体的手段上，这俩老头谁也不服谁，直接杠上了。
邵力子的路子比较“野”，也比较直接。
他主张大力推广避孕，而且提议要放开人工流产，甚至还要把结婚年龄往后推，用他的话来说，既然怀上了不想生，那就做手术拿掉，简单干脆。
马寅初一听这话，胡子都气歪了。
这老头虽然是学西洋经济学回来的，但他骨子里有着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对生命的敬畏。
他坚决反对人工流产。
在他看来，孩子只要在肚子里成了形，那就是一条鲜活的命，除非是母亲身体实在不行了，为了保大人的命才能做手术，否则绝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打掉。
如果把堕胎当成控制人口的手段，那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是杀生，这事儿他马寅初绝不答应。
那不让堕胎，这人口怎么控制？
马寅初给出的招数是：收税，也就是用经济手段来卡。
他提议，一对夫妻生两个正好，咱们国家奖励；要是敢生第三个，那就对不起，国家要收重税，罚得你肉疼。
这招在当时看来，简直太超前了，超前到没几个人能接受。
老百姓一听这还了得，生孩子还得交税？这不是变着法儿从我们口袋里掏钱吗？
而邵力子那边也觉得马寅初这招太迂腐，太慢，不如手术来得快。
原本坚固的联盟，就因为这手段上的分歧，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紧接着，局势变得比翻书还快。
1958年，外面的风向突然变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马尔萨斯人口论”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马寅初那套理论，一夜之间从香饽饽变成了大毒草。
报纸上天天有人写文章骂他，说他这是在给社会主义抹黑，说他没人性，甚至有人说他是想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
有人还拿出了最新的粮食数据，说咱们现在的粮食亩产都多少万斤了，哪怕再多十几亿人也养得起，你马寅初就是在杞人忧天。
04
这风暴刮得越来越猛，直接刮到了北大燕园。
北大校园里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甚至有人跑到了他家门口去贴，连他出门散个步，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说这老头思想有问题。
马寅初的日子不好过了，但他依然像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周恩来总理看着这局面，心里也不是滋味。
总理是了解马寅初的，知道他是一心为国，但这形势逼人强啊。
为了保住这位老专家，总理特意把马寅初请去谈话，那是推心置腹，语重心长。
总理的意思很明白：现在的形势你也看到了，大家都在批判你，要不你就服个软，写个检讨，认个错，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我也好帮你说话。
这要是换个圆滑点的人，借坡下驴，写两句不痛不痒的检讨，这官也就保住了，晚年也能过得安稳点。
可马寅初是谁啊？那可是当年敢跟蒋介石拍桌子骂娘的主儿。
他听完总理的话，回去之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又把那篇《新人口论》从头到尾核算了一遍。
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小数点，每一个推导过程，他都反反复复地验算。
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既然没算错，凭什么认错？
第二天，他给中央递交了一份《重申我的请求》，里面那句话，硬气得让人想哭。
他在文章里写道：我这把老骨头了，本来想既然大家都反对，我就闭嘴算了。但我这人就是有个毛病，既然是为了国家好，我就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我更爱真理。
这话一出，彻底没退路了。
批判的声音像海啸一样扑过来，从学术问题直接上升到了立场问题。
但马寅初依然每天坚持洗冷水澡，坚持做操，坚持那个不被理解的真理，哪怕全世界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也觉得自己是对的。
05
结局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还是来了。
1960年1月3日，马寅初接到了那份免职通知。
那天，北大燕园的风很大，吹得树枝乱颤。
马寅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了什么，也许是在抚摸那些书本，也许是在最后看一眼他心爱的校园。
出来的时候，他只带走了几件旧衣服和那堆没人要的手稿，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
他走得静悄悄的，就像他当年静悄悄地去搞调查一样。
离开北大后，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人口问题。
一直到1982年去世，这位百岁老人再也没有回过北大，也没再提过那道让他丢了官的数学题。
他只是在家里，看着报纸上那个不断攀升的人口数字，看着那个数字一点点逼近他当年的预测。
那时候，中国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公交车都要靠人推才能关上门，买粮买布都要排长队。
那个曾经被嘲笑的“26亿”的预言，虽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但那种人口膨胀带来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地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肩膀上。
马寅初这一走，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声音，留下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沉重的问号。
这事儿啊，最后谁也没赢。
那个因为算对了一道数学题而被赶下台的老人，用他剩下几十年的沉默，给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句号。
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呢？
当初邵力子提议要堕胎，马寅初觉得那是杀生，坚决不干，非要搞罚款。
结果后来为了控制人口，还是不得不走上了引产流产这条路，多少家庭为此流了血、流了泪。
若是当年能听马寅初的，早点用经济手段控制，早点搞计划生育，咱们后来至于搞得那么惨烈吗？
可惜啊，历史这玩意儿，从来就没有后悔药可买。
马寅初活了100岁，他亲眼看着中国的人口突破了10亿大关。
那时候，国家终于承认他当年的理论是对的，给他平了反，还让他当了北大的名誉校长。
可那又怎么样呢？
那个在1960年冬天，背着行囊落寞离开燕园的背影，再也回不来了。
那道数学题是算对了，可这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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