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十七章，以一段极简的排比，勾勒出治理境界的四重阶梯：“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寥寥数语，不仅是政治哲学的深刻洞见，更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权力形态演变的冷峻观察。从“不知有之”到“侮之”，每一级阶梯的下降，都意味着治理者与民众之间信任的流失，以及权力对生活世界干预的加深。而全章最终落于“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自然”二字，正是老子心中理想社会的终极标志：不是统治者的伟绩，而是民众对自己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发自内心的认同。这一章所揭示的，是一种超越“有为”与“无为”二元对立的治理智慧，一种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成就自身、并将成就归于自身的至深奥秘。
“太上，不知有之”，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此处的“不知”，并非统治者刻意隐藏自己，而是其存在方式已然与民众的生活世界融为一体，以至于民众根本意识不到有一个“统治者”在上。这正如鱼游水中而不知水，人生存于道中而不觉道。这样的治理者，不发布繁苛的政令，不进行过度的干预，不制造引人注目的“政绩”，不追求民众的感恩与颂扬。他们如春风化雨，如阳光普照，滋养万物却从不彰显自身。这种“不知有之”的状态，正是第五章“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真义——不是冷酷无情，而是彻底消解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让治理成为一种如同自然规律般的、无须被意识的存在。
“其次，亲而誉之”，是治理的第二重境界。在此阶段，民众能够感知到治理者的存在，并且心怀亲近与赞誉。这已是相当不错的治理状态，儒家所推崇的仁政德治大抵在此层次。民众感念统治者的恩德，称颂其贤明，这种关系甚至成为许多政治理想中的典范。然而老子将其置于第二等，恰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洞见：当民众需要“亲而誉之”时，意味着治理者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被特别感知的对象，意味着治理已经从“自然”的状态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显性的存在。恩德虽厚，却已落入了“有为”的窠臼；赞誉虽盛，却已然暗含着对“无恩”的遗忘。更关键的是，这种依赖型的治理关系，一旦遭遇继任者德行不足，极易滑向更低层级。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是治理的下滑轨迹。“畏之”意味着权力开始依靠威慑与禁令维持统治，民众因恐惧而服从，信任已基本流失。“侮之”则是治理的彻底崩坏——民众不仅不再服从，反而公开轻侮统治者。从“不知有之”到“侮之”，老子揭示了权力演变的内在逻辑：任何治理形态的正当性，最终都系于“信”这一根本。当治理者自身“信不足焉”，便必然招致“有不信焉”的回应。这里的“信”，既指统治者对民众的真诚与守信，也指其与“道”的契合程度。权力的每一次彰显，每一次强制，每一次自我标榜，都可能损耗这种本源的信任。当信任耗尽，再威严的权力也终将沦为被轻侮的对象。
“悠兮，其贵言”，是老子为治理者开具的药方。“贵言”者，不轻言，不滥言，不言而无信。这正是对前文“行不言之教”的具体落实。治理者应如那“悠兮”的存在，言语虽少，却字字如鼎；政令虽简，却事事合道。如此，方能实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全章乃至整个《道德经》政治哲学中最动人的画面：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繁荣而和谐，但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并不认为是某个英明君主或伟大领袖的功劳，而是由衷地感叹：“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生活的。”这便是“不知有之”的最高体现：治理已内化为生活的常态，权力已消融于存在的自然。
在宣传无孔不入、政绩工程层出不穷、领袖崇拜屡见不鲜的当代，“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治理至境，既是遥远的理想，也是深刻的批判。现代政治往往过度迷恋“可见性”——政策的可见、成效的可见、领导人的可见。每一次宣传都在强化权力的存在感，每一次表彰都在巩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二元结构。然而老子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成功的治理，恰恰是让民众感觉不到被治理的治理；真正深刻的变革，是让变革后的生活成为民众自然而然的日常。当每个人都把成就归于“自然”而非“恩赐”，把秩序归于“本然”而非“管理”，这个社会才真正达到了“道”的境界。
因此，第十七章的永恒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治理质量的终极尺度：不是GDP的增速，不是国际声望的高低，甚至不是民众满意度的数字，而是民众是否能在功成事遂之后，发自内心地说出“我自然”。这“自然”二字，是对一切权力自我神化的消解，是对一切政绩自我夸耀的超越，是治理者与民众之间最深层的和解，是人类社会与宇宙大道之间最本源的合一。在这“不知有之”的至境中，权力隐退了，而生活显影了；统治者沉默了，而万物喧哗了。这便是老子留给后世的最深沉的治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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